杨钧月　周捷　方秋铧

摘 要：梳理了貴阳老城核心区域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信息，识别出该区域内潜在文化街道，并运用大数据空间计算和数据分析技术，对范围内的文化街道空间现状进行了分析计算，将文化街道空间分为封闭型、紧密型、半开放型和开放型四类。依据文物特征和街道类型，本文提出三点文化街道空间塑造方法的思考，即：从文物保护到街道整体空间塑造，从物质空间保护到非物质文化挖掘，从历史文化复制到城市时代文化彰显。

关键词：大数据;文化街道;空间塑造;贵阳

中图分类号：850.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5-0034-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5.006

An Exploration of Methods to Rebuild the Cultural Streets in the Old Guiyang City Based on Big Data Technology

YANG Junyue， ZHOU Jie， FANG Qiuhua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China）

Abstract： Using big data technology， this paper recognized the historical streets in core area of old Guiyang City， and then classified the streets into 4 categories， which are enclosed type， tight type， half-open type and open type.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stree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relics， the paper proposed 3 methods to build cultural street space： 1） from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to the shaping of the overall space of the street; 2） from material space protection to the exca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e; 3） from the replication of historical culture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urban times culture.

Key words：Big Data; Cultural Streets; Space Building; Guiyang

城市街道作为城市的主要公共空间，是城市中主要的步行空间，也是城市文化重要体验场所之一。《街道的形象》一文详细论述了城市文化与街道的关系，以及以街道为载体的各类城市文化表现方式[1]。可见，城市中文化资源集中的街道空间保护与发展，对城市文化传承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街道空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旧城街道文化空间被侵蚀，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空间秩序被打乱。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城市文化传承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应受到重视，城市街道空间作为城市文化展示的重要平台，在设计规划上需充分尊重当地文化的现状和历史印记，保护城市文化发展过程，传承城市历史文化。

大数据技术作为一种新的人类行为活动记录方式，能够反映和再现物理空间特征，为观察、分析和规划城市空间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本研究借助大数据空间计算与分析技术，识别贵阳老城区文化街道空间，通过数据分析展示其空间现状分类及特征，揭露贵阳老城区文化街道保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讨文化街道空间塑造的策略与方向，以期为国内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提供借鉴。

一、贵阳老城发展历程简述

1.古代贵阳城

贵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属牂牁国辖地，战国时期属夜郎国辖地，汉武帝时期始为开拓西南夷的中央管辖地。经过两汉、隋唐、宋朝的发展，直至元朝，贵阳城才初具形态，时称顺元城。元代贵阳城城垣狭小，为土质，范围大致属现今南明区，仅有0.97 km2，东起老东门，西至大西门，北至勇烈路（元代钟鼓楼），南至大南门[2]。明朝洪武年间（1382）第一次大规模修建贵阳城，新建有柔远门、德化门、武胜门、圣泉门、朝京门，城墙为石砌，城市外扩约9里，北面扩至现喷水池附近，城市范围大部分仍属现南明区。直至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贵阳正式成为贵州省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长期活跃在统治舞台的少数民族文化几乎被汉文化所取代，也是在这一时期初现贵阳城的完整形态。明天启年间（1626），贵阳城第二次扩建，城垣范围增至2.26km2，于北门外新建六广门、威清门、新东门、红边门，贵阳城垣基本定型。明末的贵阳城范围包含了现贵阳市环城路以内的地区，大致在今南明区范围内，清代贵阳城仍然维持内外两城的形态，全城街道共计123条，城市商业得到发展，外城以大十字为中心，是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街道共43条。内城街道80条，商业亦是以十字口为中心向外发展[3]。

2.近现代贵阳城

近代，贵阳城未直接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城市发展无明显殖民主义城市特征，城市依旧保持明清两代的内外两城格局。伴随着商贸发展，城市中心区出现一些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商业建筑和私人府邸。辛亥革命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开始影响贵阳城，工业设施在城市中心区出现，现代建筑形态开始逐步取代中国传统建筑及空间。民国二十八年（1939），贵阳城市中心区被日军轰炸，毁掉大半。在民国政府《都市计划法》的推行下，贵阳中心区的建筑以行政办公、零售商业为主，并混合居住和工业建筑。改革开放后，随着1986年公布的《贵阳市城市总体规划（1986—2000）》的实施，贵阳中心区行政、商业均有所发展，出现高层建筑，但工业建筑仍占据大量城市中心区空间。

二、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1.研究范围

贵阳市两城区（南明区、云岩区）是记录贵阳城历史发展最完整的区域，也是贵阳城市文化层次最丰富多元的区域。本次研究将范围确定为贵阳两城区核心区，东起贵阳绕城高速，西至花溪大道，南起中华路南段，北至北京路。重点研究两城区核心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及文物保护单位毗邻街道的空间特征和利用现状。研究将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毗邻的街道称之为贵阳市文化街道。

2.研究方法

基于文献研究的信息可视化：查阅相关文献，梳理出贵阳市现有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信息，运用数据信息可视化技术将文物保护单位信息对应到城市空间上，从而研究两城区核心区域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为贵阳文化街道空间研究奠定基础。

