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权

摘 要：两宋女子生子后，要担当起母亲的角色与责无旁贷的教子重任。在其意识中生子必教，她们或为子择师而教并鼓励孩子广交贤达之士，或设家塾以教，或亲授经史，或学孟母为孩子创造良好受教环境，或斥资购买图书供子阅读等，既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受教环境，又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母教形象，在中国教育史上可圈可点。

关键词：两宋;母教;教子生活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5-0001-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5.001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The Mothers’ Godson Life in the Two Song Dynasties

ZHAO Guoqua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China）

Abstract：In the two Song Dynasties， after the birth of a child women were assumed to play the role of mother and shoulde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for godson. In their consciousness it was a must to teach children after birth， either chosing teachers for their children and encouraging them to meet the sage， or using family rooms as classrooms for their children to be taught by someone esle. Sometimes， they themselves taught their children history or， as Mencius mother did， created a good teaching environment for their children， or bought books for their children to read. All this not only created a good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to receive education， but also established a good image of mother education for later generations， which is remarkab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Two Song Dynasties; mother education; godson life

母爱固然是一种天性，但仅仅停留在爱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韩非早有“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的警告，颜之推对“世间无教而有爱”的现象及严重后果亦给予密切关注，认为如对孩子“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呵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1]8。司马光更是针对“慈母败子”问题，在《家范》中明確指出：“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为避免“爱之而使陷于危辱乱亡”的家庭悲剧，司马光要求为人之母者对孩子要“爱之当教之使成人”[2]。无论是韩非、颜之推抑或是司马光，所强调的都是母亲对子女“教育”之重要。正是基于有母训、有规训、有教训，两宋女子几乎都很重视对子女的教导，无论丈夫处于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她们都义无反顾地将教育子女视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视为一种重要的日常生活，在她们所理会的教育信念的引领下，遇物则诲，相机而教，呈现出一幅幅生动、有趣、有效的教子生活图景。

一、生子必教之终身

对子女教育的认识程度决定着教育的方式及子女将来的出路，查两宋女子的教育事迹，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女子在生子之后总是坚持以教育为先，或者说她们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生子必教。如：北宋宣德郎赠少师周弁之母施氏，孩子出生时丈夫周良史就已过世。施氏22岁便孀居守节，因家贫难以生存，父母曾“欲夺而嫁之，毅然守志不可回”，儿子周弁也便成为施氏的唯一依靠。虽然家穷，但施氏并没有忽略或放弃对周弁的教育，尤其在当时“闾里未知读书”的情况下，颇有远见的施氏则“始教其子”。对施氏的教子行为，邻里都觉得不可理解，有的持以同情的目光对她说：“莫若使田，富贵焉可必。”有的则持以嘲笑的态度对她讲：“是见钱迟，其穷可立待也。”但无论邻里如何风言风语，都没有动摇施氏教子的信心，反而更加坚定她教子成人的决心，所谓“自信不疑，而教之愈笃”。后来，施氏还让周弁到四明的舅舅家“求良师友以训诲之”。每当周弁出外或赴京师就学，施氏都牵挂不已，“行之日饭素祷于家，俟其还无恙，乃为肉食”，且“自学以至仕，装橐悉自办，不取诸邻里，至鬻衣奁以资之。有宾客至，必亲为之执爨具食，无少倦，故少师益得以结贤士大夫，就成其业”。 由于周弁自幼体弱多病，还患有一种皮肤传染病“累年不能疗”，施氏都“亲自抚视，至达旦不寐”。在施氏的悉心呵护与教导下，周弁18岁荐于乡学，仁宗嘉祐六年（1061）参加进士科考试“以文章取高第”，从此邻里对施氏刮目相看，“乃知孺人为善教子也”[3]269。周弁也深受母亲的影响，7个儿子都先后中进士，一个女婿也是进士出身，故有“一门七进士，连女八登科”之誉。

湖州乌程县人、右承事郎沈异之的妻子钱氏，当其有了第一个孩子沈长卿时，“闾里未知教子弟为学也”，可知当地文化教育的落后，多数家庭都不太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墓志铭中没有过多描述钱氏的家世及早年受教情况，只是提到从其曾祖、祖父及父亲三代“皆隐德不仕”，应是一位平民家庭出身的女子。然钱氏看到长卿自幼聪颖，将来定有作为，便依然“相其夫督教之，不惮寒暑，既授之书，且约以礼义”。一旦发现长卿“言动小愆，与肄业弗勤，则痛惩之，俾悔伏乃已”。后来，沈长卿凡出外就学、交游师友及负笈游京师等，“资费虽广，不少靳”。钱氏的一路支持和鞭策，使得长卿驰声于太学，未几“登进士甲科，于是里人始荣之，而叹孺人之识非凡女子比也” [4]283。钱氏不同于施氏之处，在于施氏是寡居教子，钱氏是与丈夫协同教子，但结果都是如其所愿。

