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白

2006年6月26日，我和田中禾先生一起住进了鸡公山解放军疗养院，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每年的夏季我们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读书或写作的空闲里，我们外出散步或者坐在廊台上看着从远处山林里涌出的云雾聊天的时候，话题自然会涉及到我们正在进行的写作。天长日久，我对田先生正在创作《二十世纪的爱情》产生了期待。我正是心怀着期待，2010年夏季在鸡公山上读完这部长篇小说的，那时他将这部小说更名为《父亲和她们》①。

我对《父亲和她们》阅读的结论是开阔而厚重，这部小说不但展现了生活在20世纪一个家族的历史，而且还塑造了几个血肉丰满的人物：马文昌、肖芝兰、林春如和“我”，同时作者还赋予了他们普遍的象征意义。比如林春如象征着现代，肖芝兰象征着传统。在这些形象鲜明的人物之外，让我更关注的是渗透在字里行间深邃的思想。这部小说集中体现了作者几十年来对人生对历史的苦思和卓越的叙事技巧与诗歌才华。同是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遭遇，《父亲和她们》所体现的则是发生在20世纪中国社会人的个性和人性被改造这一博大主题，作者将自己的经历和磨难以及对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解读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构成了血与肉的关系。

小说的本质是虚构。即便如此，小说无论怎样虚构，都与小说家对个人的经历和认识密不可分。当然，我所说的经历与体验截然不同。小说家的经历就是与他命运密不可分的那一部分亲身体验，当今流行的体验生活，仅仅是对一些与生活苦难脱离的作家的一种毫无用处的弥补，这就如同让现今的孩子们吃忆苦饭，去体验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一样荒诞。一个与生活无法血肉交融的小说家，只能意味着思想的贫乏，创作源泉的枯竭。我可以明确地说，赫拉巴尔如果没有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他将无法实现自己的艺术目标，也不会写出 《过于喧嚣的孤独》这部直击生活苦难的作品。因此，经历和体验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所谓体验生活其实同个体的命运毫无关系，而是暂时强行闯入他人的苦难中，以获得身心体验的动机而去体验，也就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这种和个人命运毫无关联的体验，只能是隔靴搔痒，要么你硬挤进别人的生活，要么你随时抽身而去。换言之，我可以说任何个人都无法体验他者的生命过程，也无法闯入构成他者的苦难生活。每一个人只能体验他自己，只能走他自己的道路。显然《父亲和她们》是作者个人的体验与认识，是作者对自身命运思考的过程。1961年春天，心怀文学抱负的田中禾不顾家人劝阻，毅然从读了三年的兰州大学中文系退学，擅自把户口迁到郑州郊区当了农民。此后，为了生存他辗转过许多地方，“文革”时期当过盲流外出画过伟人像，随后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后来又办过街道工厂，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他把最初的体验变成了自己人生的命运。我和田先生在鸡公山居住的时候，话题有时会涉及到我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家庭，那些从他记忆深处流淌出来的与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的讲述，我在阅读《父亲和她们》时都得到了清晰的印证，特别是小说里“娘”的形像，她常常让我想起田先生的母亲。可以这样说，《父亲和她们》里那个家族的命运就是作者家族的命运，生也罢死也罢，那就是你的呼吸，与你生死与共。

从生活到小说的转换，不仅是一个复杂的创造过程，也体现着作家的职责。小说家创造出了一个我们无法挽留、时刻都在离我们远去的世界，为我们呈现了那些捉摸不定的精神生活，并把无形的历史用文字固定下来。我在这里说的创造不是记录。记录生活同真正的写作没有关系，小说家的写作是创造，这就像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里借他的小说人物所说：“小说家的地位仅次于上帝。”[1]英格博格·巴赫曼说：“文学是一种人们为自己修正的理想图像，在这个图像里，你會让一些事态存在，而使另外一些事态消亡。”[2]也就是说，小说能使我们记忆里的情景复活，而且让我们的记忆有所选择，并能使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现实有所认识。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和田先生作过探讨。我的理念是，在创作过程中，小说家要摒弃一切世俗关系，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立的人，然后他笔下的世界才会变得公正。田先生同意我的观点，他补充说：在丰富的人生经历里，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时，肯定会作出自己的取舍。我相信田先生的话，因为田先生在《父亲和她们》里已经体现了他的取舍标准。