基于街景图片大数据的定量分析：收集研究范围内街道图片大数据，确定文化街道相关空间指标，通过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等量化分析方法，运用GIS几何（街道骨架变量）技术[4]35分析总结出文化街道空间特征。

三、贵阳老城核心区域文化街道识别

城市中的文物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凭证，展现着城市历史文化特征。城市文物保护单位毗邻的街道，通常都映射着文物保护单位所蕴含的历史人文，是人们体验城市文化的重要空间。在此，我们将文物保护单位毗邻的街道定义为文化街道，通过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研究即可识别出城市文化街道的空间分布。

本次研究以贵阳市已经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文物分布依据。截至2019年5月，贵阳市共公布7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136处，其中位于南明区和云岩区的有60处。位于本次研究范围内的有23处，如表1所示。

位于研究范围内的23处市级文物，近现代的占12处，清代的6处，明代的5处，无元代的文物保护单位。明代的文物保护单位所处城市空间最为开敞，多为古迹遗址、古石窟、寺庙等。研究范围内清代文物主要是寺庙、古建、古井，多是沿街布置。近现代遗留下来的文物以古建为主， 且多为别墅、公馆、银行等富有民国时期风貌的建筑，除校区内的毛主席像外，均为沿街建筑。

从文物保护单位的年代来看，年代距今越久远，遗留下来的文物越少，越急需保护。研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元代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5处明代文物单位，4处与街道之间距离较远，文物的文化传播功能需要在毗邻街道空间的“协助”下才能顺利完成，如街道文化意象塑造等。清代和近现代的文物保护单位虽大多为沿街布置，但文化特色存在明显差异。明代建筑多为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群或特色文化空间遗址，所蕴含的文化重点体现在文物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上，如古井周边的市井生活空间，古寺庙建筑群空间与植物造景的互动等，其文化保护与传播需要延伸至周边环境，如街道空间。而近现代的文物保护单位以独栋建筑为主，多为商业、行政办公和高档居住建筑，沿街立面的辨识度和完整性是其文化传承的基础。

可见，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方式需根据文物的年代、类别及所处环境等来论证，不能一概而论。而文物毗邻的街道应根据文物的特征，塑造呼应文物的特色的独有街道空间，达到文物文化准确传播和有效传承。

四、大数据下贵阳老城文化街道分布及空间现状特征

利用大数据空间计算和数据分析技术，对贵阳老城核心区内文化街道空间进行量化分析和分类，揭示文化街道空间现状特征。

1.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借鉴龙瀛先生提出的图片城市主义思想[5]和街道城市主义[6]思想，收集网络开源街景图片作为基础数据。为了将文化街道空间特征与其他街道空间特征进行对比，将本次街道空间图片收集范围适当扩大，街景图片主要来源于腾讯街景图片大数据，本次共收集2 000多张街景图片，分析了1 153段街道空间。借助专业程序识别并分類提取街景图片中的空间数据，再通过GIS对数据进行汇总整理。

2.指标与数据

构建街道空间量化指标是本次研究核心关键，直接影响街道空间现状诠释与分类，本次研究借鉴切斯特·沃勒格·哈维2014年提出的GIS几何（街道骨架变量）理论，将街道墙面连续性、高度、建筑长度、街道宽度、长度及相应的变化值作为测量变量来描绘街道空间的现状[4]35。GIS几何理论的优势是其详细多样的指标，能够更直观地表述街道空间特征，但街道空间微观设计特征表达不足，如建筑材料、色彩、造型、街道声景和卫生条件等主观意识上的感知因素没有量化指标。

本次研究的指标包括7大类、11小类，见表2。

整理分析研究范围内及周边地区1 153段街道数据，结合开源卫星地图，得到街道空间数据，对各项指标计算标准差和平均数，所得数据如表3。

数据收集范围内共计有7 398栋建筑，从街道平均宽度上来看，范围内多为双向两车道街道。建筑平均高度为10.32～19.70米，以底层和多层建筑为主。街墙连续度体现了建筑宽度在街道长度上占比的问题，总体上看，建筑在街道长度上占比较高，密集处达59%，稀疏处也达到42%。根据偏态量计算公式CV=标准差/平均数，计算各项指标的CV值（合理范围应为5%～35%），发现数据收集范围内街道空间指标的CV值均高于最大偏态值35%，说明老城核心区街道空间存在明显不同，街道种类有很大差异。因此，可将数据收集范围内的街道空间依据数据进行分类，再根据街道分类结合文物保护单位类型和现状，提出文化街道空间保护和发展建议。

3.文化街道空间现状类型

利用SPSS软件，对整理后的空间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相关变量中贡献值较大的变量，作为新的数据主成分。在11个指标变量中提取出3项主成分，总贡献量为64.8%，分别为建筑高度（较高、较低）、街墙连续度和建筑数量。根据这3类关联性最大的指标对街道空间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将数据收集范围内的街道分为封闭型、紧密型、半开放型和开放型4类。分类数据如表4。

