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代表作，十分值得阅读与研究。但由于其思想的丰富、多元，文字的艰深与晦涩，导致理解其思想存在一定难度。笔者尝试借助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考察哈贝马斯写作该书的历史语境、学术脉络来理解哈氏对公共领域的发掘及其引发的学术与社会效应。不仅包括因他与他的法兰克福导师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学术政治关系而导致该书命运多舛、社会各界对他的忽视，更包括时代与社会对他的再审视。哈贝马斯与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波三折”的学术故事，勾勒出一个相对全面、清晰、系统的关于公共领域的知识地图。哈氏的公共领域思想不仅承继了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思想的学术谱系，还来源于哈氏个人的生活经历：虽然哈氏的公共领域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与沉浮，但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最终这一思想不仅被重新发掘，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而且在具体的研究、运用中，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发展与扩充。

关键词：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第三领域;知识社会学;交往行为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9）06-00089-08

作者简介：董浩，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2019年对世界上关注和研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又特殊的一年。对于中国研究哈贝马斯的学者来说，亦是如此。一是因为2019年是哈贝马斯诞辰90周年。按照惯例，哈贝马斯的弟子们及研究者们，将会像以往每逢哈贝马斯诞辰整年那样，举办纪念兼讨论哈贝马斯及其思想的研讨会，并会结集出版相关纪念、总结性文章。二是哈贝马斯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仍在世的、能够享誉全球并对全球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三是由于哈贝马斯年事已高。今年他极有可能会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学术思想作一个总结。故站在今天的历史门槛上，回顾其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如果追溯与回顾哈氏的学术思想渊源及其发展系谱，那么，他于1962年出版的、申请教授资格的论文.以及一般被认为是几乎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且具有奠基性作用的代表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学术“奇点”。具体而言，这不仅是因为他自己公开声称该书是“其思想体系的人口”，更是因为在他此后探讨的许多研究主题及其学术思想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源自和浓缩在该部作品中，如后民族结构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等。因此，要“管窥”或者进人哈贝马斯的思想世界，十分有必要回到此书，深度挖掘与探析该学术作品及其背后的学术故事。

而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十分有助于本文探究、发掘与还原哈贝马斯写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背后“一波三折”的学术故事，进而勾勒出一个相对更加全面、清晰而系统的哈贝马斯及其公共领域思想生产与传布的过程。故本文将采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此进行探讨。不过，在正式进行主题论述之前，有必要简要地概述一下知识社会学理论。所谓的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根据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与集大成者曼海姆的观点，简单来讲，是指一门最初正式诞生于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社会学界，而后扩展到其他国家与其他学科，用来分析特定的观念、思想与社会存在、历史等之间的关系的学问。具体而言，主要是指一门采取历史一社会学的方法解释人类各种知识的生产及其再生产与社会中的权力、资本、历史、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之间关系的学科、理论或方法。

二、哈氏公共领域的来源

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研究中.学界通常会把其学术谱系追溯到汉娜·阿伦特及其公共领域思想那里。从学术谱系上来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本文所想要说的是，在其显性的、可见的学术思想承继关系的背后，还有着同样重要但往往是隐而不显和相对处于被忽略地位的，更为直接地促使哈贝马斯研究这一主题的个人与社会历史根源。

（一）哈氏公共领域的生活历史根源

根据哈贝马斯2004年11月获得“京都奖”时的答谢词《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我的两个思想主题的生活历史根源》可知，公共领域作为哈氏一生都在关注的主题，有着鲜明的个人人生经验和深厚的历史根源。概而言之，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哈氏出生后不久，还在孩提时，因患有唇腭裂而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经历促使哈贝马斯“认识到自我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进而促使后来“人的社会性”成为哈氏“从事哲学思考的出发点”。

二是哈贝马斯上学后，因唇腭裂“残疾”和鼻音很重而遭遇交往、表达上的困难：其他人不了解我，他们用拒绝来回应我。再加之，這段经历促使哈氏对其他经验——许多孩子在学校或路上肯定会有过的“如果他们与众不同，就会受到并无太多恶意的歧见，从而造成一定伤害”的经历——的理论思考。

