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志

一.《包法利夫人》：为什么是名著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福楼拜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也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可以称之为杰作的作品之一。不过，福楼拜能写出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在很多人看来，多少还是有些令人惊奇的。一方面，福楼拜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多的成功的写作经历，“他开始写《包法利夫人》时年已30，但还没有出版过一部真正的作品”[1]。另一方面，在毛姆看来，就作为作家的个人能力而言，福楼拜都是令人怀疑的。“他并不具备很多作家身上的那种无比重要的活力”[2]。而且，“我不知道世上是否有天生的文体家，至少福楼拜不是。他那些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早期作品显然都写得啰里啰嗦；在他写的那些信件中，不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天生就有非凡的语言能力，倒有不少语法错误”[3]。“然而，就是通过《包法利夫人》的写作，他使自己成了法国最伟大的文体家之一”[4]。福楼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也许和天资无关，而是和对文学的态度有关。因为对于福楼拜来说，“他相信写作或者并不是生命的目标；对他而言，生命的目标是写作：福楼拜放弃生活的圆满和多彩，倾心于创作艺术作品的雄心，没有哪个寺院的僧侣，能够像他那样坚定地牺牲世间享乐、将爱奉献于上帝”[5]。

1851年，福楼拜正式动笔写《包法利夫人》。福楼拜之前的作品，都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写成了小说。但是在这一部作品中，福楼拜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客观。“他决心不带个人喜好和偏见地揭示真相，叙述故事、描画人物都不加自己的评判，既不褒也不贬：假如他同情某个人物，也决不表现出来；假如另一个人物蠢得让他生气，又有一个人物坏得令他上火，都不可从语言中表露出来。”[6]我们不知道福楼拜是怎么突然產生了这样的写作念头，即要以纯客观的姿态来书写作品中的人物，而不是自己作为作家，施展小说中人物造物主的特权，跳到小说中指指点点。要知道，在福楼拜写作的那个年代，作家跳出来对他笔下的人物指指点点是正常的。福楼拜的这个写作观念，让他成为了欧洲文学史上最早要求作者退出小说，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也让《包法利夫人》成为了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杰作。在这部小说中，福楼拜取消了当时小说写作常用的上帝视角，全知视角，不再在小说叙事的过程中随时现身指导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作出更加深刻的或者明晰的认识，他努力让作者从小说中消失。这种写作方式，福楼拜称之为“非人格化”。福楼拜自己对他的这种写作手法也作出过论述：“小说家必须像上帝一样，从不出现在作品中而同时又让读者感觉到他的身影无处不在，并且无所不为。”[7]詹姆斯也认为：福楼拜的这种创作手法，让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保持一种超然，使作品拥有自己的生命。”[8]当然，因为福楼拜的这个创作手法的使用，对他给予极高评价的不仅仅是詹姆斯。事实上，波德莱尔、左拉等人也都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而且，饶有意味的是，之后兴起的现代主义小说家也都对《包法利夫人》赞誉有加，甚至把福楼拜奉为他们新的写作模式的鼻祖，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法国的“新小说”派，更是对福楼拜推崇备至，认为正是他，让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

对于文人来说，文人相轻是常态。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同样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美国人海明威和福克纳就互相看不上。他们都觉得对方的写作是无聊的。相比较之下，《包法利夫人》能够获得好几代作家的认可，显然这就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毫无疑问，这也更说明了《包法利夫人》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当然，《包法利夫人》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并不仅仅是如上面所分析的作家叙事的客观化立场，另外，福楼拜在这部作品中采用的多声部叙述，以及利用对环境、器物的描写实现对主题的呈现，同样也都非常经典。

二.庸俗夫妻的悲剧

《包法利夫人》讲述的是庸俗人生的悲剧故事。这部小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故事的主人公爱玛，也就是包法利夫人，沉湎于浪漫的幻想之中，总也看不上自己平庸的丈夫，于是她就开始了她的偷情生涯。虽然我们对爱玛的这种行为持批判态度，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有一点上，她是对的，那就是，包法利先生的确是一个平庸至极的人。他的夫人在他眼皮底下，先后开展了两段轰轰烈烈的婚外情，甚至一度打算和情夫私奔——只是因为情夫拒绝才没有成行，而我们可怜的包法利先生居然对此一无所知。甚至，他无意中的行为似乎都在帮助自己的夫人去和她的情夫偷情——当然我怀疑这可能是福楼拜的某种恶趣味在作祟。结果，最终，包法利夫人为自己的偷情生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发现自己陷入了高利贷商人的陷阱中，而且已经没有能力跳出去了，于是，她自杀了。可怜的包法利先生在妻子去世之后，才发现了妻子出轨的事实，而且，还不是一次，是两次。深爱着妻子的包法利先生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也去世了。小说最后，失去双亲的小包法利小姐——她年龄还非常小，被姨妈送到一家纱厂去自己做工糊口。