在阅读完《父亲和她们》后的几天里，在鸡公山曲弯的山路上散步的时候，我一直想找一个恰当的比喻，把小说里人物的象征意义概括进去。看着山坡上在风中发出涛声的林海我很容易就想到了大地、河流和植物。在这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土地，这是我们常常会感受到的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最终把土地上的植物改造。我在电话里把这个想法告诉田先生，他说：“这个比喻接近我写作的意图，把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改造成一个卫道者。”而在这个比喻里，象征着现代精神的林春如就是河流，在她和肖芝兰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这两个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女性之间的战争的主体，最初是马文昌，后来又延续到下一代。为了争夺“我”，她们征战的硝烟丝毫不减。《父亲和她们》里的这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使我想起了荣格曾经说过的话：“不是歌德创作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浮士德》是什么？它本质上是个象征。它所表现的只是早就存在于德国人的灵魂中的一些深奥的东西，歌德只不过是帮它产生出来而已。”

我们应该注意到，《父亲和她们》里的马文昌是一个“为了爱情、为了自由”的热血知识分子，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巨浪里无法左右自己，无数的苦难终于使我们所有的人明白，要想生存，你就得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得没有一点自己，使自己失去灵魂只存肉体。而马文昌的悲剧在于，他的被改造不但是来自“文革” 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来自中国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对他的改造。用荣格的话说，这种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是“集体无意识”。可怕的就是这个“集体无意识”。就像可恶的权力意识渗透了我们现实生活的角角落落一样，《父亲和她们》中旧的习惯势力也渗透在我们历史进程中的每一刻。

在我们的生活现实里，一个民警、一个医生、一个教师、一个接线员、一个驾校的教官，哪怕一个打工的保安或门卫，任何一个手中有一点权力的普通人，在经过他的时候，你都要给他“意思意思”，否则事情的结果就会让你感到懊丧。一些在我们看来以前很干净的领域，现在硬是被这种权力意识制造出了潜规则。我们的平民已经被权力意识所毒化，就更不用说那些高高在上的当权者。普通人虽然也痛恨官场腐败，可是当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官员解决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时，我们自己也会放弃抗争与判断的能力，并希望通过“找关系、走后门”成为权力的奴隶，使我们自己成为腐败的参与者和帮凶。这种现实使我们的生活因利益得失而积成仇恨，形成一种恶习。由于人人积怨在胸，等到一旦权力在握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身不由己地渴望着腐败一回。这就是依附在权力意识上的实用主义文化的精粹，它让我们成为了权力意识的受害者，反过来又让我们成为使用手中拥有的权力去损害别人的人。这使我们所处的生活形成了恶的循环，这种权力意识和实用主义文化已经渗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根骨髓，权力的滥用已经形成了一种潜规则，实用主义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并构建起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用伯恩哈德的话说，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在我们的现实里，之所以权力的拥有者会那样肆无忌惮，就是因为有这个民间的习惯势力为基础。《父亲和她们》的叙事进入了我们所处社会的腹部，通过对一个家族的秘史的展现，让我们闻到了从权力意识和习惯势力那里散发出来的浓烈的毒药气息，而所有这些，都隐藏在作者不易察觉的审视的目光里。就像我们要认识“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一样，我们对蕴藏在民间的种种可恶的习惯势力也要有清楚地认识。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但仅有12人拒绝，他们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为此翁贝托·埃科总结说：人民是罪恶的同谋。

我们应该注意到，《父亲和她们》同时也是一部有关寻求自由的书，书中两个象征着植物的男性形象，为了自由的梦想经历了种种生存危机，为维护自我，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挣扎和拼搏。一个从满怀生活激情的青年，到后来在儿子眼里变得现实而平庸的“父亲”，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残酷无情和权力意识以及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对人性改造的力量。在我看来，小说除去对权力意识以及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对人的改造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识，那就是对根深蒂固的父权的审视。父亲的一生都在想破坏这种围困他的旧有的传统势力，而最终他还是被这种强大的习惯势力所改造。叔本华说：“真正的习惯势力建立在懒惰、迟钝或者惯性之上，它希望我们的智力和意欲在做新的选择时免遭困难、甚至危险。”[3]我们在评判张艺谋导演的影片《山楂树之恋》时认为他关注了人性，而我们却忽视了这个“纯洁的爱情” 故事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拿英国导演斯蒂芬·戴德利导演的电影《朗读者》和《山楂树之恋》相比较就会得出结论：后者对人类精神灾难的认识和表现无疑是很单薄的。我们知道这种影片仍然漂浮在问题的水面，没有进入那个时代的实质。精神的麻木及丑陋，这就是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对知识分子对人性改造的结果。马文昌由追求自由到丧失自由的人生轨迹，成了最初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被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改造成驯顺自觉的奴才的典范。如果我们把林春如看成是现代精神的象征，那么《父亲和她们》里还有一个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改造外来的“现代精神”的话题。其实我们从《父亲和她们》里已经看到，在现实生活里，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无疑成了胜利者，而我们所追寻的“现代精神” 要么被改造，要么成为了在中国土地上的流亡者。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性和现代精神被“改造”这一浓厚的主题，弥漫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并让我们看到了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本质。

