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瑞钧 原小强

摘  要：实业与教育等等进路历史性地属于“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课题之列，同时也提供了“中国传统性”再获新生的历史契机。在近现代历史叙事的层面，马相伯具有“实业家+教育家”的双重标签。在现代性视野下，马相伯从夯实基础、广汲资源、开放创新等方面展开探索。他及其同行者们的思想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性萌芽的基础“场域”的一部分。以现代性为“座架”，站在实业史和教育史的双向叙事维度上，对马相伯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张大中国近现代“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资源，并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现代性发展构成一定的逻辑影响力。

关键词：马相伯;现代性;实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9）09-0187-03

Abstract：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istorically belonged to the important topic of "China's modernity"， and it also provided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Chinese tradition" to regain its new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historical narration， Ma Xiangbo has the double label of "industrialist + educator". In the view of modernity， Ma Xiangbo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drawing resources widely， opening up and innovation. To a great extent， hi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nd those of his colleagues formed part of the "field"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germination of modernity in modern China. Taking modernity as the "frame" and standing on the two-way narrative dimension of industri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history， Ma Xiangbo's analysis and research can not only expand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pursued by modern "modernity" in China， but also form a logical influence o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ty in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

Keywords： Ma Xiangbo; modernity; industry; education

在某种程度上，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展现为对自身现代性方案不断的孜孜求索。动摇乃至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及其意识形态表征，构成了重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前提。政治进路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实业与教育等等进路也历史性地属于“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课题之列，同时也提供了“中国传统性”再获新生的历史契机。

在近现代历史叙事的层面，马相伯具有“实业家+教育家”的双重标签。他一直都是中国实业救国进路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过程中，马相伯个人的成功无可置疑，但实业救国的进路却迟迟无法见效。这一结果促使马相伯进而思考教育救国救民的迫切性，再叠加上他不断共鸣的实业情怀与文化趣味，终对他转向国民教育进路构成了巨大的历史动力和逻辑动力。在现代性视野下，马相伯从夯实基础、广汲资源、积极创新等方面展开探索。马相伯及其同行者们的思想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性萌芽的基础“场域”的一部分。

一、夯实基础

被西方侵略撞开国门后，经济、文化层面的蒙昧状态构成了马相伯试图重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客观历史状况，这一状况也内在成为中国现代性问题展开过程中的挑战与阻碍。马相伯等人的历史出场意味着：自秦汉以来既已成型的以小农自然经济为核心的传统中国，已经开始尝试其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

作为前现代的中国传统社会，传统小农生产都是在相同规模上进行的不断重复性、周期性生产，即黄宗智所言意义上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这样一个传统社会面对现代性“冲击”不得不做出某种或被动或主动的“回应”。马相伯的现代性追求和实践中非常重要的理念是他重农悯农的经济倾向和人文倾向，力图“找到一种既能实现辽阔农业社会的整合，又能抗拒西方列强外来冲击的社会结构。”[1]马相伯在这方面独辟蹊径：在重商主义的前提下，力主“讲农法，开民智”方略。一方面，他主张通过办报译书来普及现代性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开民智莫善于日报，日报不能降为旬报，旬报不能降为月报。假令国中农事报无可报，则又莫善于以译书为报。”[2]書籍译介虽“见功迟”，但对于中国现代性农业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因此，马相伯曾详细介绍《农业全书》《农学通论》等23种国外农学著作，希冀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他力主通过设立学堂来培养现代性农业科技人才。“古人教稼明农，教必有教之方与教之地”，他参照“外国农政书院”，主张“设一学堂，购备书籍若干，农具小样若干，土质小样若干，化学器具若干，听人来学”[3]。

在马相伯的现代性思想与实践中，爱农、爱民、爱生、爱国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较为明显的表现就是马相伯非常鼓励学生的爱国救国热情。其弟子于右任曾作诗讥讽腐败时政而被清廷通缉。马相伯得知后不顾个人得失、招其入学，不仅“免其学费”，且谓之曰：“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做东道主矣。”[4]马相伯先生对学生的爱、对农业的爱，真正的目的在为国家、为民族“不拘一格降人才”，将爱农、爱民、爱生、爱国融入整个近代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之中去。对此，弟子邵力子深有体会地说：“先生对同胞，不以思想，不以地位，不以阶级而别，在救国大前提下，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是一例的，这与先生的‘有容’精神有关，这与先生的学问有关。先生精神学问的最高目标在救国。”[5]