三是深受德国战后一代的独特经验的影响。具体而言，即战后如何对待纳粹帝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及其引发的关于民主政治生活的思考。正如哈贝马斯说言，“这种面向未来的兴趣实际上来源于对过去的考察.针对的是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做出错误选择的生活条件上”。

四是成年之后，一直为战后德国社会的政治经验深感不安。具体而言，由于当时德国国内青年保守主义与1945年之后才开始的民主潮流的对立.促使哈贝马斯尝试着从理论上来阐明为何人们对不断受到破坏的民主化进程会彻底失望。

（二）哈氏公共领域的学术历史根源

以上便是哈氏公共领域来源中往往被忽视的个人与社会历史根源。而至于其学术历史根源，则相对比较明确与显见.即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一词来源于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人的条件》。

在《人的条件》中，汉娜·阿伦特在将人的活动分为劳动、工作与行动，并以此来界划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劳动与工作基本属于私人领域，行动基本属于公共领域。政治属于行动并且是公共领域中最重要的一方面，而工作则属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一个中介）的基础上认为，公共领域的诞生及其自身的公共性等特点与私人领域相比，具有重要的意义。简而言之，它既是个人走出私人领域获得卓越成就的场所，又是公共权威建构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来源，还是保存、延续人类文化与传统的重要手段。正如阿伦特所言，“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才能在绵绵几百年的时间里，将人类想从时间的自然流逝中保全的任何东西融人其中，并使其熠熠生辉”。

故通过考察可知，哈氏的公共领域思想不仅承继了汉娜·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的思想，更源于个人早年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境况、人生遭遇。根据哈氏的表达，正是他生命中所经历的这些遭遇、故事促使其试图以学术的探寻来通达自己与时代的困惑。

三、哈氏对公共领域的深度开掘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基本情况，概而言之，如其在《初版序言》《1990年版序言》中所言，是指利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以及社会思想史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集中阐释了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历史语境中提煉出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想类型的历史起源、概念，在社会福利国家和大众媒体层面的结构及功能的转型发展及其前景。具体而言，其论述框架为，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与概念.第五章至第六章是从社会福利国家转型和大众媒体对交往结构的改变这样两个角度讨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四章、第七章主要探讨公共领域理论陈述的前景及其规范意义。具体而言，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公共领域的历史起源

首先，哈氏通过梳理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历史来提炼、概括出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和规范范畴的资产阶段公共领域的概念。正如其所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个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换言之，公共领域诞生的历史与欧洲中世纪围绕着以土地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封建权威（教堂、君主、贵族）的解体中社会结构性的分化、转型——一部分分化为私的因素，一部分分化为公共的因素——密不可分。

因为在中世纪欧洲，以君主、贵族、教堂等为代表的封建权力几乎可以在不征求人民意见，不征得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就全权代表人民，而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推进，封建君主制度的分化、解体，逐渐摆脱了土地束缚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个人获得人身自由和思想解放，封建权威不能再以“朕即国家”这样的方式代表国家、代表人民，而是要听取并尊重人民的意见，由是以君主、贵族、教堂等核心封建权威及其制度“代表的公共性让位给新的‘公共权力’领域，并与民族、地域、国家并存”。故从其诞生的历史逻辑上来讲，所谓的公共领域首先是特指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二）公共领域的概念

但随着哈氏思想的运演与发展.他又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作为一种理性类型来运用，尤其是在其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从哈氏在回答《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与《交往行为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时所说，后者是吸收了前者的历史研究的结果，并且“某种特定类型的交往——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互动——如今是被作为日常生活中社会整合的某种一般机制来分析的”。正如一些学者如许纪霖等所言，“不管哈贝马斯本人如何谨慎，公共领域……已经从一个特殊的经验分析，演化为一个拥有广泛解释力的理想类型，它从欧洲的历史中被抽象出来，成为一个与现代性问题相关联的普适性的解释框架”。