又如，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提到的枢密直学士张奎、客省张亢之母宋氏，她颇有远见，且胜过丈夫。丈夫张某嗜好“黄白术”，向不过问孩子的事情。宋氏趁丈夫外出，“取其书并烧炼之具悉焚之”，等丈夫回来，已被烧得一干二净，自然暴怒不已，宋氏好言相劝地说：“君有二子，不使就学，日见君烧炼而效之，他日何以兴君之门？”丈夫觉得言之有理，从此不再玩弄黄白术。宋氏也省吃俭用，“市书至数千卷，亲教督二子，使读书。……既而二子皆登进士第，仕至显官。” [5]872

母亲对子女的教导，不只是发生在“人之初”，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总是坚持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說是施教于终身，从墓志铭中对子女的病重或临终嘱托便可见一斑。如：官员史琳之妻舒氏，在丈夫死后的25年之内，她“专于家治，教勖诸子”。临终之时，舒氏让家人把所有子孙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吾之诸子，率能虔事，克循先业;吾之诸孙，多识儒学，当有闻者。儿曹勉焉，吾魂有知，将享其荣，吾六十有五，不为不寿，瞑目无憾矣。”总之，要求他们“使为令人”，即都要成为一个有美好品德的人 [6]174。又如，赠曹州观察使、济阴侯赵世统之妻王氏，丈夫死后，因悲痛过度而感疾卧床不起，把子女召集到床前说：“尔曹孤幼，宜力学治身，以无忘先王之训，则吾虽死，目且瞑矣。”[7]114

总之，生子必教、施教终身，这是两宋诸多女子的教育信条，贯穿于她们的全部施教生活，也因此成就了子女读书求学乃至步入仕途的人生梦想。

二、勉励孩子外出求学及交纳贤士

按古制，男孩10岁就要为其择师以接受专门的教育，作为母亲也乐此不疲，即便是家庭再困难，也会想方设法择师送孩子去读书。如北宋官员范雍之母韩氏，丈夫死时儿子范雍才10岁，又到外出求学的年龄，虽“家甚贫”，韩氏依然“遣公就学，常质衣以为资”[8]58。程颐的得意门生贾易，7岁而孤，家里又穷，母亲彭氏则“以纺绩自给，日与易十钱，使从学”。贾易也很心疼母亲，而“不忍使一钱，每浃旬，辄复归之” [9]11 173。官员胡松年的母亲，丈夫早卒，儿子尚幼，她不辞劳苦，通过机织“资给使学”，胡松年也便“读书过目不忘，尤邃于《易》”[9]11 697。还有，南宋官员周必大的母亲，周必大在为母亲撰写的《先夫人王氏墓志》中，称自幼受母亲王氏的举业训练，诸如“教以属对诗赋”等。后来，他对母亲说“举业非吾习也”，于是母亲为其“择汴人陈先生，特使从之”。当时塾师陈先生门下弟子以百数，而王氏对塾师特以“一衣之华，一味之甘”加以敬奉，这让陈先生甚是感动，又很过意不去，叹曰：“有母如此，吾忍负之？”[10]302

如果家有丈夫，而尚未意识到送子外出读书之时，妻子也会及时提醒或规劝丈夫的。如南宋赠承事郎陈宪臣之继室时氏，丈夫陈宪臣懂医术，“务以药石济人”，时氏则考虑到包括前妻所生在内的8个男孩将来不可能都会继承父业，必须多为他们的出路着想，于是就对丈夫说：“自入君家，资用粗饶，群儿戢戢，他日所乏者非贷也。况君以医活人，多阴功，其后必大，恐不当仅仍故业。”丈夫听后感觉甚有道理，说：“是吾心也。”自此，开始让最小的儿子陈确“从师读书”，很快便“弱冠取科第起家，而学行词藻，为时闻人”，后任监察御史。而其他几个孩子，“皆修饬有立，兄弟孝友” [11]43-44 。

