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尔铭

摘 要：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教育会社，对推动中国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会社之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终结可谓当时教育界的一大憾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二次年会的夭折主要在于制度上的缺陷，但其终结却与当时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有密切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终因与当时的教育方针冲突而再难恢复。

关键词：1920年代;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国民党;党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5-0013-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5.003

On the End of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Societies in the 1920s

LIANG Erming1，2

（1.Education College，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Jiangxi， 343009，China; 2.Vocational Normal College，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45，China）

Abstract：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Educational Societies wa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in China.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educational societies in modern China， the end of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Educational Societies was a great regret in the educational circles at that time. The abortion of the 12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Societies was mainly due to institutional defects， but its en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rty-oriented education carried out by the Kuomintang at that tim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Societies was difficult to recover because of the conflict with the educational policy at that time.

Key words：the 1920s;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Societies; the Kuomintang; Party-oriented education

成立于1915年4月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由各省和特别行政区教育会推举代表联合而成，“以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并应世界趋势，讨论全国教育事宜，共同进行为宗旨”[1]。它致力于研究和改进教育，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26年11月15日，滞留在上海准备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二次年会的各省区代表作出了暂时离沪、再行召集的决定。自此以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再也没有恢复过活动，其组织无形解散。作为20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会社之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终结令人惋惜，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一大遗憾。

一、时局变化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二次年会的延误

根据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一次年会的决定，第十二次年会将于1926年10月10日在南昌召开。作为这次年会的主办单位，江西省教育会对此次年会期待甚高，早早就成立了筹备处负责有关事务。为了保障第十二次年会的顺利进行，江西省教育会要求湖南省教育会将上次年会的相关文件物品尽快移交。然而，就在湖南省教育会表示“所有文件什物等项，有应移交本会者，有应移交第十二届事务所者，亟待办理妥定”[2]7之时，南方国民党政权的北伐打乱了这一计划。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随即誓师北伐。首先落入北伐军手中的是湖南，在七八月间就被占领了。紧接着在八九月间，湖北也被北伐军攻占。两湖地区得手以后，与两湖毗邻的江西便是北伐军的首要目标。九十月间，北伐军与孙传芳部队在江西展开拉据战，南昌两度易手。战争对南昌教育破坏极大：“乃以此次战役，学校尽成营舍，学生逃奔四散，弦歌辍响，恢复不易……省垣公私立学校，殆无不驻兵，所有校内图书仪器博物标本蕩然无存，师生衣服物件，被掠一空，诚浩劫也。”[3]

虽然江西省教育会早前“曾致函该会驻京庚款董事会董事项君，转告各省董事，速催各本省教育会，预将代表人选决定，并报告该筹备处”[4]11，但战况使全国庚款董事会各人甚感担心，觉得“刻下时局陡变，江西能否开会，尚为一问题”[4]11。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庚款董事会召集会议讨论此事。会上某董事提议，如江西不能开会应转移地方，众人皆认同，但对地点有不同意见，有主张上海，有主张汉口，最后决定建议江西省教育会将此次年会移至北京举行 [4]11。江西省教育会认为自己“筹备此会，略已就绪”[5]12，而且移京开会仍需江西省教育会承担经费，所以不愿移京开会。但南昌此时战云密布，如期举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二次年会显然已不可能。于是江西省教育会只得在9月4日致函各省区教育会，要求将此次年会推迟三星期举行。

其时云南、奉天和广西等省区代表因战时交通受阻，不得不滞留在上海。当从报纸上得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二次年会延期的消息后，代表们对三星期后能否举行年会仍是充满疑虑：“三星期后，南昌战事，是否可以停止，交通是否可以恢复，殊未能必，则大会之不易开成，自在意中。”[5]12对于江西省教育会延期三个星期举行第十二次年会的决定，全国庚款董事会也有异议。9月30日，全国庚款董事会再度开会商议此事。吉林董事提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一次年会曾决定吉林为第十二次年会的第二法定地点，因此应致函江西省教育会询问三星期后能否开会;如果三星期后仍不能开会，则本次年会可以移往吉林开会，一切费用由吉林方面负责，明年再在江西开会。但此时全国庚款董事会与江西省教育会之间的通信已经因战事而中断，加之江西董事项庚虞已经动身返赣打探消息，众董事认为应等待项庚虞的消息到来后再作决断。最后，全国庚款董事会议决“俟三星期后，江西战事，仍未停止，再由董事会向教联会事务所建议，移往吉林”[5]12。