爱玛和包法利先生的生活一开始还是不错的。包法利先生虽然平庸，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医生，其收入以及社会身份，显然都应该属于社会的中产阶级。他虽然不能给爱玛提供她所幻想的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的生活，但是，却也有能力保证她衣食无忧地在家做一个全职太太。他们之所以把自己还不错的生活过成一个悲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夫妻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他们的差别不是一个杰出，一个庸俗，而是，都非常庸俗。但是，他们庸俗的方向却不在一个频道上，这两种质地截然不同的庸俗，直接导致了这对庸俗夫妻的人生悲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直接地说，他们的悲剧的起源，就在于他们的婚姻。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马尔克斯式的口吻这样说：“当包法利先生面对爱玛渐渐僵硬下去的身体的时候，他准会想起他们之间的巨大的不同。”当然，也许不会，因为包法利先生根本就是一个缺少思考能力的人，否则，他也不会有这样一个悲剧的人生了。

爱玛的庸俗在于她的浪漫，或者说，伪浪漫。小说中的爱玛是一个浪漫的人，她的悲剧也和她的浪漫密切相关——如果她不是那么浪漫地幻想一个白马王子，她也不会走上最终的悲剧。爱玛是在修道院长大的，是一个受过所谓的“好教育”的人。她会跳舞、画画、刺绣，还能弹钢琴。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地方在于，爱玛好像有着一种奇怪的天性，就是非常需要感情的刺激。13岁时，她去了修道院。“在做忏悔时，她往往给自己编造一套犯了什么小罪的话，为的是能在那儿多呆一会儿，跪在阴暗处，双手合十，脸靠着栏杆，听教师喃喃低语。在讲道时人们常常作些比喻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等等，这都在她内心深处引起意想不到的喜悦。”[9]接着，在修道院，爱玛又读了大量的谈爱情、情人的小说，在书本中认识了“在寂寞的绣楼中昏厥过去的受难贵妇，在驿站被人杀死的信使骑士……感情的折磨、盟誓、啜泣、眼泪、亲吻，月下的小舟和林中的夜莺，还有那种勇敢得像狮子、温顺得像绵羊、善良得人间少有、哭泣时泪如泉涌衣着华丽的高贵男人”[10]。这些通俗的恶趣味的小说正好契合了爱玛渴求感情刺激的天性，于是，这些东西天然地就构成了她的精神食粮。事实上，这种精神食粮应该是对爱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东西影响到了爱玛的价值观，人生观，影响到了她关于人生的设想和对自己的定位。她开始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一句话，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通俗小说规定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因为这些通俗小说都和高贵的男人有关。于是，她对所谓的上流社会感兴趣，看画册的时候，她看到的不是画册本身，“当爱玛细心地把漂亮的锦缎封面翻开时，她的目光立即被画幅下方她所不认识的那些作者们的签名吸引住了，这些人大都自称伯爵或子爵”[11]。在任何时候，她似乎都想用这种强烈的感情刺激，来显示自己和众多平庸的心灵不同。“在她妈死去的头些日子里，她哭了好些次。她请人给她自己画了张像，并在上面装上死者的头发。在寄给贝尔多的一封信里，除了满纸凄伤悲观的话语外，她还要求死后和她妈葬在一起。老头子以为她忧伤成疾，特意跑来看她。她在心里却暗暗得意，因为她一下就进入了这种灰色人生的理想境界，这种难得的境界，一个平庸的心灵是怎样也无法达到的。”[12]从表面看，爱玛是一个对现实物质缺少敏感的人，她更加关注的是情感的强烈刺激，以及，由这种情感刺激而感受到的自己与众不同的感觉。似乎，爱玛更加关注的是诗和远方；似乎，我们可以由此下定义，爱玛是一个浪漫的人。不过，我们显然不能这么匆忙地给爱玛标上浪漫的标签。虽然从爱玛的行为来看，她似乎的确是一个浪漫的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她的这种浪漫，并不是从自我内心生发出来的，通过对生活有通透的了解，然后产生的对于生活的真实的感知。她的浪漫，是被通俗小说灌输、影响而形成的，富于表演性质的浪漫。正如同她母亲去世，她要表演悲伤一样，她想用这种特殊的悲伤表现，这种特殊的心灵状态，来显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她的心灵，因为拥有悲伤，从而不再是一个平庸的心灵。但是，这种表演悲伤的背后，其实更是一种庸俗，甚至是恶俗。爱玛，从一开始，就一直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存在没有一个清醒而朴素的认知，她一直生活在自己关于浪漫的想象中。她生活中的形象，都是她受小说影响而想象出来的，她也根据自己的想象在现实生活中生活。她误以为，通俗小说中所宣传的就是她真正想要的，通俗小说中描述的，就是高雅的和浪漫的。她被通俗小说夸张的言辞，以及自己对强烈感情刺激的渴求弄成了一个傻瓜。她以为自己追求的是诗和远方，自己卓尔不群，但实际上，她只不过是一个被通俗小说故事所欺骗的连自己是谁，自己要什么都不清楚的一个可怜的人儿。她是一个生活在虚幻中的伪浪漫者，她是一个看似脱俗而实际庸俗而且还不自知的糊涂虫。她被自己的幻想弄成了傻瓜。