为子择师从学，固然是促使孩子成才的主要途径，但与贤者交游也是增长见识、磨砺学问及积累处世经验的重要方式。孔子曾言要“见贤思齐”，荀子提出要“游必就士”，傅玄更提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卓见，都是在强调交游之必要。对此，作为母亲也颇为开明，不遗余力地为孩子打造与人交游的氛围和机会，极力使其在交游中成长和成熟。

首先，支持并创造机会让孩子与士人交往。如北宋一位处士徐某之妻周氏，徐某曾外出求学，不得志而归，周氏觉得他没有作为，甚至是“耻之”，然后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与有学问的人交往，故“凡宾客至其家，周氏必手为具，尽意厚遇之，寒暑未尝惮”。有一天，本地一位要参加礼部试的学士来到她家，要拜访徐某，但徐某“以故不欲见，将谢之”。这时，周氏即刻加以制止，对徐某说：“士及门而辞以事，非君所以欲教子之意也。”说完，赶忙招呼孩子过来见见这位学士，难免要对其子鼓励一番。学士将要离开时，周氏“又资其囊以若干”。可见其用心良苦。但回报亦很丰厚，庆历八年（1048）黄庶为周氏撰写墓志铭时，就称“其子皆好学，耻不若人，盖周氏有助” [12]251-252。南宋时吉州庐陵秀才李恺之妻段氏，丈夫李恺“不幸学成而寿啬”，段氏变卖自己的嫁资来支持儿子学业，所谓“倾奁具，益买书，纵诸子交四方贤豪”，结果她的两个儿子“皆名震场屋”，乡人莫不称之为贤母 [13]301。修职郎王俊臣之妻欧阳氏和段氏一样，“至鬻簮珥，恶衣服以资其子，使从四方名士游”。丈夫王俊臣喜交宾客，甚至是“来者如林”。这自然也是熏陶孩子的最佳时机，欧阳氏便悉心招待，使“至者如归”，而她“或夜漏下四十刻燕宾客散”才能顾得上吃一口饭 [14]245。官员曾德贤之妻邹氏，则是主动邀请好学之士来到家里与其子共勉，所谓“好学之士愿与子游者，悉招延之，故其子学以成。……乡里之为妇为女者，是则是式” [14]301。

其次，对孩子所交往的对象有严格限制。其标准唯在是否“贤达”，如贤者则交之，不肖者则远之。如北宋时官员王某之妻毛氏，当听说州里有贤达之士时，便会对其子说：“苟如其为人，虽不利进取，吾何汝责。”母亲的教诲，孩子牢牢记在心里，以致“所与游，多乡里善人君子;而所习问学，知本德性，异于科举苟得之士”。程门大弟子、学者周行己称王某“所知，过人远矣” [15]162。谭篆之妻青阳氏，其子谭季壬长大后，要和他人交往，她告诫季壬说：“某可师，某可友，某当绝勿与通。”可见，青阳氏根据自己对周围人的了解，直接告诉孩子谁可以为师，谁可以为友，还有谁绝对不能与之相处等。显然，也是受荀子“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主张的影响。当然，她对孩子谭季壬的影响就更大，“故季壬名其堂曰‘愿学’，室曰‘胜己私’，皆夫人所以训也。”[16]192

再就是，对孩子的日常交往给予检查和监督，防患于未然。北宋官员张次元之妻严氏，丈夫死后，她带着孩子从丈夫任所回到故里，凡是有客人来找其子，必先询问一番，然后再作定夺，如是贤达之士，“即纵从之游，促家人为具，笑语异常日” [17]75。南宋金华学者戚如圭之母周氏，其子在外求学，每次回到家里“必问其所与游。善士也，则笑语异他日，否则神色輙不怡，故多以谨恪闻”[18]75。有的母亲会在其子与客人畅聊时，躲在屏风后面窃听，等客人走后，再对客人的言行品质议论一番，借以提醒其子可交或不可交。如南宋赠右承事郎王长方之妻徐氏，长子王信官至军器少監兼考功郎官，“每与客语，辄耳属于屏。既归，枚数曰某贤可与游，某不贤勿亲也，后多如言。” [10]309司农寺簿叶大显之妻张氏，有一次，杨简去拜访其子叶元吉，张氏因病卧床不起，于是就让女儿替自己躲在屏风后窃听，如墓志铭所言：“某访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听于屏间，尽记某之言以告。孺人举手曰：‘幸甚，吾儿得此于先生也，吾死无憾矣。’”[19]39-40