果然南昌战事瞬间再起，江西省教育会只得在10月4日再度致函各省区教育会要求将开会日期再次暂缓三星期。但由于战争关系，消息不太畅通，各省区教育会在沪代表并没有收到消息。10月10日，云南、奉天、广西和江苏四省教育会在沪代表借江苏省教育会开谈话会，决定一面请云南、广西和奉天三省代表致函江西省教育会事务所“说明到沪候信等近况”，一面请列席的江西省教育会上届代表程其保，以私人名义致函江西省教育会询问“究竟三星期后能否开会，如其未能，亦请及早表示办法” [6]。

10月20日，云南、奉天、广西和江苏四省教育会在沪代表又借江苏省教育会举行第二次谈话会。此时江西战事暂时告一段落，江苏代表黄炎培因事到南京，发现南浔路已经开通，曾致函各省区教育会在沪代表派人到江西打探消息。虽然江西省教育会仍然没有消息传来，但各省区代表认为不久就会有消息发表，决定不必派人打探[7]7。其时除到会的江苏、云南、奉天和广西四省教育会外，其余浙江、北京、江西、吉林、河南、热河、山西、广东等省区教育会也都已经举定了代表，但多数处于观望状态，尚未出发。四川和贵州两省教育会的代表则已到汉口，并致函江苏省教育会询问情况。

10月26日，江苏省教育会接到江西省教育会的马代电并通知了在沪各省区代表。江西省教育会在电文中表示：

本届联合会前定国庆日轮值赣省举行，筹备事件，原已就绪，旋因战云密布，乃于上月寒日通告展缓三星期，讵料未经兼旬，弹雨横飞，复于本月支日第二次通告，再展三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二日，均经邮达各在案（仅邮可付），顷阅本月十一日申报第三张第十版教育消息栏载全国教联会在沪代表谈话会纪，并附致省教育会函稿一件（来函迄未收到）敬悉各省代表中止沪上，热心教育，远道前来，不辞跋涉，无量钦佩。一再展期，抱歉良殷，现正整理文卷，重新筹备。惟届时能否举行，尚难预定，倘有变更，自当遵属由贵会转达，特先奉闻。[8]10

各省區教育会在沪代表既已得知会期再度展延的消息，且江西省教育会表示“届时能否举行，尚难预定”[9]10，于是在沪的云南、广西和奉天三省代表在次日召开的第三次谈话会上表示： “来沪已逾匝月，赣省开会，一再展期，仍无确定办法，势难久待，拟暂时离沪，先往各地考察教育，一俟办法确定，请江西事务所分别通告。”[9]10

二、制度缺陷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二次年会的夭折

就在云南、广西和奉天三省代表即将离沪的时候，四川和贵州两省代表到沪，各省区教育会在沪代表为此在10月30日开第四次谈话会 [10]7。江西方面战事此时进一步加剧，在江西开会已无可能。江西省教育会在10月28日致函上次年会的江西代表程其保，请其转告各省区代表表示放弃本次年会的主办权，并希望下年仍在江西开会 [11]10。因战乱导致通讯中断，各省区教育会在沪代表并没有得知这个消息。正好江西公立农专一中教员熊某于9月25日离开南昌到达上海，各省区教育会在沪代表即请其报告南昌教育界受战乱灾害情形 [3] 。得知江西事实上无法开会后，各省区教育会在沪代表即开始讨论预备方案。由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一次年会曾将吉林作为第十二次年会的预备开会地点，因此奉天代表提出迁往吉林开会。但与会代表认为“惟现时将届冬令，吉林地远天寒，各代表跋涉前往，事实上亦不无困难，且往返商榷，益延时日”[12]7，而如果继续等待南昌局势平静再开会，“远道各省区代表势难久候”[12]7，若“遽尔散归，又违初意”[12]7，加之在沪代表尚未达到法定人数，无法决定开会地点。各省区在沪代表只得一面确定留守的最后期限，一面致函要求还未赴沪的省区代表从速启程来沪共商解决办法。