如果说爱玛的庸俗还带有一些浪漫主义气息，从而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的话（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那么包法利先生的庸俗则是朴素的庸俗——他的庸俗是如此的通俗易懂，让人一望而知。小说一开始就描述了一群学生眼中的包法利先生——他一进入这个班级，就成为了学生们戏弄的对象。毫无疑问，包法利先生的平庸在他少年时期就已经非常醒目地呈现了出来。包法利先生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的规划。少年时期，他在妈妈的坚持下，断断续续地读完了中学。接着，又是妈妈做主，让他去学医。包法利先生谈不上对医学有什么兴趣，但是既然這是家长安排的事情，他也就去做了。他学医的成绩不好也不坏。虽然不是优秀的学生，虽然第一次参加医务人员考试失败，但是，最后总归还是通过了考试，也可以执业做医生了。已经成年的包法利先生，在妈妈的包办之下，娶了一个45岁的形貌丑陋的寡妇——只是因为她每年有1千2百法郎的收入以及一些传说中还比较可观的固定资产。这个寡妇的年龄已经是包法利先生年龄的两倍了，但是，包法利先生还是没有任何犹豫地娶了这个女人。这是很值得奇怪的事情。似乎，这个年轻人完全没有对爱情的渴求，对爱情完全没有任何幻想。这对于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当然，从这里，我们似乎也能看出包法利先生与众不同的庸俗了——这是一个似乎对生活没有任何主动需求的人。他在生活中，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要做什么事情，他做所有的事情都是随波逐流。他也从来没有规划过自己的生活，对生活没有任何远大的志向。他曾经订阅了一份《医学精萃》，为了能“跟上发展”，可是，他从来没有认真阅读过这个杂志。“吃过晚饭他总看一会儿，但是，由于房间太暖，加上吃得多，才看5分钟他就会睡着。”[13]甚至，在受到羞辱后，包法利先生也会很快忘掉羞辱，而不是奋发向上。曾经有医生当着病人家属的面，说了羞辱包法利先生的话。针对这样恶劣的事情，包法利先生也仅仅是向爱玛诉说，似乎也并没有强烈的情感的波动——至少他表现得还不如爱玛更加愤怒。毫无疑问，包法利先生已经把他自己的平庸写到了自己的脸上。不过，他的庸俗和包法利夫人的庸俗是质地不一样的庸俗。包法利夫人是自以为在追求精神生活，但是实际是对自己真实的精神一无所知的人。不过，她虽然也非常庸俗，但是总算是朝着自己追求精神生活的方向做出过努力。包法利先生则是彻底地忽略了精神生活，他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更加严重的问题在于，他甚至不知道精神生活意味着什么，他甚至从来都没有朝着精神生活的方向做过哪怕一丁点的努力。当然，这两个人，却也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没有自己真实的精神生活，他们都没有能力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本真的省察。

很显然，朴素的庸俗者包法利先生满足不了伪浪漫庸俗者爱玛对强烈感情刺激的需求。“夏尔的谈话就像人行道一样平板，内容平庸，就像衣着寻常的行人，引不起任何情绪、笑意或幻想。他说他在卢昂住时，从未想去剧院看一看巴黎来的演员。他不会游泳，不会击剑，也不会打枪。有一天，她在小说里碰到一个有关骑术的用语，问他也解释不了。”[14]而且，对于爱玛这种敏感的人来说，迟钝的包法利先生的确是太无趣了。在爱玛和鲁道尔夫结束恋情之后，为了陪夫人散心，包法利先生带着爱玛去卢昂看戏。但是，在剧院，可怜的包法利先生居然看不懂戏中的故事。“尽管爱玛给他讲解了情节……他又糊涂了……而且他说对情节抓不住主要是由于音乐太响他听不清唱词。”[15]毫无疑问，包法利先生和爱玛本来就不是一个轨道上的人，他们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爱玛本来是不可能爱上包法利先生的，但是，她却一度以为自己爱上了包法利先生，所以，才那么痛快地答应了包法利先生的求婚。两个频道差距如此之大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误会？“可能是由于急于想改变环境，也可能由于这人的到来引起了她情绪的波动，她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那美妙难言的爱情。”[16]爱玛从修道院回到乡下，和父亲相依为命。枯燥的乡村生活显然让爱玛更渴望她原本就渴望的爱情。但是在乡下，生活很难有太多的新意。正是在这种急于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要求下，爱玛为了爱情而寻找爱情。这样，在乡下多少还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的包法利先生进入了爱玛的视野。一场错误的婚姻就这样开启了。进入婚姻之后，包法利先生的平庸一览无余地呈现在爱玛面前，在爱玛看来，包法利先生是一个平淡乏味至极的人。爱玛觉得“一个男人难道不应和他相反，什么都懂得，在各方面都是能手，能让你领略爱情的力量、人生的美好和各種神秘的东西？可是这一位，什么也不能教你，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想。”[17]关键是，他还觉得她很快乐，他迟钝却又安详自若。这两个人的形象，如果放在二人转舞台上的话，甚至应该能让观众看出很多乐趣——一个追求浪漫的有很多幻想的妻子和一个对生活没有任何想法对妻子的心思也没有任何体察能力的平庸的丈夫之间的确会产生很多笑料的。但是，如果这不是舞台上上演的喜剧，而是真实的人生的话，那么，这人生就是血淋淋的残酷人生了。