还有，每当孩子所交游的朋友来到家里，母亲认为是贤士的，都会表现出喜悦并热情款待，如北宋太子太保田况之妻富氏，也就是朝廷重臣富弼的妹妹，她常教孩子“问学取友”之道，平日“每闻有贤士大夫至，喜见颜色，亲视膳饮以进客” [20]326。官员钱绛之妻吴氏，凡是客人来到家里，吴氏总会隔着窗户加以审视，如是贤者则亲为酒食，否则力劝不宜往来，如墓志铭所载：“每客致，夫人从户窥之，信贤欤，为亲具酒食，数延见而不厌也。一有非是，力诫以绝，故二子稍长，皆好学而文。吴中多以夫人为教子法。”[21]239

三、设家塾聘师教子

两宋时虽然官学制度比较完备，但各级官学既不下县，规模亦不大，大多数适龄学童都要在书院或私学里面来接受教育，这就为子女多或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设置家塾提供了可能及发展的空间。更难能可贵的是，母亲在家塾设置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据史书所载，大部分家塾都是在母亲的运作下进行的，多会单独另辟场地来施教，甚至是建造房屋使之成为一所相对独立的家庭私学。如北宋官员周谓之妻节妇荃，周谓被派往南方镇守，一去就是二十多年，杳无音信。父母曾“欲夺荃嫁之”，但她以死相争，父母也不敢强其所难。看到孩子日渐长大，她便“筑舍于外，购书命师教之”。教室、书籍、塾师及学生具备，俨然就是一所相对正规的家庭私学 [22]1483。

相比较而言，南宋女子所经营的家塾更为常见。如官员孙稷之妻强氏，“即舍东辟屋数楹，迎师教其子，晨夜课诵，不使喜宕。” [23]133-134刘子高之妻易氏，丈夫死后倾奁教子，以致所生6个儿子均“以儒学显”。接下来，易氏又考虑17个孙男、30个孙女的教育问题，且训饬诸孙尤为用心，尤其是“即所居之南为塾，明窗净几，日延师友游息其间”。虽然有塾师教导，但易氏还“每聆弦诵声，时往听之，率宵分乃寐” [24]58。朝奉郎谭微仲之妻左氏，丈夫本来就是私塾先生，曾建有精舍及读经堂。但丈夫过世后，精舍无人维持，这时左氏出面跟族亲征求意见，说：“今儒士中谁可为子弟师？”有人说某某可以，她便多方打听，确认这位塾师能教其子后，便“始命其子聘之”，于是家塾得以持续办理，且对私塾先生之礼“益加于前”，左氏也常常是稳坐堂上“夜听诸子读书，喜而不寐，或至申旦” [14]317。

而对子女少或经济条件相对较弱的家庭，往往会聘请教师进行单独辅导，类似今日之家庭教师的角色。如北宋处士陈某之妻叶氏，陈某过世早，叶氏便“遵其志，教饬子孙，延儒师，能尽情诚” [25]354。南宋官员王安之母程氏，“缩衣节食，聘士教子”。然塾师姜庆家庭非常贫困，独与女儿在一起生活。程氏顿生恻隐之心，将其女儿接到家里抚养，后来还为其置备嫁资。不仅如此，姜庆还患有消渴疾，“每讲罢，索巨觥引满，如奉漏瓮沃焦釡，少辽缓则殆不济”。故每当姜庆开讲时，程氏都要准备好所饮之水，凡数年，且“终无倦色” [18]109-110。这既是对塾师的敬重，也是基于对子女教育的坚持。还有，崇仁县居士缪昭之妻王氏，自丈夫去世后，王氏以兴起门户自任，除经营家业外，“延名儒，课子孙以书” [26]403。

四、为子亲授经史勤督课

在孩子尚幼或未到外出从师的年龄，或因家庭困难而孩子无缘求学时，母亲自然就行使起“第一任”教师的职责。她们多能根据自己早年所受教育，或所读诗书，或所见所闻，对子女或口授或教读，或检查功课或指导书写训练，或早间促学或深夜陪读等，可以说是尽心竭力、尽职尽责。

对子女何时开始起教，《礼记·内则》早有主张，即“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等。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也对此加以发挥，要求“子能食，饲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27]241-242事实上，母亲都会依据古训，从子女能食能言时开始施教。如北宋学者杨亿的母亲，据《宋史》本传称，杨亿“能言，母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9]10 079。刑部郎中、知制诰赵槩之母高氏，生有7个儿子，赵槩最小，“自初能言，夫人日自课以书，使调四声作诗赋” [28]135。