全国庚款董事会也在11月12日开会，专门讨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二次年会开会地点问题。全国庚款董事会开会的原因是之前接到江西省教育会的快邮代电，表示“届时能否开会，尚难预定各情形，至究应迁至何省开会，敝会未便主张”[13]10。在会上，某董事又报告了江西董事项庚虞致其个人的私函，“谓江西省教育会因现已驻军，恐难开会，苏教育会很主张移沪开会，经费由江西负担，请与各省董事磋商，究使在何地开会，务作一致主张，俾大会早开，免致停顿云云”[13]10。众董事议论后认为，“江西战事已告结束，如能在该省开会，可省却许多麻烦”，“否则亦应迁至第二法定地点开会”[13]10，并分别致函江西省教育会和吉林省教育会通报此事，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全国庚款董事会的一厢情愿。

11月15日，各省区教育会在沪代表开第五次谈话会再度商讨开会地点事宜，此时情形已不乐观。各省区教育会在沪代表已由上次年会江西代表程其保处得知江西省教育会希望移沪开会并委托程其保作为代表出席的意愿，其他未派代表至沪的省区教育会也纷纷表明态度。除广东省教育会表示尊重在沪代表意见和湖南省教育会坚持在赣开会已不可能外，各省区教育会理想中的开会地点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吉林两地。

上海是江苏省教育会驻地，更有危机之际两度临时接办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的经历，各省区教育会在沪代表多数赞成就近在沪开会。但福建省教育会此前已于10月28日透过某董事向全国庚款董事会表示：“此次到沪各省代表屡次开会，讨论大会会期及地址问题，恐不免提出移沪开会之主张，吾人对此不应赞同。”“在理宜由江西教育会再通告延期，即延至寒假，亦无不可，否则应移吉林开会，吉林之预备请会，己有数年之久，似不可使其失望云。” [14]7虽然此事未经全国庚款董事会正式讨论，但众董事已同意知照各省区教育会。此次福建省教育会仍然不同意移沪开会，主张要么继续延期，要么遵照上届年会的议定移至吉林。江苏省教育会也“主张开会地点，应依照上届议决案，第一地点江西，既不能开会，宜在第二地点吉林举行，总以尊重议决案为是”[11]10。

吉林是上次年会议决的第二开会地点，在吉林开会更为顺利成章，只是吉林方面此时也不愿意接办。虽然吉林董事曾于9月30日全国庚款董事会开会时表示吉林方面可以接办此次年会且负责相关费用，10月12日全国庚款董事会也议决若江西无法开会则移吉林开会，但就在致吉林省教育会函件发出的当晚，吉林董事奚国钧又接到吉林省教育会会长韩瑞汾的私函：“谓该会于本届全国教联会大会地点问题，尚未开会讨论，惟到沪代表既谓吉林天寒道远，往返不便，而江西省教育会亦未指定该省不能开会，究宜移至何省，故吉省开会之举，不便轻易发表，至开会讨论决定后，当更电达各省云云。”[13]10同时吉林省教育会又电告各省区教育会在沪代表，称“或移沪上，或在北京，均表同情”[11]10，就是没有提出在吉林开会。

相关省区教育会均不愿意接手承办，各省区在沪代表又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解决开会地点问题。最后，各省区代表“惟有依据前次谈话会主张，相约暂时离沪”“一面仍请江西省教育会，一俟地方状况有开会之可能时，即行通电各省区召集开会”“万一不及，只得遵照江西省教育会十月二十八日致程代表函称，明年仍在南昌开会”“请设法进行，勿使中断” [15]。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在任何地方举行会议已皆无可能，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二次年会就此夭折。

三、党化教育与各省区教育会的消亡

江西省教育会在次年续开前会的希望并没有实现。20世纪20年代初，国民党在广东推行党化教育。北伐战争继续进行，党化教育随着国民党地盘的不断扩大而成为热潮。北伐军打到哪里，党化教育就蔓延到哪里。然而，当时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并没有固定的宗旨，主要是以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政治意义大于教育意义。不管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激进派，还是听命于蒋介石的保守派，都把党化教育作为排挤异己的工具。广东省教育会一直掌握在国民党领袖人物汪精卫等人手中，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很多省区特别是长江流域的省区教育会却没有这么幸运。北伐军所到之处，教育界的势力便重组一番，各省区教育会也被卷入这场风波中。

华中地区属于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激进派的势力范围。在党化教育的起始阶段，国民党激进派便是主要推手，汪精卫本人更是党化教育的极力推崇者。随着北伐军势力在华中地区的不断膨胀，党化教育迅速在华中地区开展起来。