虽然我们探讨了知识分子被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所改造的深度和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但文学所关注的问题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社会问题上，而要对社会意识形态、人性的本质以及社会公正、权力渗透等各个领域进行综合的思考和认识。因此，小说家对生活提炼创造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浓缩，是对未来的准确隐喻。比如个性鲜明的卡夫卡，他的小说不仅浓缩了那一时期布拉格人的精神和生活困境，还成为布拉格陷入纳粹统治的预言。因此，作家必然要从独立的个人立场出发，从人性的视角关照社会现实。田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的写作只有从人性出发，才能超越意识形态与政治评判，呈现出对民族文化和民族人格的冷静思考。”小说不是技巧的游戏，也绝不是批判社会问题的工具，小说是剖析人生、人性甚至是推进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一种艺术形式。小说的文本和建立在文本之上的社会学是小说的两翼，这就是我们在衡量一部小说在艺术上所取得成就的两个标准。一个作家，他只有站在人性的角度，才能建立平等、自由、仁爱的道德观，才可能使自己的写作获得思想深度，才能深刻地表达人类的生存苦难和精神痛苦。我历来认为小说里的所有精神的盛载都是由小说文本来完成的，是建立在文本之上的。《父亲和她们》用“娘”“父亲”和“母亲”三条各自独立、平行的叙事线展开叙事，除此之外还有“我”这条暗线，正是“我”这条暗线构成了这部小说叙事的纲目，把另外三条叙事线巧妙地编织起来，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在小说里，作者运用了双重第一人称的叙事，在三条叙事线里都是由事件的主人公“我”来进行讲述，而另一个“我”则是叙事的组织者和整理者，同时也是一个参与者，这个“我”会时不时会打断主人公“我”的讲述，来一段对主人公所讲述的事件的评判、猜想、疑问或者回忆，于是双重的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就此形成。

我把建立在当下的、正在流失的物理时间里的一瞬间的小说叙事状态，称之为在场叙事，在场叙事是构成小说悬念的重要手段。我说的悬念不是人们通常说的故事。在我的理念里，故事在现代小说叙事里已经蜕变成了构成小说悬念的一个元素。小说的叙事悬念是由叙事的语感、人物的情绪、事件的象征、主题的隐喻、结构以及小说人物的命运等多种元素构成的，而构成小说悬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的未知，是在现实一瞬的寻找、探索，是不可预测，是事件在展开之后的变数。在这样的叙事文本里，到处充满了路经，这些路经各自具备意义，又构成小说的有机部分，看是闲笔，却充满了意味。那是建筑上的一块砖，你没法抽出来。《父亲和她们》就是在场的叙事。尽管这部小说写了一个家族在20世纪近百年的曲折经历，但是叙事的视角仍然是当下，担当这个重任的就是回忆：“娘”的回忆、“父亲”的回忆、“母亲”的回忆、“我”的回忆，所有的回忆都是当下我在美国那个名叫“渥好思”或者“威德豪斯”这样一个小镇上来进行的。在阅读《父亲和她们》的时候，我的耳边常常会有响起《大峡谷》 ②音樂的感觉，在小说叙事里，由于“我”的在场，使得我们对《父亲和她们》的阅读具有了现场感。

《父亲和她们》给我的另一个感受是叙事语言的幽默感。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说：“世界不是存在于语言之外，而是存在于语言本身。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粉碎由语言所建构起来的似乎固定不变的世界图像。”[4]《父亲和她们》挑战固有的语言的方式就是幽默。在现实里，好象只有把自己所处的世界、把痛苦、绝望和死亡的现实演变成正常的生活内容，我们才能生活下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里所体现的由忍受能力而转换成的无声的抵抗或者叫自嘲的幽默、或者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幽默，恰恰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生存本质性的东西。在叙事里，口语化和诗性的叙事语言的结合，历来都是让作家感到头疼的问题。作者在这部小说里，腾挪于网状的叙事结构中，使得“娘”的口语，“母亲”与“父亲”的口语和“我”诗性的叙事语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游刃有余的境界。比如：

娘说：“不管那个不讲理的愿不愿意，拜过天地，他就是我的男人。”

娘说：“你马家这弟兄俩——没一个好东西。”

娘说：“你爹这个浑货，他长到老也是个孩子。”