母亲对子女所亲授之课，皆以经史为主，而兼及其他，可以说与当时官学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吻合或保持一致的，进一步说是与科举考试的导向密切相关的。当然，对女孩子来说，也有专门的授课内容。如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就要求对男孩子授以《论语》《孝经》《尚书》《春秋》等，对女孩子“亦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诫》之类，略晓大意”等。然不同家庭背景的母亲，在实际授受过程中也会有细微的差异。如北宋翰林学士王拱辰之母李氏，除授诸子《孝经》及古诗外，还授以“方田之数”，亦即教授《九章算术》之内容，用以计算田地面积等。官员史温之母夏氏，在史温4岁时就“亲授之《孝经》《论语》，复得昔贤书帖，俾之临学”。幼小的史温既要读经又要练习书帖，难免会有“缠书哭之哀”，而夏氏则“无废日严之训”，最终是史温“践场屋，以文学为时辈所推” [29]378。宋时处士巩法之妻杨氏，丈夫死时两个儿子尚幼，长子“始学步，踉跄不逾阈”，次子“尚襁褓”。但她在孩子会说话时，“皆亲授以《孝经》《论语》《毛诗·国风》，为之讲声形、正章句，具有师法”。可见，杨氏不只是让孩子背诵诗书，还为之讲解声形及章句，俨然有汉风，不亚于私塾或官学中的正规授课。也许是杨氏有此经史功底，使得两个孩子“未从外塾，而于幼学之事，各已通贯精习，卓然为奇童矣”，后来他们两个“皆举进士，中其科” [30]207。还有，鄞州士人何懋之的妻子宣希真，自两个儿子能言便“授以《论语》《孟子》”，后来虽择师就学，但回到家后，宣氏“又以《曲礼》《内则》《中庸》《大学》《冠婚》《乡饮》诸篇，时时为儿辈讽诵而开警之” [31]29。也就是说，在《论语》之外，又追加《孟子》《大学》《中庸》等经书的传授，以及通过《礼记》中的《曲礼》《内则》《冠婚》《乡饮》等名篇来进行礼节或礼仪方面的训导。

在一天当中，身为母亲从早到晚要做很多事情，而能对孩子施教的时间便主要是在早晨和晚上。早晨的功课多是督促孩子起床后的诵读，或是准备好去学塾。如南宋大夫王师伋之妻宗氏，每天早上鸡鸣时分，就让两个儿子赶快起床，即“鸡鸣趣二子起就学”[32]47。但她们会更多地在晚上来对孩子实施“夜课”，或专以检验孩子的诵读效果，如南宋修职郎王俊臣之妻欧阳氏，为督促孩子的学问，每天晚上做完其他事情后，专以陪着孩子读书，时而还会有所感悟，所谓“训诸子以学问，毎夕吹灯视其读书，黙听古人语，时若有得，曰某书某语，殆谓某事耶？往往暗合文意” [14]245。陆游好友谭季壬的母亲青阳氏，白天让孩子入学读书，晚上则又亲自为孩子补课，还动用传统的计时工具来限定时刻，即“夜课以书，必漏下三十刻乃止” [30]192。甚至是，像赠中散大夫王万枢之妻蔡氏，晚上夜课诵读，如孩子诵读未精熟，她也不睡觉，即“诸子之幼也，夫人夜课诵读，苟未精熟，夫人夜亦不寝” [33]209-210。

五、学孟母择居教子

孟母所以三迁其居，无非是要给孟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受教环境，而孟子的成才使得“孟母三迁”的故事家喻户晓，后世诸多母亲也便纷纷效仿。北宋末年处士郑某之妻黄氏，郑某过世时诸子尚幼，黄氏不仅寡居守节，还考虑到所居郊野，让孩子外出拜师求学十分不便，于是直接在郡学附近购置房屋安顿下来，所谓“亟斥卖奁具，得舍数椽，直郡庠之左”。可知，住所附近不仅有官学，还有士人的精神家园文庙，文庙中又供奉诸多人生之标杆。在如此一个濡化的环境中，其子学业自然长进不小，即“朝夕尊所闻见，盖不待三迁，果皆业儒”。难怪张元千在墓志铭中对其大赞曰：“夫善师孟母若夫人者鲜矣。”[34]435浙江诸暨的俞择之妻王氏，独自将子女拉扯大后，为让孙子俞方直接跟从学者陆佃（陆游的祖父）读书，便在陆佃住所的旁边“买邻以居”，还对俞方说：“是其谏议阴德之后，克绍其门者，又尝问道真儒，盍往归焉。”[35]256南宋鄞州士人何懋之的妻子宣希真，原来也是居住在乡下，其子长大要外出求学时，宣希真便“徙居城中，择精于教导者，俾师事焉” [35]28。