1926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对湖南发布了进行党化教育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湖南省教育厅命令所有学校都要悬挂孙中山的肖像，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在公民课中讲授三民主义 [16]213-227。由于湖南省教育会对于党化教育并不热衷，不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更引发了教育界内亲国民党势力的非议。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曾于同年11月议决取消湖南省教育会，长沙市教职员联合会也于同年12月在湖南省教育会会坪开会，要求湖南省政府取消湖南省教育会 [17]。在此重重压力之下，不但“湖南省教育会业经全体教育界人士开会议决，无容设立，即该会评议干事，亦主张停止职务，实行移交”[18]10。最后，湖南省教育会只得宣布停止活动，函请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接收该会所有财产。

湖北教育，“向为经心、两湖、高师三派所把持……批评者向有‘经心腐、两湖旧、高师陋’之号”，“但实际上高师势力不及上两者远甚，此番革命军来，当然另换一副面孔，因此两派人物皆大起恐慌” [19] 。1926年10月，湖北国民党当局议决将中等以上各学校停办，并特设立湖北政务委员会接收保管委员会，派员接收各校及教育机关。湖北境内各校及教育机关均被饬令交代，湖北省“教育会亦在接收之列”[20]7。同时，湖北国民党当局又宣布所有学校的课程都要重点宣传国民党的纲领，只有掌握了国民党纲领的教师才有资格担任教学。为了向中小学教师灌输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湖北国民党当局还建立了教师党义研究所，每期训练三个月[16]213-227。原来湖北省教育会的组设，成员主要由省会公私立各级学校现任或曾任教职员组成。经过学校改组和教员甄审，“从甄审中有录用的，有永不录用和通缉的，自然就影响到省教育会的不存在了”[21]1111。

华东地区是国民党保守派的地盘，与激进派之间的矛盾并不影响到保守派对党化教育的热情，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保守势力对党化教育也相当热衷。北伐军占领华东地区后，党化教育同样在当地大行其道。

江西是北伐军和北洋军争夺的主战场，各级学校由于战乱和校舍被军队占用纷纷停学，甚至有学校因教员陷入其中而被交战双方反复查抄[3]。江西省教育会会舍这时也为军队所占用，会员四散逃避战乱。1926年11月，蒋介石在江西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占领江西后的工作，并决定在该省厉行党化教育以肃清教育界中的“反动分子”[16]213-227。江西国民党当局遵从蒋介石的指示，“主张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均须从新改组，俾免有与革命化之教育不合之弊”[17]，并发出训令要求各学校未经批准不得复学，已复学的学校亦限时放假以待接收。江西国民党当局意图强行接收学校的消息传出以后，因江西省教育会会务已陷于无形停顿，故由江西省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出面要求撤销训令并派出代表请愿。其时江西国民党当局一度允诺撤销训令，“并言蒋总司令已条谕政务委员会将原案撤销”[17]。教职员方面在得偿所愿之余，“尚拟组织全省教职员联合会，以巩固教育界之团体”[17]。然而，此举却大大惹恼了江西国民党当局，“疑为反革命派所主使”[17]，不但训令继续执行，“组织全省教职员联合会一案，亦未再开会进行”[17]。

尽管长期在北洋军的控制之下，江苏省教育会所在地上海却一直有亲国民党势力的存在。“远在孙传芳盘踞江苏时，其时各地旅沪同志，鉴于国民革命之真义，非有认识、训练、普及三者，不可而施行。”“此三者之工具，则首推教育” [22]8，江苏省教育协会已显雏形。待到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后，“昔之反动派学校当局均被驱逐殆尽”[23]，江苏教育界亲国民党势力“有鉴于学阀之专横及环境之压迫”[24]，便正式发起江苏省教育协会。江苏省教育协会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督促和指导各县市教育协会的组织，而且背后有国民党的支持，被寄予“不为教育者而为教育以革命”[25]3的厚望，矛头直指江苏省教育会，给其很大压力。在此气氛中，江苏省教育会开会讨论应对之策，并决定修改会章 [26]8。就在江苏省教育会商议对策的同时，以“实践三民主義，谋中小学教职员之福利，及教育之革命化”[27]7为宗旨的上海特别市中小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宣告成立。上海特别市中小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于3月22日强行接收了江苏省教育会会所，使江苏省教育会不得不另设临时办事处[24]。但上海特别市中小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属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28]77，强行接收江苏省教育会会所引起了江苏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在江苏省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江苏省教育会被明令取消，将卷宗移交江苏省教育协会 [29] 。