正因为包法利先生完全不理解自己的妻子，他们的人生轨道，从一结婚开始，就已经开始驶向不同的方向了。“她觉得如果夏尔能觉察到一点她的情绪，哪怕能偶然一次窥见她的心思，如果他愿意为她分忧解愁，她本来有好多心里话都可立刻倾吐出来，就好像树上成熟的果子手一碰就会纷纷掉落。但是，当他们在生活上越来越近时，在内心她却离他越远了。”[18]当一对夫妻在内心越走越远的时候，当妻子对丈夫充满了鄙夷不屑，而丈夫却还傻乎乎地深爱着自己的妻子，而且还认为自己的妻子也是如此深爱着自己的时候，即便没有后面那么激烈的悲剧，他们的人生，也已经成为了悲剧。

三.庸众的庸俗与残酷

《包法利夫人》这部书很有趣的地方在于，不仅仅小说叙述的主人公是庸俗的，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全都是庸俗的。在一部塑造了几十个人物的书中，把所有人都描述成庸俗的家伙，的确很少见。在这部书中，没有人物形象能够给他们生活的世界带来光亮。所以，《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其实是塑造了一个整体庸俗而残酷的世界。

包法利先生首先是在多斯特这个地方开始了他的医生生涯，当然，小说也一开始就写出了这个地方的人的庸俗。包法利先生的妈妈给儿子找了多斯特这样一个地方开始他的医生生涯，同时，还给自己的儿子看上了一个寡妇——她每年有1千2百法郎的收入。事实上，在老太太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从小说叙事来看，她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妇人。她遇人不淑，嫁给了老包法利先生——一个长相漂亮、会吹牛、经常和浪荡女人胡混但是不管自己儿子而且没有什么谋生能力的家伙，然后自己就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她做得很不错，而且还把一个平庸的儿子培养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当老太太决定要儿子娶这样一个相对富有的寡妇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老太太的生活世界里，毫无疑问，金钱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老太太的这个计划的实施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这位杜布克夫人虽然长得丑陋，瘦得像干柴棍，脸上的疙瘩多得像春天的树芽”[19]，但是，在多斯特，却不乏向她求婚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包法利老太太不得不把这些人一一排挤掉，其中有一个猪肉铺老板，有教士撑腰，还使出狡黠的计谋，但还是被包法利老太太巧妙地击败了。”[20]显然，多斯特这个地方的人认为金钱才能决定婚姻的质量。当然不只是多斯特这个地方的人更加重视金钱，永维寺的人民显然有着同样的观点。在永维寺，包法利先生后来行医的地方，也是小说整个悲剧发生的地方，包法利先生女儿的奶妈罗莱太太不断祈求包法利太太，只是为了能得到一罐烧酒和一块肥皂。没错，这就是包法利先生成长的环境，这就是包法利先生生活的环境，大家都觉得，钱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关于精神、感情什么的，都是无足轻重的。或许，和这样的环境结合起来，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爱玛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在小说中，底层人，包括很多中产阶级，对金钱的渴求达到了一种变态的境地。那些文雅的人也很难说超凡脱俗。在永维寺一个见习生莱昂（爱玛的第二个情夫，爱玛的死亡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眼中，永维寺的那些所谓的上层人，也不过是一些庸俗的家伙。“他感到不幸，住在这样一个小镇上，和鄂梅交朋友，在纪约曼先生手下做事。后面这位，戴一副金丝眼镜，打一条白领带，一脸棕红色的络腮胡子，净忙着自己的事；虽说他装出一副英国式绅士的派头，开始时使见习生莫测高深，实际上却丝毫不懂高雅。至于说药剂师的太太……她的举动是那样迟钝，言谈那样乏味，相貌那样平常……他都从未想过她在哪个男人眼中会是一个女人，她没有任何女性的特点，除了她的袍子。”[21]虽然莱昂以一副精神贵族的姿态品评着永维寺的这些中上层的人物，不过，他自己，恐怕也并不是真正的什么精神贵族。在包法利一家刚刚到达永维寺的时候，莱昂对包法利夫人一见钟情，然后当天晚上，莱昂和包法利夫人有了一系列的谈话。通过谈话，他们似乎确认了，他们才是这个镇上精神高雅的人士。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谈论的内容是脱俗的。莱昂说自己喜欢跑到山上看书，看太阳落山。爱玛就说她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太阳落山更加好看，特别是在海边看日落。莱昂就接着说自己非常爱海。爱玛立刻以诗意的语言说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上，心灵会更自由地飞翔，面对大海会让人心灵高尚，会让自己认识到宇宙的无限，产生理想。然后，他们谈到读书，音乐，巴黎的戏剧，时新的舞蹈，等等。我们发现，爱玛、莱昂，这些自以为精神脱俗的社会的中产者，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完全是陈词滥调。他们用一些似乎充满诗意的、似乎超越了日常饮食男女的高雅的词汇进行交流，而这种语言方式的使用，似乎也就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他们并不庸俗。他们显然也是这样认知的，所以，当他们在谈论这些诗意的陈词滥调的时候，他们是带着精神贵族的姿态来面对其他人的。但是他们谈论的语言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他们的语言方式、他们的话语表达模式决定了他们似乎诗意的语言之下的精神的空洞。而且，在爱玛遭遇到财政困难的时候，当她被迫向已经成为她情夫的莱昂求助的时候，莱昂的悄然消失，其实也说明了，他们这些人的高雅脱俗，根本都不过是表演而已。