因此，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就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某一特定的国家地域，而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或之外进行调节的领域。具体论说可以参照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发表后的第三年，即1964年的《公共领域》中所言：“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那时，他们既不是作为从事业务的或职业的人来处理私人行为，也不是作为合法联合体隶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规章并有责任去服从。当他们在不从属于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当这个公众的规模较大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当这种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家的实践相关的问题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区别于例如文学的公共领域）。”

（三）公共领域的转型

哈氏在第五章至第六章对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在19世纪末出现的转型或者说衰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本来是存在于国家与社会张力之间的第三领域，而且一部分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但随着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即在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过程中，公共领域出现了新的结构与功能的转型或“重新封建化”衰落的迹象。

具体而言.公共领域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经济方面，采取国家干预政策;在社会方面，采取福利国家制度;在消费方面，消费社会的来临;在媒介方面，大众媒体的日益普及化、商业化和宣传工具化。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结构层面出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趋势”“社会领域与内心领域的两极分化”“公众也从批判性的公众转变为文化消费的公众”等公共领域瓦解的迹象。进而在功能层面导致原来作为公共领域基础或者其本身就可以代表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原则出现功能转换，人为的公共领域与非公共领域增多。其中最为突出的、直接的功能转型矛盾表现为：交往过程中人们日益弱化的批判能力与如何应对社会组织通过现代大众传媒所构建的公共领域对消费者、选民、当事人不断增强的影响之间的对立。

（四）公共领域的前景及其规范意义

在书的最后，哈氏针对自由主义公共领域逐渐瓦解的现实和激进民主.对客观到仿佛在参与者之外发生的国家与社会的功能重叠所做的弥补和兑现这一规范性的视角，提出了一种由大众传媒所控制的、不同的趋势彼此遭遇的竞争模式。

哈贝马斯基于“信息向公众开放的公共性要求从国家机构扩展到与国家相关的所有组织”，“一个由有组织的私人构成的公众群体将取代现已不存在的、由作为个人进行活动的公众群体”的现实情况，提出如何“在一个多中心的公共领域中，争取消极大众的支持”，以“一同或面对庞大的国家官僚机构来争取使权力和利益达到均衡”的策略。换言之，即如何在一种由非正式的非公众舆论（即构成生活世界语境和公共交往基础的文化自明性），与正式的、由大众传媒构建的准公共舆论（经济和国家将它视为系统周围世界的事件，试图加以影响）之间的交互、碰撞中以批判的公共性对社会事务进行平等、理性的讨论与对话。换言之，即哈贝马斯也不断地根据时代、社会、技术的发展完善自己的理论，以达到思想或者说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但其努力似乎并没有能够弥合理论解释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正如詹姆斯·卡伦对哈贝马斯及其公共领域思想的评论所言，随着时代、技术的发展，“哈贝马斯也改变了他（自己）对公共领域的理解”，“以此来回应学术界对他早期著作所提出的批评”。

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解释张力（即随着现实的发展，理论似乎不能再完全或完美地解释现实）其实由来已久.这在历代思想家们的著述或思想中似乎多多少少都会看到一些这类“名实相怨”的“苦恼”或问题，哈氏及其公共领域思想也是如此。不过，尽管如此，哈氏的公共领域思想仍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与较强的现实解释力。

四、公共领域的“沉浮”与再拓展

以上便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基本思想脉络与主旨大意。从其思想内容上客观地说，哈贝马斯该书毫无疑问极富思想性与创新性。但由于其与其法兰克福的导师们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间因学术路数的抵牾（该书作为其在法兰克福就开始撰写的申请教授资格的论文.最后未能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获得答辩，而是在马堡的阿本德罗特教授门下完成的，哈氏也是在那里获得教职的）以及其他学术政治的原因（哈贝马斯在继任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方面一直处于“第二顺位”，即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选择继承人方面比较倾向于达伦达夫、福利德堡，其后才会考虑哈贝马斯），再加之哈氏初出茅庐、学历尚浅、学术影响力有限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该书在1962年出版后，在社会和学术界的反响并不是很大，而只是作为德国大学生的一般教材被介绍而已。哈氏在其学术生涯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该书“闭口不谈”，这一举动意味深长且耐人寻味。

