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岩

周秉德家客厅醒目的位置，挂着著名的《沉思中的周恩来》。1980年代，这张照片的发行量就超过了9000万张。周恩来生前并没有看到它，照片由意大利摄影记者焦尔乔·洛迪拍摄，在意大利公开发表，并由使馆工作人员带回中国。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入中南海，跟伯伯周恩來、伯母（注：亦称呼为“七妈”）邓颖超生活，直到1964年结婚离开。她此后也是伯伯家的常客。从少女时代起，细心、温和、开朗的姑娘就是伯父伯母和父母之间的桥梁。1957年，秉德写信给父亲，讲起和伯伯度过的有趣的周末：

星期天，我和维世姐姐（注：周恩来养女孙维世）都来看他了。他谈到在重庆时，与老朋友去吃饭馆。到一家小饭馆，楼上只有三桌，正好闲一桌。他们占用了。别桌人们都去看他，与他握手，他说：我和他们都握手了，都满足了，我又告诉他们请他们不要下去嚷，惹得很多人来，结果他们也都不嚷出去。我们说：你在北京就不行了，人这么多！他一听，立刻说：为什么不行？今天我就可以请你们到外边去吃午饭。

那天中午，周恩来先带着孙维世和周秉德去东单的“康乐”，满座。周恩来想起东华门的“萃华楼”，1946年“三人小组”谈判（指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张治中代表国民党、马歇尔代表美国组成的三人小组，对停止军事冲突进行的谈判）时，他与马歇尔等人在那里吃过饭。萃华楼有座，五个人要了米饭、馒头、五菜一汤，花了十元二角。回程路上，周恩来兴致不减：“陪你们玩了三个钟头！”

与伯伯、伯母谈话后，周秉德都会把重要内容追记下来，重要家庭会议则在现场记录。周恩来去世次年，中共党史专家胡华对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注：字同宇，周秉德的父亲）的一份采访记录，邓颖超赠给周秉德母亲王士琴的照片，妯娌间的便条，都被细心保留。凡此种种，让周秉德新书《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充满大历史中看不到的细节：

1964年，周恩来夫妇连续两个周末召集周家在京三代十几口人，开家庭会议。邓颖超做开场白：我们这个家有各种关系——父子、母女、婆媳、兄弟姐妹，还有党团员，党团员与非党团员的关系，大家都是新中国的主人，应该建立起平等、民主、和睦、团结的关系。兄弟之间、父子之间的认识，会有矛盾，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邓颖超讲完就到了午饭时间，妇女、孩子们跟她一起到厨房端菜端饭，不到半小时吃完，大家又在客厅坐定。周恩来双臂抱在胸前，一边踱步一边历数家史：周家的“封建根子”在绍兴，祖父中过前清功名，父辈都拜过绍兴师爷，父亲老七老实，不会扒钱，家里就破落了，以至于母亲过世后无法满足外祖母家厚殓的要求，棺椁厝在庙里几十年。

周恩来九岁时，生母和嗣母相继过世。10岁到12岁，他当家两年：借钱、典当、应付讨债的人，按照大家庭的规矩迎来送往，从小深深感受世态炎凉。他12岁被伯父接出去读书，先在东北，后到天津，“五四”时对家庭有了认识，知道旧家庭没法奋斗出来，但对父辈充满同情。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由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中央电视台发布的“2018中国好书”评选榜单揭晓，《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入选。记者对周秉德进行了采访。

“他要有时间看书就好了！”

记者：你12岁就跟伯父伯母生活在一起。这种安排是因为家族上一辈就有兄弟间代为抚养子女的传统，还是伯父伯母为支持你的母亲出去工作，想为她减轻负担？

周秉德：我父亲原来在天津做党的外围工作，以贸易客栈为掩护，给解放区提供棉制品、医疗器械、药品等。1949年4月我父母从天津到北京，伯伯夜里12点多才能回到香山的家里，跟我父母聊聊家常。那时他向我父亲交待：你应该有个正式工作，但不应该由我来安排。伯伯让他去上华北大学，9月份毕业，分配了工作。伯父找到他的领导：周同宇的工作职位要低，待遇要少，因为他是我的亲弟弟。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关系，更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他也不让我父亲用周恩寿这个本名，让他用字。

爸爸职位低，房子就小了，两间西晒的厢房加起来二十多平方米，不通风。我小弟弟出生后，头上痱子满满的。我那时已经上初中了，不太用妈妈操心，伯伯让我住到他家，纯粹因为父母家住不开。