封闭型街道的街墙连续度高，两侧建筑平均高度高，多为多层或高层建筑，人眼视角下的街道空间狭窄，对街道文化塑造局限较大。

紧密型街道与封闭型街道在街墙连续性和建筑数量上是相似的，但建筑多为底层建筑，或临街的高层裙房，建筑高度低于封闭型街道。

半开放型街道建筑数量较少，街道两侧街墙连续性差距较大，建筑间距较大，有独立分布的特点。

开放型街道空间开阔，街道两侧多出现广场、公共建筑或空置地等，街墙连续性低，视线遮挡较少。

将街道空间分类和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对应到GIS路网中，可见研究范围内的文化街道空间均属于封闭型街道空间或半开放型街道空间。明清时期的文化街道空间大多为半开放型，为塑造中国传统文化街道空间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条件。近现代时期文物单位毗邻街道空间类型分成封闭型和半开放型两类，这与该时期文物的类型有密切关系。

五、贵阳老城区文化街道塑造思考

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城市中的街道空间经历了“自下而上”生长、“自上而下”建设、二次开发改造等过程。在此过程中，街道承载的城市历史记忆功能越来越弱，“千街一面”的现象频频出现，一些二次开发改造的文化街道，甚至出现复制文化景点、堆砌文化要素的现象，这是对街道空间历史文化的建设性破坏。由此可见，科学合理的文化街道空间塑造方式，对延续城市历史文化至关重要，基于上文中城市文化街道识别和文化街道分类方式，现以贵阳老城核心区文化街道为例，提出文化街道塑造的几点思考。

1.从文物保护到街道整体空间塑造

傳统的文物保护方式是根据《文物保护法》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划定文物保护范围，主要是在文物保护单位之外再划定一定距离，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真实与完整，并对周围环境、历史风貌进行控制，以此构成文物三重保护体系，即“文物—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7]。然而，文物所蕴含的文化不仅在文物本身，还系统化地反映在文物周边的区域空间上，反映在进入文化空间的过程中。也就是说，文化街道以文物作为“在地文化引擎”，整体塑造其街道空间历史文化景观，规划设计文化空间的体验过程，是更科学合理的文化保护方式，也是街道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发展方向。

以贵阳为例，老城核心区明清时期的文化街道多为半开放型街道，街道两侧建筑间距较大，建筑多为底层和多层，为塑造明清文化街道氛围提供了可能。可根据文物本体的文化和时代特征，改造周围建筑外立面，增设文物文化体验入口空间，增加和文物相关的文化体验空间，延展文物对文化街道的影响，借文物所蕴含文化之力，造城市文化街道之景。

2.从物质空间保护到非物质文化挖掘

传统的文物保护多是对文物本体的保护，虽对文物历史文化内涵有深度挖掘，但多局限在文字和图片宣传上，在行为空间上的表达不强。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现象十分繁杂，除了有形的物质形态本身，还有透过物质形态传达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等非物质形态文化，是城市独有的神态和风采。由于无形的历史文化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来被人们理解和感知，对这类非物质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往往会回归到对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上。

以贵阳为例，研究范围内部分近现代时期文物所属街道为封闭型，多为商业建筑和行政办公建筑遗存，街墙连续度高，街道两侧多为多层和高层，街道视角狭窄，增设与文化相关的大型文化设施的成本较高。此类文化街道的空间塑造需要借助规划的力量，根据文物建筑的功能特征，调整文物周边建筑的功能，与文物建筑功能相呼应，活化文物所在的城市空间的历史文化，让在周围工作或生活的市民有历史文化参与感，增强市民文化自信，传承城市历史文化。与此同时，必要的物质空间形态改造是必要的，如建筑外立面改造、街道家具设计等。

3.从历史文化复制到城市时代文化彰显

将城市文物历史文化融入到城市街道空间塑造中，是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重要体现方式。但一些城市街道文化空间的设计一味追求对历史文化的还原，文化街道空间塑造拘泥于仿古，制造出许多“假古建、假古董”，忽略了文化街道同样需要体现时代精神，适应当代城市发展的需求，满足现在人们的审美喜好，这样全盘追求“历史感”的文化街道往往得不到大众的喜爱。因此，无论是哪个时代的历史遗存文物，还是何种类型的街道形态，在街道文化空间塑造上都需要彰显当代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1] 李艳平.《街道的形象》中城市文化之再解读[J].高教学刊，2015（5）：99-100.

[2] 贵阳市规划管理局.贵阳规划历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67-72.

[3] 贵阳市志编辑委员会.贵阳百年图鉴[M].贵阳：贵州人民出社，2001：334-337.

[4] HARVEY， CHESTER WOLLAEGER.Measuring Streetscape Design for Livability Using Spatial Data and Methods[D]. Vermont： Graduate College， University of Vermont，2014.

[5] 龙瀛，周垠.图片城市主义：人本尺度城市形态研究的新思路[J].规划师，2017，33（2）：54-60.

[6] 龙瀛.街道城市主义新数据环境下城市研究与规划设计的新思路[J].时代建筑，2016（2）：128-132.

[7] 师磊.文保单位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划定问题探讨[N].中国文物报，2019-05-29（3）.

（责任编辑：杨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