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俊杰 黄丽

高考试题是一座富矿，各类各层次研究者从未间断对它的深度挖掘。在知识本位驱动下，高考历史试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浅层次知识结构、中层次历史思维方法、深层次历史素养等方面对常规历史知识类题目探讨，忽略了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史学理论类题目。针对后者，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冯一下教授的《略谈方法类题目的涌现及影响——2014年高考历史试题特点探析》、《略谈方法类历史试题的考查内容》，宫炳成教授的《试论高考试题中的史学研究倾向——从2013年新课标全国Ⅱ卷谈起》诸文。冯教授的成果侧重于从历史学习方法角度解读高考试题，宫教授并未完全聚焦历史研究理论类题目，且上述成果主要是对某一年份高考试题的研究。本文拟对2007年以来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的新课程试题纯史学理论类选择题作一粗浅梳理，尝试从题目的发展演变、对高中教考的影响、试题的育人功能等方面重新认识此类题目，以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题目概览与特征分析

从2007年教育部考试中心为海南、宁夏命制的新课程历史试题算起，迄今已走过12个年头，其中直接考查史学理论的选择题共有13道，详见下表。

（一）明显的阶段性演变

上表较为直观地反映出了史学理论类选择题的阶段性特征：

其一，题目出现的年份呈非连续、不平衡分布。考试中心命制新课标卷以来，史学理论类选择题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无到有、一落两起，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最初两年（2007年、2008年）未见此类选择题的踪影，此为第一阶段;此后，2009年、2010年连续出现，给人以百试不爽之感，此为第二阶段;而后迅速进入寂寥期，逐渐淡出视线，此为第三阶段;2017—2018年重出“江湖”，特别是2017年集中“爆发”，强势回归，引来一线师生一阵惊呼，此为第四阶段。这种大幅波动与变化，一是基于题目本身涉及史学研究的专业领域，故只是作为高考试题的点缀之物，没有频繁出现;二是命题者出于“反猜题、反押题”的需要故意为之，造成考查的年份断层。

其二，考查内容与方向的渐变与突变并存。一方面，考查内容在同一阶段内呈渐变趋势，如2009—2010年主要是对史学研究理论进行不同角度的考查。另一方面，史学理论考向阶段性突变趋势明显。对比上表中2009—2010年题目与2017—2018年题目考向差异非常突出，涵盖范畴扩容明显。这种转变很可能是为适应“三维目标”到“学科核心素养”的调整。具体而言，前者侧重于以历史学家、研究者的历史研究理论或历史哲学观为突破，考查与历史研究相关的基本要求与理论，体现了“三维目标”下“过程与方法”的要求，旨在给学生提供正确认识历史的方法论依据。后者关注史料，侧重于以不同史料认知历史、史学研究理论概念的区分、史料甄别方法等，充分反映了“核心素养”目标，意在从更专业、更源头的史料学角度培养学生“史料实证”与“历史解释”素养，甚至2017年海南卷19题更是让学生准确区分历史叙述、历史解释、历史观点、历史结论，考查更直接明了。

史学理论类选择题除呈现上述“变”化特征外，也突出“稳”字当头，在多方面具有较明显的连续性特点。

（二）突出的总体连续稳定性

首先，坚持课改理念融入试题。尊重历史，强调历史意识、历史智慧和视野是高中历史课程的基本理念。尊重历史必先尊重史料，史料的辨析方法是还原历史客观真实的途径。历史意识、智慧与视野，注重历史现象的横纵向关联，渗透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历史思维品质。这些理念在上述题目中均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体现。

其次，史学理论类题目从专业的角度剥开历史学家如何研究历史的神秘面纱，彰显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而非艺术性，体现了历史研究过程的严谨性而非随意性。

第三，題目难度适中，保持一定的区分度。由于题目以考查史学理论类为主，具有较浓的专业色彩，因此命题者在充分考虑区分度与选拔性前提下，适度控制难度，没有也无需对学生作普遍拔高要求，总体以多数学生能通过材料作出正确判断为据。

第四，专业理论与方法中隐含常识。虽然史学理论类选择题比较具有历史学科专业性，意在考查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但题中巧妙隐藏了史学常识乃至生活常识。如2017年全国Ⅰ卷第26题从不同史书记载中认定历史事实，包含了通过历史叙述的共同之处认定事实的常识。又如2015年海南卷第4题关于谣谶与历史现象的关联，也是对所谓的预言与后发真实历史的偶然性的常识性考查。比较典型的题目还有2017年全国Ⅱ卷第35题关于历史叙述的时代性问题以及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35题关于中日双方对丰岛海战的历史记载等。当然，学生解题时也可以借助常识作出准确的选择。