浙江是蒋介石的家乡，省教育会的某领袖与国民党有着亲密的关系。1926年11月，浙江省长公署认为江苏省教育会“组织不良，营私把持”[30]，“甚至假教育会领袖名义，效政客行为”“匪特妨碍教育，抑且贻害地方” [30]，决定将“该会立予解散，另由教育厅妥拟办法，呈候核定，再行召集组织”[30]。浙江省教育厅随即会同浙江省警察厅将浙江省教育会查封，又组建浙江省教育会筹备委员会以改组浙江省教育会[31]8。虽然浙江省教育厅意图改组浙江省教育会，却遭到浙江省教育会原有人员的极力抵制。他们认为“前次官厅之解散为无理由”[32]10，一直力谋恢复原有组织，并决定于12月19日下午召开评议会讨论恢复办法。但开会这天，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到者寥寥，不足法定人数，只得再择日召集”[32]10，浙江省教育会不得不暂停活动。浙江省教育会暂停活动期间，正值浙江省教育协会组建。浙江省教育协会由省会各项教育机关及团体之人员组成，组建后对党化教育一直非常热衷，不但以协谋党化教育之进展为目的，还打算组织党化教育讲习会训练人才 [33]13。北伐军占领浙江后，浙江省教育会终于重新恢复活动。与新组建的浙江省教育协会相比，恢复活动后的浙江省教育会趋向消极，对浙江国民党当局推行党化教育支持不力。正因如此，浙江国民党当局放弃了对浙江省教育会的支持。1927年2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议决取消浙江省教育会，由浙江省会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代行其职权 [34]10。

四、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终结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党化教育高度强化。其实早在1926年10月，推行党化教育的国民党政权便准备确立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地位。它授意广东省教育会致电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浙江省教育会，以“现国民政府已设置教育行政委员会、其职权与教育部同”[35]12为名，希望浙江省教育会一同提议邀请国民政府派代表参加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二次年会。虽然此事最后并无结果，但国民党政权的心思由此可见一斑。

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了《教育会规程》。该规程规定“教育会以研究教育事项，发展地方教育为宗旨”，分为省教育会和县市教育会两级，其中“省区教育会，由该省区各县市教育会联合组织之”“每年举行大会一次，由县市教育会会员互选代表二人组织之”[36]36-37。教育会“得以决议事项，建议于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得处理教育行政机关委任事务” [36]36-37。另外，“教育会之组织或改组，应按照本规程，拟具详章，呈请该省区教育行政机关核立案”，省区教育会“每年应将代表名册，及会务概况，呈报该省区教育行政机关，及中央教育行政机关” [36]38-39。1927年10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取代教育行政委员会成为掌管全中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之最高行政机构。1928年2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了《教育会条例》。该条例的内容与《教育会规程》基本相同，只在细节上稍作修改 [37]3-8。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撤销，恢复常规的教育部体制。1929年5月，教育部重新公布了《教育会规程》 [38]1061-1062。该规程的内容同样与《教育会条例》相似，但在省教育会和县市教育会外增加了与省教育会层次相同的特别市教育会，同时又对相关细节问题做了变更。

根据这些法令条例，各省区（市）教育会恢复了法律上的地位，但在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的阴影笼罩之下，各省区（市）教育会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各省区（市）教育会自保不暇的情形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重开会议无疑困难重重，反而是由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显示出勃勃生机。

1928年5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虽然议决放弃党化教育的提法，但国民党在组织和思想上控制教育的党化教育政策依然没有改变。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宣称：“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建国，也就以三民主义施教;此后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就是三民主义的教育，已丝毫不容怀疑。”[39]1所谓三民主义教育，实质上就是党化教育的代名词。同时，根据《全国教育会议规程》，全国教育会议由以下会员组成：大学区（或省区）代表，每区两人;特别市代表，每市一人;中央党部选派之代表五人;其他机关临时选派之代表若干人;大学院选聘之专家十八人;大学院正副院长、秘书长，暨各组主任或代表。各大学区之代表，为该区大学校长或其代表，及校外专家一人。凡未成立大学区之省分，其代表为该省区教育厅长或其代表，及校外教育专家一人 [40]8-9。按照这种组织原则，则全国教育会议的控制权无疑掌握在中央教育行政机关手中。