小说中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对这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进行了隐喻式的表现。爱玛在莱昂离开永维寺后，感受到了爱情的消失，精神的绝望，于是，她想向神甫寻求帮助。神甫见到爱玛的时候，还向爱玛开玩笑，说在这个社区里，最忙碌的就是他和包法利先生，只不过包法利先生医治的是身体，而他医治的是灵魂。但是，这个自称要医治灵魂的人接着就说，一个人只要不挨饿受冻就没有问题。所以，他显然是无法理解包法利夫人的问题的，包法利夫人也只好失望地走开了。这个情节富有讽刺性，显然也极富隐喻意义。负责医治灵魂的人，却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生活，根本认识不到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这显然也说明了，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是没有什么精神生活的，大家都是庸俗的人。

虽然包法利先生是一个把平庸刻在脸上的人，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其实还是有很多优点，比如，他应该是一个很宽厚的人，一个比较善良的人。在看到鲁道尔夫写给爱玛的信之后，他终于知道了妻子的另一个情夫。但是，当他面对着鲁道尔夫的时候，他说他不怪鲁道尔夫，他只怪命运。虽然，在鲁道尔夫看来，包法利先生的行为其实是懦弱、可笑，甚至有些卑劣。另外，包法利先生是深爱着他的妻子的。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妻子，这当然和他的迟钝有关，不过，显然也和他对她强烈的爱有密切的关联。他从来没有责怪过自己的妻子。甚至，在妻子死后，在得知了妻子先后有过两个情夫之后，他虽然深受打击，但是，他依然没有丢掉自己对妻子的爱。妻子浪漫而敏感，丈夫迟钝而善良；妻子暗中嫌弃着自己的丈夫，丈夫始终深爱着自己的妻子。这是这一对夫妻的真实情况。这样的一对夫妻，虽然会存在很多隐忧。不过，如果没有外力的触碰，也许，也还是有可能平安度过一生的。甚至，他们还有可能度过他们的银婚、金婚、钻石婚的纪念日。很多相濡以沫的老年夫妻，在年轻时候其实是经历了婚姻的惊涛骇浪的。不过，不幸的是，包法利先生和他的妻子被众多的觊觎者盯上了，这也导致了最终他们悲剧的发生。