记者：一开始你住在书房，据你观察他爱看什么书？

周秉德：他要有时间看书就好了！有一回伯伯说他在发奋读《家》，已经读了36页。我们听了都笑他。我到北京时，伯伯与国民党的谈判刚刚结束（注：指1949年4月的北平和平谈判），要参与指挥解放战争，同时还得筹备政协召开……1949年11月7日伯伯搬到西花厅，属于政务院范围，之后弟弟妹妹也来了。平时我们上学，周末和寒暑假都回到西花厅的家里。

记者：西花厅的周末是怎样的？

周秉德：伯伯没有周末，只是加了我们几个孩子。有时候暑假我们在家，他快回来，七妈就打发我们到二道门等。他下车看到我们，就知道是七妈的意图——让我们陪他走几百米，放松一下。这时候他会跟我们聊几句学校的事，有时候唱唱歌。我们长大之后，话题之一是动员晚婚少育：咱们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资源有限，为了子孙后代，要求女孩子25岁以后，男孩子30岁以后结婚。我们没有一人违背他的意愿。

记者：杨尚昆在日记里写过，农历二月十三是你伯父的生日，但“他不愿让多人知道，故无人去庆贺”。

周秉德：对，生日从来不过。不过（伯父过世后）伯母每年2月初会把我或我和先生找去聊天，吃个点心。其实那是她的生日，我们也不说破。我记得唯一一次过生日是1988年，她84岁，把我们兄弟姐妹都找去了。我们一人出5块钱，给她买了个蛋糕。那时她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一吃东西就呛，所以没能和我们一块吃。我们在厨房，她在房间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面，然后切开蛋糕合影。

记者：周总理以儒雅、潇洒著称，他在家会不会指点你们穿衣和行为举止的风度？

周秉德：基本没有，他主要就是讲节约。他的儒雅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南开中学的“容止格言”也起到很大作用。他一生都整齐得很，里面缝缝补补，但外面一定整洁、笔挺。

“叫我‘亲妈’当然好了，可是你自己的媽妈会怎么想呢”

记者：书里有一张照片，伯母带你去机场送伯伯，一般什么场合她会带你去机场？

周秉德：极少极少。那次是伯伯出访亚非十四国，正好是个礼拜天，她就带着我和一些工作人员送行。印象中，带我上机场就那一次，然后又带我们去陶然亭凭吊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他们对高君宇和石评梅的感情很深，多次带我去陶然亭。1965年，北京做城市规划，伯伯特意强调要保留高、石之墓。他说，爱情和革命不矛盾。

记者：你的伯母有特别随和的一面，书里摘录她留给你母亲的字条，非常家常。

周秉德：那完全是家里人对家里人。我存了两张伯父和伯母的结婚照，一张在广州，一张在汕头，都是当年七妈送给我妈妈的，还在相片背面竖写着年月日、摄于哪里。我们家在那个西晒的小厢房里住了四五年，伯伯的秘书看不下去了，帮着联系。我们搬进广宁伯街附近机织卫胡同的一个小院里，院里还住着另外两家人。

机织卫那个家就大一点了，一道隔扇隔成两间。一间我父母住，还有一块相当于客厅的地方，两三个人来可以待一待，我父亲在那有个书桌。另一间我弟弟妹妹住。有时候伯母中午到我们这来，正赶上我父亲在睡觉，她就在书桌上留个条：

今天来看你们，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觉的睡觉，我参观了院子回去了……

这样的字条我妈妈都珍藏着。有时伯母来送东西，一点水果、两条咸鱼，她知道我妈妈爱看歌舞，芭蕾舞票也送来。有时候他们不穿的衣服，拿给我们改一改，或者有个席子不大用了，也拿给我们。有一回是周末，我要回家看妈妈。西花厅又小又香的白兰花开了，伯母用白线把花串起来，串三支，别在自己的衣扣上，再串一串，用叶子包起来，让我给妈妈。

记者：书里写有一年西花厅的海棠开了，伯母带你们赏花，怀里抱着一个精致的洋娃娃。

周秉德：七妈曾经对我说，1927年她难产，儿子未能成活，赶上“四一二”白色恐怖，中央决定让她从广州赶往上海。她一路劳碌奔波，产后没有休息，医生诊断她不能再生产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老同志跟农村的夫人离婚，再找大学生、文工团员。七妈也跟伯伯说过：我生不了孩子了，你还是再找一个。伯伯说：你胡说八道什么？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伯母是1904年的人，进城时才四十多岁，很希望有小孩。她不光有个漂亮的布娃娃经常抱着，还有一个小小的木制玩具，国外带来的，一上弦几个小娃娃就转，还有音乐，她经常打开来听。