1931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了新修定的《教育会法》。该法虽要求“教育会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教育事业、发展地方教育为目的”[41]，对教育会的限制却有所放松。它规定教育会分为区教育会、县市教育会、省教育会行政院直辖市市教育会三个等级，其职责为“一、关于地方教育之研究设计及改进事项;二、关于增进人民生活上知识之指导事项;三、关于地方教育之调查统计及编纂事项;四、举办各项教育研究会、学术讲演会;五、举办各种教育事项但须经监督机关之核准;六、关于教育事项得建议于教育行政机关并答复行政机关之咨询;七、处理教育行政机关委办事项;八、办理其他合于教育会宗旨之事项”[41]。更为重要的是，《教育会法》还规定，在“教育部认为必要时”或“有省教育会及行政院直辖市市教育会十个以上提议时”，“教育部得召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41]，从而引起了教育界重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希望。

1933年5月，上海市教育会和北平市教育会“为谋集中全国教育界抗日救国力量起见，特联合发起组织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并“致函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调查各省市有无教育会之组织” [42]14，但两市教育会的行动并未见下文。1936年10月，上海市教育会第三十一次理事会议又讨论“为集中全国教育界力量起见应否由本会发起组织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案”，最后“议决由本会发起征求各省市教育会意见” [43]15。因《教育会法》规定发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需省市教育会十个以上提议，上海市教育会又联络了湖北省教育会、北平市教育会、天津市教育会和湖北省教育会等十余省市教育会。经过数度接洽，上海市教育会“已在拟具简章，商讨开会等步骤，函发各省市教育会参加意见” [44]16，似乎在当年春假左右即可实现开会的目的。谁料正当“各地代表名单均已纷纷报到”[45]14，天津市教育会甚至已申請到参会费用之时[46]24，上海市教育会却因“组织国外考察团赴日考察、甫经返沪，各项筹备手续，事实上已恐不及”[45]14，只能将成立大会日期延迟。最后，上海市教育会议决将会期延期至当年10月10日，并制表分函各省市教育会，要求“于一个月前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代表名单按表填具寄沪”，“以便接洽舟车优待办法”[47]12。同时，上海市教育会还议决“呈请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转呈中央党部、教育部备案并派员出席指导”[47]12。不过，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始，双十节在上海举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已经不可能成为事实，重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计划再次成为泡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就此终结。

五、结语

就表面而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停止活动和未能重建皆缘于战争原因，实际上却与当时国民党实施的教育方针有密切关系。否则，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历次年会多有战争影响却先后延续十数年，断无因战争而终结的道理。

1901年现代学校系统的建立，是中国现代教育取代中国传统教育的转折点 [16]133。从那以后，中国现代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努力。它是全国教育界的总代表，“开会结果，对于全国教育之改进，不无相当影响”[48]。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从成立到终结的十余年间，由于军阀割据混战、政局频繁更迭，各地教育事业屡受摧残。然而，军阀在忙于内部权利争斗的同时却无暇顾及思想文化领域，反而造就了近代中国人文环境最为宽松、思想最为开放的年代，使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能够致力于研究和改进教育，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国民党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党化教育又结束了晚清以来的教育自由化的发展，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环境。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二次年会夭折后，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主导的全国教育会议事实上代替了教育界组织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当时传媒甚至有将全国教育会议当作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之接续的举动出现。1927年11月有报纸消息指“国民政府拟在柳州开全国教育联合会”[49]10，1928年4月又有消息指“大学院召集之全国教育联合会决于五月十五号开会”[50]12，1929年2月更有消息指“本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议决‘实施劳工教育案’”[51]16，其实这些全国教育联合会所指均为国民政府大学院在192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1931年颁布的《教育会法》在允许组织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同时，却又规定教育会如违背法令情节重大时，“该管监督机关经其上级机关之核准得解散之”[41]。在各省市教育会承受高压之时，作为教育界联络机关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与当时的教育方针有着本质性冲突，其实已基本无恢复活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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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国教联会代表今日续开谈话会赣省教育会对开大会无把握四川贵州代表已抵沪[N].申报，1926-10-30.

[11]全国教联会仍难开会在沪代表第五次谭话会[N].申报，1926-11-16.

[12]全国教联会开会日期地点尚未定在沪代表昨开谈话会[N].申报，1926-10-31.

[13]全国教联会仍难开会庚董会主张在赣举行[N].申报，1926-11-16.

[14]全国教联会开会日期地点尚未定闽省等代表赞成延期[N].申报，192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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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157 [M].上海：开明书店，1934.

[49]广西教育厅长雷沛鸿抵沪[N].申报，192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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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