隐藏在暗处的觊觎者首先是鲁道尔夫和莱昂这样的人，他们觊觎爱玛的美貌，他们想要占有爱玛的肉体。在鲁道尔夫和莱昂的冲击之下，包法利先生婚姻的小船已经几乎要被撞击得四分五裂了。虽然可怜的包法利先生太过于迟钝，没有感受到婚姻的危机，但是，他其实的确已经失去了自己深爱的妻子。虽然莱昂和鲁道爾夫都用充满诗意的说辞打动了爱玛，虽然他们都表示自己对爱玛的爱不能自抑，而且，他们也都凭借自己漂亮的说辞，英俊的形象打动了爱玛，但是，他们对爱玛根本谈不上爱，只是肉体的欲望而已。所以，他们一方面拼命撞击爱玛婚姻的小船，另一方面，当爱玛要随他们而去的时候，他们却都冷酷地拒绝了她。他们开启了爱玛悲剧人生的道路，并冷酷地注视着爱玛最终走上了不归路。隐藏在暗处的觊觎者还有勒儒和鄂梅那样的充满强烈的名利欲望的人。小说中，是勒儒给包法利夫妇的悲剧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这个邪恶的高利贷者，一方面，拼命地引诱爱玛消费，引诱爱玛进行超出他们经济能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又觊觎着包法利家所有的资财。最终，爱玛在他的引诱之下，把家中的不动产消耗一空，并且还欠下了巨额债务。包法利夫妇的悲剧，在勒儒的推动之下，最终朝着不可遏制的方向一路狂奔。隐藏在暗处的觊觎者还有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其他人物，即那些有可能能从包法利夫妇身上榨取一个法郎的人，他们都不会放过榨取他们的钱财的机会。“这时谁都来占他一些便宜。朗贝勒小姐包法利要求付给她6个月的学琴费，虽说她曾给爱玛开过那张拿给包法利看的收据，爱玛却从来没向她学过一次琴。这都是她们两个女人之间做的手脚。租书店的人索取3年的租书费，罗莱大娘也要他还20来封信的邮票钱……夏尔每还一笔账，总以为一切了结了，但接着又来一笔，简直无穷无尽。”[22]甚至他们家的女仆，也把爱玛的衣服席卷一空，逃跑了。这就是包法利先生所遭遇的真实的生活。在他的身边，似乎所有人都在他最困难的一刻露出了他们残酷的本相。他们原来和包法利先生的温情脉脉的交往，似乎都不过是一层虚假的面纱，在这个温情的虚假的面纱之下，永远是利益的残酷的博弈。此时，我们显然应该同情可怜的包法利先生。不过，不要忘记了，包法利先生的父亲、母亲当年也曾经这样残酷地对待过包法利先生的第一任妻子。包法利先生的父亲、母亲，贪图寡妇杜布克夫1年1千2百法郎的收入，以及据说颇为丰富的不动产，让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个年龄两倍于包法利先生的干枯的女人做妻子。但是，给杜布克夫人管钱的公证人带着他事务所里的钱跑了。这样，一家人经过调查，发现杜布克夫人其实根本没有多少钱，于是，他们深感自己受到了欺骗。“一阵暴怒之下，包法利老先生摔了一把椅子，他怪他妻子给儿子造成了不幸，给他套上了这样一匹老马，它的鞍具和它的皮一样不值钱。他们跑到多斯特来，爱露依丝给自己分辨，接着是一阵争吵……”[23]在可怜的杜布克夫人遭遇到自己人生困境的时候，包法利先生的父亲、母亲也显示出了他们残酷的一面。

小说中的鄂梅，在包法利一家刚到达永维寺的时候，表现出了过分的热情。当然，小说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药剂师鄂梅总是违反规定私自给病人开药，所以，他需要讨好医生，以免未来发生矛盾。不过，无论如何，至少在这个时候，鄂梅还是显示出他热情、温和的一面，虽然免不了庸俗。但是，随着小说的深入，鄂梅终于渐渐显示出了他隐藏的残酷的一面，他用卑劣而高超的手法，把向大众指出他膏药没有效果的瞎子终身关进了收容所；他用猛烈的舆论攻势把包法利先生之后来永维寺的几个医生全部赶走，并且获得勋章。毫无疑问，像鄂梅先生、勒儒先生、鲁道尔夫先生以及莱昂先生这样的人，才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他们庸俗而无耻，随时准备猎取别人的东西。面对猎物，他们很轻易地呈现出他们嗜血的一面。通过猎取猎物，他们又壮大了自己，让自己成为这个世界更加成功的一员，可怜、可悲的包法利夫妇，不过是他们猎物中的普通一员而已。

四.我们这庸俗而残酷的世界啊！

《包法利夫人》现在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名著了。虽然，《包法利夫人》的名著之路也并不那么顺利。小说出版之后，作家和印刷商先是遭到了起诉，罪名是有伤风化。公诉人列举了小说中的很多段落，指出这些地方显然都太过于色情了。这显然会让我们今天的读者哑然失笑。在我以今天的阅读眼光看来，《包法利夫人》这部书实在是太干净了。之后，这部小说在批评家那里被集体无视。这当然也是奇怪的现象。这部书在当时的读者中引起热烈的反响，很快成为了畅销书，可是“评论家们却不是恶语相加就是漠不关心”[24]。而且，更加奇怪的是，他们当时更加关注大约同一时间出版的一本叫《范妮》的小说。如果不是因为《包法利夫人》的这段奇怪的经历，恐怕这个名叫《范妮》的小说已经彻底走进历史的深渊了。当然，今天的批评家们没有人再对《包法利夫人》视而不见，或者说三道四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只能说明他自己的无知。《包法利夫人》的这段奇怪的经历也让我对时下主流批评界关于小说的观点时刻保持警惕。