二、广汲资源

马相伯在场的现代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西方的社会制度、文化理念的民族性生存比较中提出的关涉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西方的现代性操控与中国的现代性突围之间的深刻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求解共同形塑了中国近代诸多问题的生成与发展，也预设了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求索的基本结构。马相伯的思想与实践就在这一结构下一一展开。对于外部资源，马相伯拥有着立基于本土性探索基础上的自信，在实业兴学过程中学习、运行、超越外部资源并贯穿始终。

马相伯主张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带动实业发展，主张发挥中国的资源优势与各国贸易。1885年马相伯提出颇类似近百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特区”的概念，可谓振聋发聩。当时，马相伯为香港经济所吸引，敏锐觉察到香制对面的九龙半岛之地理优势，意欲建立一个与香港对峙的经贸特区，将其“辟为商埠，建筑市场，招引中外商人，到彼贸易，修一铁路直达广州”[6]。虽然这一建议后被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束之高阁”，但无碍于马相伯可以被视为中国特色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先知。他力主发挥中國产品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的层面抢占话语权。马相伯曾感慨地说：中国的绸锻、茶叶、花布、瓷器等特产为西方所喜欢，如中国致力于改良工业与对外贸易的方法，必可向外取得一部分很有利的市场。

在近现代经济史上，中国人对向外国借款向来有不同意见。马相伯则是典型开放派，他主张依据自身状况积极向外国企业借款，发展中国的实业经济。1885年，马相伯曾劝刘铭传借款开发台湾经济并经营其他。1886年，李鸿章委派马相伯赴美商谈借款以开设“华美银行”事宜。马相伯与美方谈妥后电报朝廷，瞬间招来责难。西太后勒令李鸿章停止一切借款事宜，马相伯“弄得进退维谷，简直不能见人”，最后只能“溜之大吉”，结束闹剧般的美国之行。

在治学办学过程中，马相伯同样充分汲取各种资源，积极推动世界各地现代性学制的引入与弘扬。马相伯在治学办学方面建树颇多，曾创办震旦大学院、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辅仁大学等。马相伯曾公开表示其所办学校“实具有西欧Akademin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公学’”[7]，并在《震旦学院章程》中明确指出：“课程遵泰西国学功令”[8]。其后，在《复旦公学章程》中进而把“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列入办学宗旨。西学传统渐趋滥觞。

在办学管理运营方面，马相伯充分利用各种层级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他强调：办大学最重要的是教师队伍和管理人才。但是，震旦学院办学之初几乎是白手起家：既没有校舍师资，也没有管理人才。对于前者的物力资源问题，马相伯凭借其与徐家汇天主教会的深厚关系以及对教会的巨额私产捐献，接到徐家汇天文台余下的一些屋子作为院舍，并聘请若干外籍耶稣会教士为教授。对于人力资源的匮乏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马相伯决定汲取中国书院简约化管理精神，自认监院（即院长）及导师，同时借鉴西方大学自治传统，实行“学生自治”。马相伯除总揽学校教务外，常亲自授课，并乐于与学生同吃同住。他坚持让学生参与各种形式的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其形式为由学生选择出几位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承担学校的所有管理工作，学校成员在自治自主氛围下生活、学习与工作。[9]

三、开放创新

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后，诸方面的落后与不断遭受欺辱的切肤经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落后就要挨打”的集体民族心理，决定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与赶超构成了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无意识心理投射。精神状态的改变就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存在形态的“脱域”（disembeding）：将中国社会从传统前现代的形态之中拔脱出来，并赋予新的基座上进行现代性的重构工作。因此，朝向现代性方向的各种形式、各个领域、各种层级的创新就具有了一种超乎寻常的重大意味。

马相伯在实业管理方面努力尝试新经验的观念与行为，这使得他成为中国近现代少数几个能够探索企业管理新技术新方法的实业家。1877年，马相伯被委任山东潍县机械局总办后即着手全面调研，发现该机构组织臃肿、效率低下。全局“有一二十位候补官员，工人有二三百人，还有二百多名卫兵”，日常开支浩大，但它的产能却是“十天只出-支枪。子弹火药，也都用的是土法，每月出品自然有限”[10]。面对这样的烂摊子，他很快提出改革对策，引进西方先进制造方法，使得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大提升。1884年，马相伯在《改革轮船招商局建议》中尖锐指出招商局的管理缺陷：“分局之弊，失之太纵;总局之弊，失之太浮，举措无当，全凭私臆。”[11]整个招商局“经理不善”，重要原因是“用人之弊”：“任人唯亲”和“失之太滥”。一般办事人员普遍缺乏现代实业的基本素质，上层管理者“挂名分肥”。他认为只有彻底地“改弦更张”，建立一套与新兴民用企业相匹配的现代性管理理念，轮船招商局才有振兴的希望。

