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义

我不想写公园了，尤其眼前这座公园。

在《虫洞》里，我为她奉献了五六万字。在生活里，我为她奉献了十个春秋———每周五天，每年200多天，说朝夕相处并不为过，说生活中的一部分也不为过，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写她。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似乎是这个样子，但这样去写肯定是有问题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也是这个样子，但这样去写还是有问题的。

每天都在变，每时每刻都在变？逻辑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我们能观察并记录这种变化吗？我们的观察和记录足够准确吗？如果不够准确，这些文字还是真实的吗？

生活中我可以忽略这些问题，在文字中，我必须面对。

很显然，重复自己是无意义的，不管你的重复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重复。一篇文章是重复，一部书或一系列书还是重复。一千字是重复，一万字、一百万字还是重复。更可怕的，不仅仅是形式和文字在重复，思想也在重复。

甚至，思想从未更新过。

把祖宗的眼睛拿来当自己的眼睛。把众生的眼睛拿来当自己的眼睛。把自己昨天的眼睛拿来当今天的眼睛。如此，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可不重复，怎么建立自己的风格？怎么打上自己的标签或烙印？

很显然，这也是个难题。

写或不写，我上下班都是要经过迎泽公园的。生活方式很难改变，除非放弃生计。放弃生计等于放弃活着的权利，这显然不现实。生活如此残酷，我必须学会在残酷中享受。

文字无疑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虽然文字并非生活。

文字肯定是生命的一部分，尤其于写作者而言。

用文字剥开生活残忍的一面，让生活的残忍变成文字的美好。这很难，但我别无选择。

其实，文字的功效并非要剥开什么，而是打开所有，让内在的纹理以本来的面貌呈现出来。

迎泽公园再次开放是前年国庆节，之前的整修差不多用时一年。开园那天傍晚我去转了转，人山人海，花山花海，菊花照例是十月的主角。我从菊花中间穿过，公园的西南角还在施工中，原来的大型游乐设施被全部拆除，即将代替它们的，除了仿古建筑，便是植物。公园的西北角也在施工中，不过，那儿是地铁车站工地，封園之前已经热火朝天，开园之后还将继续热闹下去。我在公园东边走了半圈便离开了，迎泽湖的水清澈许多，园子里的树木茂密许多，树木间的道路也曲折许多。

穿越公园的那些年，我经历过的像模像样的整修不止三次，而最近这次无疑是规模最大的，据说耗资不菲。与这次相比，之前的整修更像修补，这儿建几个台阶，那儿开一条小路，假山脚下搭一座小桥，就像寻常人家过日子一般。即便如此，她的每次变化我都有切身感受，毕竟光顾次数太多，多到几乎把她当成自己的园子———是啊，有谁像我一样不管晨昏，不管刮风下雨，一年四季都要从她中间穿过呢！

其实，这座公园是公共场所，没有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一枚叶子属于我，也没有一滴水、一缕空气、一块石子或一把泥土属于我，更没有一座亭阁、一条道路属于我。那又如何？世上本来就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我，但只要他或她或它与我存在某种关系，他或她或它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毋庸置疑，我熟悉这座公园的四季变化，但并未走遍她的每个角落，即使我把她当作我的园子。

毋庸置疑，我观察过这座公园重大或微小的变化，但我的每一次观察都是局部的，我不可能看到她的整体。

即便我看到过她的整体，你会相信我看到的是整体吗？即便你相信我看到的是她的整体，你会相信我懂她的心吗？

眼见为实是个伪命题，可我们又不得不相信眼见为实，这无疑是个悖论。

晨起，我站在窗前能看到这座公园。有时，我也想像鸟儿一样对着她歌唱，可她并未赋予我歌唱的权利。

事实上，我仅是站在窗前看看而已，并不需要她的授权。事实上，她仅是站在我的窗外而已，从不关心我会不会歌唱。

毋庸置疑，我仅是站在窗前看到些什么而已。毋庸置疑，我看到的什么也仅是我看到的什么而已。无须自作多情，窗外的公园也仅是窗外的公园，仅此而已。

事实上，我与这座公园仅存在一种关系，看或被看。我可以把她拿来建构我的世界，但我不能占有她。我可以把她偷到我的文字中来，她可以对此一无觉察。我偷走的园子仅是我偷走的园子，并非她本身。我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与她有什么关系呢？她还站在原地，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次走进这座公园是1982年春天，那时我是大一学生，跟着同学去春游。那时的公园收门票，我们从北门排队进去，又在迎泽湖排队坐了船。第一次花钱进公园，第一次花钱坐船，公园对我唯一的触动便是我也是城市人了。

记得大学期间春游，还去过晋祠，还去过玄中寺，还去过城西北方向的崛山。逛祠和寺没留下多少印象，爬山更没留下多少印象———毕竟我是在山上长大的，爬山于我并非享受，而是苦难。