不过，虽然《包法利夫人》今天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名著了，但是，关于这部书究竟在表达什么，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罗国林译本的《包法利夫人》，在译者序中，罗国林指出：“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着眼点不在于写她的爱情，而在于写她从纯真到堕落，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揭露资本主义戕害人性，腐蚀人的灵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恶本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又一部杰作。”罗国林的这个观点我们很熟悉。当年我们翻译卡夫卡的《城堡》《审判》等作品时，也是将小说的主题归之为对腐朽资本主义的批判。事实上，很多中国论者都认同罗国林的这种观点，认为爱玛的悲剧，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对一个人的扼杀。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区别，比如说，爱玛读的书是浪漫的，但是1848年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更加残酷了，于是浪漫的爱玛就遭遇到了残酷的资本主义世界，于是她就被资本主义世界扼杀了。当然，也有论者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解读《包法利夫人》，于是就从爱玛身上发现了更多的合理性，从而也对爱玛有了更多的理解，从而也就读出了女性主义解放的宣言。“从小说中我们完全能感受到福楼拜为我们带来的爱玛形象，并能完全感受到爱玛对于传统观念的反抗以及对生命欲望的追求。爱玛的人生悲剧只不过是时代的一个缩影。人就是感性与理性交织的动物……爱玛的思想及行为不仅仅是爱玛本身，还代表着普通人，尤其是广大女性群体，爱玛的心理诉求代表着普通女性内心深处最原始、最隐蔽的秘密。只是爱玛勇于将自己的内心通过行为大胆、真实地表现出来。所以即使爱玛的某些行为背离了人性道德，但身上还是蕴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她的青春活力、她的勇敢追求、她的理想实现途径、她的潜意识心理活动以及她对性的追求并非完全是只属于爱玛一个人，也是属于全体女性的……爱玛，她不仅代表着爱玛个人，同时也蕴含着女性行为的普适性。”[25]这样说来，爱玛所做的一切都是对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压抑的反抗，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上述的各种对《包法利夫人》的解读，都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似乎又都不能对这部书的几个关键地方做出有效的回应。《包法利夫人》这部书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在于，书中几乎没有好人，他们几乎都是庸俗者或者卑劣者。如本文在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在整整一部书中，在包法利夫妇所生活过的地方，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如果我们非要从这部书中找出几个相对正面的人物形象，或许，我们会说爱玛的父亲应该算一个，男孩玉斯旦也勉强可以算一个，他对爱玛生命的消失一直耿耿于怀，还曾经跑到爱玛的坟头哭泣。这在小说中已经算是难得的好品质了。对一个不相干的人能表现出同情，这已经是这部书中好人的标准了。当然，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这部小说所描述的世界的可怕。小说中的人物，对于和他们自己切身利害关系不大的人，往往是极其冷漠的。甚至，爱玛的情夫莱昂，在爱玛陷入困境的时候，是立刻坚决而迅速地退出了爱玛的生活，并且在爱玛死亡之后迅速结婚了——至少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看不到他对爱玛有什么感情。然后，小说中似乎就没有其他人可以说得上是好人了。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在一部书中，几十个人物，却没有一个正面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形象出现。换言之，从生存的人类的角度来看，包法利夫妇所生活的空间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所有人都在暗中觊觎着别人，随时在寻找猎物，而且随时准备扑上去撕咬猎物。这是一片灰色的世界。这似乎和所谓的资本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和所谓的女权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和作家对于世界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联。福楼拜反感人类。福楼拜曾经写过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他10岁就上学了，他很快就开始反感人类。[26]毛姆认为，福楼拜这些话不是什么俏皮话，而是认真的，福楼拜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当然，毛姆对福楼拜之后的持续的悲观主义也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或许和福楼拜自身的经历有关。1844年，福楼拜突然晕厥，他做医生的哥哥、父亲，立刻给他放血（这是当时的一种治疗方法）。之后，这种病还会持续发作。（有人说福楼拜患的病是癫痫，也有人说是其他病）以后，福楼拜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这种病的骚扰，这使得福楼拜的生活大受困扰，比如他不能下河游泳，也不能在没人照看的情况下到塞纳河划船，因为这个病，他还下决心终身不娶。“这病肯定一直在影响他的神经系统。不管怎样，如今的他要面对现实，遭受可怕的疾病之苦，这种疾病的发作无法预料，必然改变他的生活方式。”[27]而且，根据毛姆的考证，福楼拜很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丧失了性能力。这样我们显然就可以理解福楼拜看待世界的灰色的眼光了。的确，一个人，如果患有经常性发作的癫痫，或者疑似癫痫的病征，而且自身又失去了性功能，并且也没有婚姻，没有自己的孩子，很容易把世界过滤成灰色的。