母亲说：“人哪，有时候会被一个简单的问题纠缠一辈子。”

母亲说：“是你和叶子让我变得怯懦、自私。”

母亲说：“我对自己走过的路从不后悔。”

父亲说：“为了爱情，为了自由，到那边去。”

父亲说：“这个圈子，我兜得可真不小。”

父亲说：“就让我做个忘恩负义的人吧。”

在这里，口语化的叙事体现了以下几种功能：一，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二，准确地传达出当事人的精神世界；三，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当事人说话时所处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四，让我们感受到人物的命运所发生的变化。

除去我上面说到的口语化问题，《父亲和她们》在叙事语言上还有如下几个特征：一，叙事语言的准确性；二，叙事语言所传达的丰富的信息。以上两点只有在阅读小说时才会有强烈的感受。第三点就是叙事语言在转折时留给阅读者参与的空间。比如在小说楔子里有这样一句：

带你去个地儿，听听这儿的音乐。他带我去的酒吧，正是我进入美国后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

作者前一句的后面，沒有接着描写怎样去酒吧，而是笔锋一转，就是“他带我去的酒吧……”在这里，语言构成了叙事的张力，作者把生活中太多的过程有意留给了读者。在《父亲和她们》里，作者留给读者的空间布满了整体的结构当中。在每一章的结尾，事件展开之后突然停顿下来，当我们想知道事件的结果的时候，作者却在下一个章节里避开不谈，那个我们想知道的事件的结果往往是在另外一个时候、在看似漫不经心的时候给讲述出来，而这时我们看到的也真的只是事件的结果而已，作者把一些我们看似重要的过程，作为小说的空间省略下来，这样给阅读者带来了参与思考的空间。

在拥有了生活经历之后，作家依靠的就是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要看一个作家的自由精神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对文学精神的领悟到什么样的程度。回顾田先生的创作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自由精神有些怎样的演变。田先生的写作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至1994年，田先生创作了《五月》《落叶溪》《明天的太阳》《轰炸》《匪首》等大量的短、中、长篇小说，这是作者生活积累的喷发期。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故乡为背景，以个人情感为题材。独特的地域文化，真切的乡土气息，以及对人性的关怀构成了这一时期他小说的叙事特色。

第二个阶段20世纪的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这一阶段田先生发表了《杀人体验》《不明夜访者》《诺迈德的小说》《姐姐的村庄》《进步的田琴》《诗人的诞生》等作品，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里，作者除保留着第一阶段的艺术追求外，主要是在结构形式和叙事方法上自觉地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实践，他这个时期的创作融入了强烈的现代意识。

第三个阶段就是2010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和《十七岁》。这两部长篇小说以新颖的叙事手法和娴熟的叙事语言，深刻反思了自我，反思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思考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人在20世纪的心灵路程。应该说，这两部作品代表着田先生在创作上取得的最高成就。

伯恩哈德说：“只有真正独立的人，才能从根本上做到真正把书写好。”[5]我理解的伯恩哈德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不光是我们常说的不媚俗、不迎合市场、不逢场作戏、不逢迎权势、不为名利所诱惑上的人格独立，还是指一个人的精神独立，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应该是一个能发出自己声音的人。而这些，就是《父亲和她们》里的人物要被改造掉的精神。在我的理念里，文学精神是由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所构成的。用20年的时间来构思和写作一部小说，我视为这就是田先生对这种文学精神的坚守。布罗茨基说：“无视文学倡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是卑琐的，也是无价值的。”[6]田先生通过写作《父亲和她们》对生活在现实里的人们的精神生活进行了提炼和修正，这正像英格博格·巴赫曼所言：文学是一种人们为自己修正的理想图像。

参考文献：

[1][英]约翰·福尔斯.陈安全 译.法国中尉的女人[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67.

[2][美]巴赫曼.韩瑞祥选编.巴赫曼作品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

[3][德]叔本华.韦启昌 译.叔本华思想随笔[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00.

[4][5][奥]伯恩哈德.马文韬 译.历代大师·伯恩哈德作品选[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3.

[6][美]布罗茨基.刘文飞 译.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5.

注释：

①《父亲和她们》在《十月·长篇小说》2010年的第2期发表时题目为《二十世纪的爱情》，作家出版社，2010年8月版。

②《大峡谷》是长笛大师Nicholas Gunn在1995年创作的音乐专辑。音乐以长笛、吉他配以电子合成器，部分大自然音效取材自大峡谷，把长笛音乐带入新的风格。聆听大峡谷的音乐是一次令人激动的冒险，你仿佛可以听到回荡在峡谷峭壁间那悠长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