综上分析，有理由相信史学理论类题目作为高考历史试题中的“另类”还将继续存在于高考全国卷，并成为中长期的考查趋势，进一步影响高中历史教学与考试。

二、史学理论考查与高中教考

中学教师关注、研究高考试题，探寻高考命题规律，实在突显高考在“导”方面的功能与价值。高考在高中阶段的各类考试中据有绝对的主导地位，高考试题具有最高话语权，政治上体现国家意志，专业上代表国内最高层级的研究与命题水平。高考试题对知识、思维、能力、素养考查的导向性，对方法、专业、关注点的引导性，对促进高中教学转变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是全方位的。

首先，试题新颖，打破传统考试的知识理路，直指高中历史教学的盲区，折射出高中历史教学的不足，在教考分离形势下，以考促学，倒逼教学调整专业回归。

应试氛围下，高中历史教学更强调知识本位，即便在史料教学大行其道的今天，往往也主要是借助不同史料尽可能构建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相对全面的认知与评判，而忽略了史料教学中对历史研究理论的传授。史学理论类题目让一线师生防不胜防的同时，也引导教师关注史学研究理论，了解前沿成果，提高专业水平，推动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落地。常见的方法包括史料搜集方法、史料真伪辨析方法、史料勘误方法（其中伪史料的价值同样值得关注）、运用唯物史观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新史学研究方法等。

其次，考向引导促进各地模拟试题转变。高考指挥棒作用毋庸讳言，史学理论类试题数量有限，不能代替对历史知识的考查，但其导向性不可小视，特别是2017年高考中全国Ⅰ、Ⅱ、Ⅲ卷与海南卷的井喷涌现，引起教研员与广大一线教师的高度重视，各地模拟试题争相仿效，以笔者所在的四川为例，在2018届的地方性诊断考试中，此类题目频现，这也许有跟风之嫌，却无不反映高考的影响力与反拨引领作用。

第三，史学理论类选择题是新高考的试金石与探路者。已在部分省份启动，并即将在全国范围铺开的新高考模式，对接高校的专业要求与学生的专业选择、职业发展。2017年以来的史学理论题目为代表极具历史专业味，既在于选拔具有历史专业学习潜力的学生，也可视作高考转型的技术尝试，是高中新一轮课程改革与考试改革的前奏。史学理论类选择题将史学研究基本方法呈现给学生，便于有选择历史专业意向的学生初步了解历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三、史学理论类选择题的育人价值与功能

史学的功能在于借鉴，历史教育的终极追求在育人。无论是“三维目标”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还是“核心素养”下的“家国情怀”都具有这种同一指向性。高考历史试题利用其影响力隐性发挥在道德、心理、价值观等方面不可替代的育人潤化作用，努力实现学考行三合一的目标追求，践行以学生为本的课改理念。

第一，符合国家教育“立德树人”的宗旨，提高育人实效。十八大以来，国家进一步明确在强化高考选拔功能的同时，将“立德树人”作为首要目标和根本任务。史学理论类题目中隐含的史家基本的史德与研究立场，乃“良史”之基，是基本的道德规范与职业素养。没有喋喋不休的说教灌输，以无声的试题形式呈现，富有育人特色和别样效果，更能被学生铭记、内化于心。如2013年全国Ⅱ卷24题司马迁撰写《史记》对黄帝事迹的考证，充分展现了史学工作者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与严谨的工作态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吻合，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典范，具有时代价值。

第二，方法指引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史学研究的对象是汗牛充栋的史料，置身其中，史料辨伪是第一步，也是史学科学严谨性的首要体现。求真、求实，既是为学态度，更是为人的基本要求。事实上，甄别真伪不仅是对历史研究而言，同样极富现实意义。当下，面对各种媒体平台猛增、信息量爆炸、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甚至网络谣言四起时，每个人都需要一双慧眼，识破虚假。让谣言止于智者，需要有基本的信息辨别方法与能力，恰好史学理论类题目为学生打开了这扇窗，为学生提供了信息收集、辨析、筛选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是学生通过材料新情景形成的思想自觉。如2017年全国Ⅰ卷26题，由于历史叙述的主观性，形成对同一事实的史料记载存在差异，通过寻找叙述中的共同点，探寻历史真相。2017年全国Ⅲ卷27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题目对于帮助学生在生活中去伪存真，不惑于虚假信息，不困于泛滥信息干扰，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与长远发展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第三，理论方法中渗透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塑造学生的人格。理论与方法影响思维方式，透露出分析问题的价值取向。史学理论类题目潜移默化滋养学生，参与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如2017年全国Ⅱ卷35题强调历史叙述的时代性，2010年海南卷24题注重特定时空环境下的历史评价，均隐含一个重要信息：历史研究具有时代性，进而可以推演出历史分析、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的结论，从而在导向上让学生明确置身现场、换位思考、推己及人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扭转部分学生过分强调自我的错误意识。

四、结语

纵观十余年来，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的新课标历史试题，既有史学研究的专业性，又涵盖历史学独特的育人功能，凝聚了高考命题人的匠心与教育的初心，散发出幽远弥久的史学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