《包法利夫人》講述的是包法利夫妇的人生，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坐实了，考证包法利夫妇所生活的时代，福楼拜所生活的时代，从而总结出福楼拜是要对当时的什么东西进行反思和批判。但是，以这种方式看小说，特别是不朽的杰作，显然就限制了作品意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因为小说是不被授权的话语，所以，无论对某个时代的精神刻画是如何地深刻，也总不能将之作为历史来看待。小说的价值，尤其是伟大作品的价值，在于让每一个人从中看到自己的人生。对于《包法利夫人》，显然我们也应该这样来看待。我们可以超越福楼拜所生活的具体的时代，把这部书与我们自己的生活对接起来，从中看到自己的人生。事实上，也许福楼拜指向的的确不是特定的时代，而是某种人类共有的特性。在谈到爱玛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福楼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福楼拜其实是说明了，包法利夫人身上，有他的影子，当然，我们每一个读者也可以说，包法利夫人也是我们，因为，包法利夫人身上，也有我们的影子。“她身上有某种世上的男男女女都会有的东西。”[28]所以，福楼拜对包法利夫人的塑造，对小说中那么多灰色人物的塑造，显然是表达了福楼拜对人类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人类的愚蠢对他而言就有一种令其厌恶的魅力，他在展示其各个丑陋面时，获取到一种病态的快感。它具有某种魔力，让他坐立不安，就像身上的一处伤口，摸起来很痛，但你又忍不住去触摸。他身上现实主义者的部分凝视着人性，就好像这是一堆垃圾，他不去寻找里面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向所有人展示人类有多么地卑劣，无论外表如何。”[29]

所以，我认为：福楼拜所创造的这个灰色的、没有人性亮光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我们生存世界的一种隐喻。当我们把《包法利夫人》解读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的时候，我认为，这其实是限制了《包法利夫人》更为丰富的含义。正如我们把《审判》《城堡》解读为对资本主义批判，实际是限制了这两部作品的意义一样。《包法利夫人》所批判的，不是特定的资本主义某一时期的人和社会，而是我们所有社会时期的人和社会，指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如上所述，本文分析了爱玛的庸俗以及包法利先生的庸俗，其实你会发现，爱玛这样庸俗的人，包法利先生这样庸俗的人，在今天也比比皆是，他们不是产生于独特的资本主义时代。在今天，究竟有多少人对自己的存在有非常明晰的把握，对自己的生命状态有明晰的认知？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往往自觉地站在比书中人物更高的位置上，自以为比书中人物更为高明，从而对书中人物指手画脚，似乎自己完全超越了书中的人物。但是，事实上，如果观看我们自身，观看我们的社会，我们会发现，爱玛这样的人，包法利先生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说爱玛是被那些通俗小说弄昏了自己的头脑，那么，我们今天被大众传媒弄昏了头脑的男人、女人也比比皆是。当代大众传媒给大众制造欲望，然后大众就以为这个欲望真的就是自己真正的欲望，当下各种奢侈品的销售，很多普通工薪阶层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高端品牌手机，等等，其实都不过是爱玛的行为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换言之，爱玛这样的庸人，包法利先生这样的庸人，在福楼拜生活的时代并不少见，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同样也并不少见。如果把小说中的勒儒，置换成我们今天生活中的高利贷者，似乎也并无不妥。如果留心社会新闻的话，我们会发现，校园贷、裸贷等等，一度在中国高校中非常常见，甚至还有这样的新闻，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因为无法抵制高消费的诱惑，开始疯狂校园贷，然后无法还款而自杀。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故事，这个大学生，他的追求，他被某些观念所迷惑，并且最后的道路的选择，和爱玛又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换言之，残酷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并不少见。事实上，庸俗和残酷，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并不少见。当我们震惊于福楼拜所描述的这样一个灰色、残酷而没有亮光的世界时，我们其实也应该思考，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看上去温情脉脉秩序井然的世界的底色，是否也是庸俗的和残酷的？所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看上去讲述的是包法利夫妇的人生悲剧，实际上，却是对我们生存世界的隐喻。

《包法利夫人》这个故事的原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福楼拜父亲所在医院有一个医生叫德拉马尔，他在里昂附近的小镇上开了一个私人诊所。后来，他的妻子——一个比他大很多岁的寡妇——死了，他就娶了附近的一个农夫的女儿。德拉马尔后來的妻子年轻、漂亮、奢侈，而且淫荡，她不断地寻找情夫，而且乱花钱，很快就债台高筑，最后只好服毒自杀。你可以看到，这个德拉马尔的故事几乎就是包法利先生的故事。从这一点看，福楼拜似乎是没有创造力的，他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当地的一个不光彩的小故事写进了他的小说。但是，我们又必须说，福楼拜是有着伟大的创造力的，他通过对这个故事中灰色人物群像的塑造，表现了他对人生的理解。他把一个只能流传于一时的一个丑闻，变成了一个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凝视自己人生的伟大的小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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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成程.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命运与女性主义建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