而南宋赠朝散大夫丘经之妻臧氏则与黄氏、宣氏有所不同，丈夫死后她典卖故所，带着5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在城外置田数十亩，对子女说：“耕此，教若曹耳。”即要在此过耕读生活，但也会“察士之材否，使其子择而后从”。到了晚上，她还督促孩子诵读经史，并常说：“我妇人也，不能知书之义，观其玩诵反复，清切不寐者，深于学之验也。”[36]155-156其幼子丘崈学业优异，中进士甲科，历任朝请大夫直龙图阁、两浙转运副使等要职。

六、斥资购书供子阅读

伴随印刷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仕宦之家藏书日益增多，为子女不出家门便可博览群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受此氛围的影响，一些普通家庭的女子亦便产生购置图书以供子女阅读的想法。如前边谈到的北宋女子宋氏，丈夫喜欢“黄白术”，对孩子的教育则不管不问。宋氏趁其不在家的时候，将丈夫所藏“黄白术”书籍及“烧炼之具”都烧掉。丈夫回来自然恼怒万分，宋氏便诚恳地对他说：“君有二子，不使就学，日见君烧炼而效之，他日何以兴君之门？”丈夫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不再迁怒于妻子。宋氏得到丈夫的支持，便“不爱金帛，市书至数千卷，亲教督二子，使读书”。两个儿子也很争气，“皆登进士第，仕至显官”[5]872。而南宋迪功郎黄子建之妻程氏，是在其夫仕途不顺的情况下，将希望寄托在儿子黄裳身上，于是“高价收书，厚礼聘师，庖饪必躬” [32]332。

即便是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有些母親还能变卖嫁资来换取一些图书，确实有远见之识。如南宋官至监潭州南岳庙的赵谦仲之妻李氏，“尤务教子，褚无长资，至典衣市书，每以汉唐宗室儒术相业为训……故其子皆知嗜学，又累赴国子选，人谓庶几孟母之教。”[24]76又有文林郎曾光庭之妻刘氏，在藏书与田产之间，她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即“蓄田千亩，不如藏书一束”。因而，在丈夫死后，刘氏面对5子1女、孙男15人、孙女9人的大家庭，为让他们有书来读，便“不吝金帛以求之，插架几万轴”，正因为这样，其子孙大多学业有成，所谓“子孙闻见骎广，艺业日有闻，对策集英者三，贡于乡者十二，文风蔼如也” [10]307。

七、结语

南怀瑾在谈到中国的“母教”文化时曾说：“中国文化中，维持传统的家族人伦之道的，都是历代中国妇女牺牲自我的成果，是母德的伟大，不是男士们的功劳。……母教，才是天下文化教育的大教化事业。大至国家、民族，小至一个儿女，没有优良传统贤妻良母的教育基础，那就什么都免谈了。”[37]157他的观点虽不敢完全苟同，但用来表明两宋女子对于子女教育的贡献则一点都不为过，诚如有学者所言：“在宋代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中，母亲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对于孩子的成长、对于士人家庭地位的维系乃至兴盛，都有重要的贡献。”[38]可以说，“母教”乃是两宋女子教育生活中颇为精彩的一个片段，作为母亲无不会将自己早年受教所得无私地付诸子女的成长过程。

纵观两宋女子教育子女的历程，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是她们虽没有高深的教育理论，却懂得教育子女之重要，不仅会劝说丈夫要更多关注孩子的教育，甚至在丈夫死后而周围热嘲冷讽的情况下还依然坚定教子信念不动摇;二是她们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却能担当起孩子第一任教师的重任，在家庭无力支持孩子出外求学的情况下，居然亲授经史，督促孩子的学业;三是她们虽没有高超的教育艺术，却懂得如何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诸如购书让孩子阅读、设家塾聘师教子、关注和指导孩子结交“益友”等，尤其是将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可谓“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39]633-634，虽然这种教育是随机的、散在的，乃至于星星点点的，但最终都汇聚成滋润女子心田的涓涓细流，并成就女子多重角色的一次次塑造与转换;四是她们虽然承担着繁重的“主内”事务，却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总是不遗余力、默默无闻地燃烧着自己而成就了孩子，因而也赢得两宋社会的普遍尊重。

总之，社会大变局最终铸就两宋母亲教子生活的新样态，她们有教有爱，爱教结合，既成就了子女的幸福人生和辉煌事业，又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母教”佳话，更彰显了她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半边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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