我对城市人看到山水的喜悦无动于衷，但我并未表露出来。我知道，我一旦大惊小怪，便说明我不是城市人，便说明我还没有融入城市的生活。

其实，就算我不大惊小怪，也不意味着我已融入城市生活。

那个年代，公园里有假山假水，游人的手腕或脖子上戴着石英、水晶或电子类饰品。那个年代是贫穷的，那个年代的自然似乎也是贫穷的，习惯了贫穷的眼睛便觉得人工制品是一种审美和品味。

如今，石英、水晶或电子类制品早已销声匿迹，假山假水也已销声匿迹，公园最大的变化便是树。对，各种各样的树，叫上或叫不上名字的树。譬如垂柳、国槐、油松、白皮松、桧柏、黄栌、丝棉木、五角枫、栾树、红叶碧桃、山楂树，譬如紫叶李、太阳李、西府海棠、绿宝石海棠、玉兰、楸子、水栒子，譬如榆叶梅、木槿、紫薇、紫丁香、金银木、刺玫、龙爪槐，等等，等等。当然，还有许多与它们长得极像，却叫不上名字的树。

此刻，我很想坐下来，与这座公园谈谈视线问题。是的，我说的是视线，不是视觉，不是视力，更不是角度。是的，我在我的视线里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一切，但我怎么向你证明我看到的就是你呢？

或许，我看到的就是你。或许，我看到的并非你。我并不否认我看到的仅是局部，可我只能把我看到的局部当作你的全部，否则，我怎么去认识你？

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一座园子，每座园子又是每个人的。我仅是每座园子之一，但我是我的唯一。我的桀骜不驯来源于此，我的谦逊也来源于此。你不必为我而活着，而我也只能为自己而活着。

我上下班时穿过你，只是我喜欢穿过你而已。我喜欢的仅是我喜欢的，与你无关。我此刻喜欢的，仅是我此刻喜欢的———昨天是否喜欢过，我已忘记；明天是否仍会喜欢，我不知道。

当然，你有权反对我的喜欢，但那是你的反对，与我无关。我相信你有一百条反对的理由，且每条理由都可能成立，但那是你的理由和你的成立，我尊重，但依然与我无关。

实际上，我仅是有些混沌而已。我喜欢且愿意隐匿于混沌之中，而在混沌里，万事万物都以各自的关系而存在着，混沌便是所有关系的总和。

穿过公园，便是穿过植物。

所有的植物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它们的名字并非父母起的，也非自己起的；于植物而言，它们更像没名字的。

我从公园中穿过，有时是秋天，有时是冬天，有时是春天，而此刻，正好是五月。我看见那些墨绿、绿、翠綠以及紫的叶子中间或开着花，或已开过花，或结着果实，或未结果实———其实，哪里会没有果实呢，只是未被我看见罢了。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我都从它们中间穿过，那些叫上或叫不上名字的植物不因我认识或不认识而各自生长着。这是一个漫长、甚至不厌其烦的过程，而我仅是路过它们。

它们都有一个好听或好记的名字，这些名字有的还挂在身上，仿佛一个忘记回家路的人。其实，名字仅是世人的约定俗成，生长才是生命中不变的变数。其实，我仅是路过它们，从未大声喊出过它们的名字。

即便如此，并不妨碍它们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我曾从它们中间经过。

那些植物与周边万事万物的关系一直在变化着，与自己的关系却从未改变———就像自己一成不变、却又根本没有关系的名字。那些植物都在自己的关系中兀自生长着，它们多么安静，又多么自在。

如果我愿意，我也是自在的；如果我愿意，我便可以与周边所有的自在生活在一起；如果我愿意，我穿过街道、穿过河流、穿过大山时，我穿过的也是植物，而与此同时，植物也穿过了我。

站在一幅画前，你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它由一堆线条构成。

那么，一座园子呢？

园子里有很多条路，每条路都是曲折的。园子便是这些路连接起来的，这些路没有一条是直线的。

事实上，直线是不存的。我相信现实中有接近直线的疑似直线，但并无纯粹的直线。即便由最精密的仪器画出的所谓直线，也仅是更接近直线而已。尽可能地接近，这是达到理想或极限状态的唯一路径，也是所有可能性路径中唯一不可能实现的路径。

事实上，这座公园便是由曲线组成的。弯曲即力，力即弯曲，这是她最不可思议的秘密。曲线背后隐藏着各种无形的力，她因此而动感十足。她以她的方式运动，我在她中间运动，运动显然又是暴露这一秘密的最直观方式。

没有理想，只有现实。没有简单，只有复杂。这是一座园子的真相，我一边去了解它，一边在理想中简单地活着。

夏雨过后，湖面上白茫茫一片。大雾之上浮动着什么？大雾背后沉落着什么？站在此岸看到了什么？没看到什么？站在对岸又看到了什么？又没看到什么？

把目光投向更远的远方，不管看到或看不到，不管有雨或没雨，这座公园在此刻都是一片茫茫。如果你也喜欢这座公园，那么，请与我一起搭一叶扁舟，从湖面上无声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