在治学办学方面，马相伯积极提倡开放自由的办学模式，他借鉴西方大学自治传统，倡行“学生自治”：“院内各项事物，在先生监督下，悉归学生管理。”除总干事和会计干事为固定职务外，“其余干事，于学期开始，由学生互推分别担任，其职务之学期之终为止，执掌权限，悉遵学生自治规程”[12]。这种开放、自由的办学模式，渐渐成为著名的复旦传统，并不断发扬光大。马相伯还倡导学生主动参与学校食堂等的管理，设立“校内民主法庭”以解决同学间的纠纷，以培养学生自治精神，养成民主人格。

马相伯既认可西方大学体制，也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大加弘扬，力图结合中国书院与西方“柏拉图教育”之精髓。当时，他对于社会精英丧失汉语文化精神深表隐忧：一国之语言，一国之心志所借以交通也。一国之文字，一国之理想所借以征验也。[13]“读十余年西洋书，为西洋同化了，将中国旧有的礼貌风俗习惯都忘掉了。这样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何异？”[14]因此，马相伯极力反对“强行用殖民地的语言替代当地的母语”[15]，并在实业和教育实践中身体力行。马相伯在《复旦公学章程》中写道：“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惟中文差者，须自任于卒业限内，能加意补习为合格。其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摒弃。”[16]

马相伯的开放创新、兼收并蓄不仅停留在中西方学校管理思想层面，更体现为自主研究的学风树立。从为学救国的高度，马相伯提倡自主研讨的真学问，强调做学问乃思想上的自主独立和学术上的自由研究。他说：“今兹所讲，为格物穷理之学，求之一己，而无与人者也。故开宗明义，力求自主，夫自主与自由异。自由者，今日欲左则左之，明日欲右则右之。而自主则不然，有坚忍不拔之气，强立不返之志，旦而矢之，则万变不离。所谓三军之帅可夺，匹夫之志难移，此鄙人所欲与诸君子共勉者也。”[17]以震旦学院为例，学制仅为2年，对学院章程所列课程，马相伯并不主张做过细的讲授，而是着眼于治学门径的指导和开悟。如弟子于右任所说：一切学科，重在开示门径，养成学者的自由研究之风。

四、结束语

以现代性为“座架”，站在实业史和教育史的双向叙事维度上，马相伯的思想与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教育史和實业史的谱系历史价值显而易见。现代性的一般理论规定就是“断裂性”，即通过对传统的颠覆从而实现与前现代的根本性断裂。在马相伯颇具现代性追求的思想与实践中，传统与旧秩序不断接受现代性溶解的考验。“旧有的结构、格局、依附和互动的模式统统被扔进熔炉中去，以得到重新铸造和形塑;这就是天生要打破边界、毁灭一切具有侵犯色彩的现代性历史中的‘砸碎旧框架、旧模型’的阶段。”[18]马相伯的实业追求与教育实践，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精英重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现实探索。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对它的深刻理解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启示。”[19]在马相伯的实业观念和实践中，他相信自己不过是财富的管家，而不是财富的终极拥有者，因此他愿意把大量实业获得的财产捐资兴教。作为近代教育家，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具有一种相当前卫的现代性并付诸实践。这使得教育在社会效用维度上构成了对社会和时代的影响力。这些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寻求合理平衡的重要价值原则，正是马相伯作为一名教育家和作为一名实业家一生奉行的，构成了马相伯取得个人成就和社会成就的精神基础和方法基础。马相伯是中国近现代较早的完整且成熟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对他的思想与实践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张大中国近现代“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资源，并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现代性发展构成一定的逻辑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70.

[2]马相伯.务农会条议[M]//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5.

[3]马相伯.务农会条议[M]//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8.

[4]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M]//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56.

[5]邵子力.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M]//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95.

[6]马相伯.一日一谈.“刘省三语张香涛”[M]//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98.

[7]马相伯.一日一谈.“从震旦到复旦”[M]//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107.

[8]马相伯.展旦学院章程（1902年订）[M]//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41.

[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568-1572.

[10]马相伯.一日一谈.“杨谷山孝廉服官秘诀”[M]//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87.

[11]马相伯.改革轮船招商局建议[M]//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11.

[12]陈传德.马相伯先生创办展旦学院之特种精神[M]//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232-233.

[13]〈古文拾级〉序[M]//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01.

[14]学术传教[M]//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600.

[15]赵修艺.解读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M]//汤林森.冯建三.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16]马相伯.展旦学院章程（1905年订）[M]//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3.

[17]展旦学院开学记.引马相伯语[M]//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41.

[18]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10.

[19]班瑞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初创经验研究[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