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后，该书才开始为学术界所重视，并被重新发掘出来。同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第一个英译本在美国问世，北卡罗来纳大学召开题为“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的研讨会。从这时起，一度处于“沉寂”状态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才流行于学术界，受到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重视。在此次会议上，哈贝马斯本人才一改以往三十年来对于此书的缄默，第一次公開声称该书是其思想体系的“人口”，舍此之外别无他路。

不过，与此同时，其公共领域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如女权主义和神学界针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对女性和宗教的忽视或否定进行的反驳，左派提出的与之针锋相对的“无产阶级公共领域”.国外汉学界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第三领域”以及国内以许纪霖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中国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公共领域”等。新闻传播学界针对哈贝马斯对传媒的分析主要着眼于意识形态批判，认为哈氏相对忽视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就此进行细致的分析，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哈氏的理论能够作为一个学术靶子被批判与“攻击”，说明其本身就是一个“学术高地”，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故针对他的批判，在一定程度来讲，也是其学术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学术影响力扩大的表现。

对此，哈贝马斯虽然并没有直接回应，专门重新强调公共领域理论的重要性，但事实上他一直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自己的公共领域理论。如前文提到的后民族理论，提出了超越民族国家，能够包容所有世界公民的“全球政治公共领域”;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基于交往理性、“普遍语用学”而提出的系统与生活世界等概念，这些都与公共领域概念（或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承继关系。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一批以“公共领域”为基础或理想型的概念流传于国际学术界，如“媒介公共领域（media publicsphere）”“电子公共领域（digital public sphere）”“算法公共领域（algorithm publicsphere）”等。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接续阿伦特对公共领域进行再发掘之后，确实丰富和发展了公共领域理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前文已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出版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学术影响，直到东欧剧变等事件之后，才为学术界所重视。经过这一番跌宕起伏的学术“磨难”之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终于迎来了“迟到”的荣誉：不仅“公共领域”一词迅速成为学界的流行话语.并引发一定的学术效应，而且哈贝马斯本人的名声也随之日盛一日，其学术思想旋即风靡全球。

五、结语：反思与展望

借助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究与考察哈贝马斯与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波三折”的学术故事，可以发掘并勾勒出一些哈贝马斯及其公共领域学术生产背后隐蔽而“鲜为人知”的学术故事.不仅包括哈氏与其法兰克福的导师们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学术政治关系，也包括社会各界对他的忽视，更包括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对他的再重视与重新发现。

由哈氏学术成长史可知，一个人的精神发育、成长史，不仅是一个人的阅读史、学习史，更是一个人生命史、阅历史、故事史的凝结与汇聚。从此意义上而言，一个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人永远不愿意也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许，一个人的一生有两次“直立行走”：一次是肉体的站立与行走.另一次则是精神的站立与行走。前者可能我们都学得会;后者可能我们终其一生都学不会，或者需要我们献出一生的时光去学习与探索……

反观国内学界对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的态度与研究现状，虽然有学者认识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及其蕴含的公共领域理论是理解哈贝马斯学术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并提出由此人手理解哈贝马斯及其学术思想，但事实上，对该书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故亟待我们反思为何会这样，并思考如何才能改善这种情况。

对此，不同的学者可能会有不同的建议与对策。不过，可以想见，这样一条建议对策是必不可少的——未来，学界应深度耕犁哈贝马斯的经典文本，如《认识与兴趣》《理论与实践》《合法化危机》《后民族结构》《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精粹》等一系列著作，重视与理清哈氏以公共领域理论为起点延展开来的学术思想脉络，学习、借鉴其理论视角、思维、方法来研究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这正如《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中文翻译者曹卫东所言：“当今中国处于急剧转型当中，现代性的冲击一波强于一波，政治变革、社会变迁、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个体信念的矛盾，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也是我们的传统理论资源所难以解释与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公共性’规范批判为我们从事当代中国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唯他是从，而是说他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技巧值得我们借鉴和落实。”

（责任编辑：李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