记者：看得出来，她挺渴望做母亲的。这种情况下，你有一次叫她“亲妈”，她说你叫“亲妈”当然好，可是你的母亲会怎么想，挺难得的。

周秉德：可不止叫了一次。我第一次见她是1949年的8月28日，宋庆龄到北京，她陪着来的。汽车一辆辆开走，伯母就看到我了：这是秉德吗？我说：对呀，大妈你好。我按照天津的习惯，第一次看到伯伯叫“大爷”，看见七妈叫“大妈”，他们都给我纠正了。伯母说就叫她“七妈”吧，可能觉得“大妈”有点大众化，张大妈李大妈都可以叫“大妈”，“七妈”就不一样了。我给听成“亲妈”了，后来就那么叫，弟弟妹妹也跟着叫。她起初没在意，直到有一次我给她写信，抬头是“亲妈”。她回信说：你叫我“亲妈”当然好了，可是你自己的妈妈会怎么想呢？让你叫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排行排七。

记者：那你伯母为什么抱怨伯伯大男子主义？

周秉德：有一次是何香凝过生日，伯伯交代秘书：给何老送一个花篮，以我的名义。七妈听见就问：怎么就以你一个人的名义？我还做过她的秘书呢。伯伯赶紧说：对对对，有大姐，一块儿。七妈还跟我说过，她一辈子不管钱，伯伯更是不管。有时候伯伯问秘书：我现在有多少钱？伯母听见就很生气：他连“我们”都不说，只说“我”，大男子主义！在那之后，她曾经交代秘书，她和伯伯分开记账，到月底伯伯只剩两毛六分钱。这个做法只短暂地实行过。

“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记者：你的伯父伯母爱你们，但从没想过把哪个孩子据为己有。

周秉德：我们有一个六爷爷。建国后，伯伯和我父亲只有两位长辈还在，一个是他们的亲婶母——八奶奶，再一个就是他们的堂叔，我们叫六爷爷。他们都曾被伯伯接到北京。六爷爷是亲属中唯一一个建国之后由伯父批准任职的，当过中央文史馆馆员。

六爷爷是绍兴师爷出身，中过举人，还给袁世凯当过秘书。我当时特别不理解，袁世凯不是坏人吗？伯伯说，六爷爷给袁世凯做秘书时共产党还没诞生，而且大节不亏，袁世凯一宣布称帝就辞职回了老家。六爷爷来西花厅，伯伯和伯母亲自到大门迎接。伯伯经常向他请教晚清和民国的政府建制，听得特别认真。其实让秘书查查很容易，伯伯想让六爷爷感到自己在新中国是有用的。

记者：你在书里写，六爷爷过八十大寿，周总理下厨做了两道淮扬菜。《周恩来传》里也提到过，1918年，南开学校校董严修去北美考察教育路过东京，他当时在日本求学，每天都去看严修，还亲手烧菜。

周秉德：我知道他的狮子头做得很不错，有时还给厨师挑毛病：你这个狮子头不对头，少了马蹄。可他自己对吃又一点也不讲究，跟农民一起吃饭特别自在。一碗黑色的高粱米，一小口菜，吃得兴致勃勃。没有隔着老远，围着多少护卫。

记者：你提到伯父想写一篇叫《房》的小说，他说过具体想写什么吗？

周秉德：那可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曾祖父是一个县官，很清廉，没有置办土地。他一去世就没有俸禄了，也没有地租收入。祖父那一辈有兄弟四人，家族大排行分别行四、七、八和十一。伯父的十一叔刚结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一岁就过继给十一婶。他九岁时，半年之内生母和嗣母相继过世。他自己做主租了条小船，带着两个弟弟把嗣母的灵柩从淮阴运回淮安，和嗣父合葬。办完丧事，他最亲的人就是八叔和八婶了，八婶是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有一个孩子，就这么六个人一块过日子。开会的时候就说，他从小就感受到世态炎凉。家里已经穷成那样，墙上还贴着条子，亲戚的生日、祭日都在上面，到日子借钱也要随礼。他恨透了封建社会旧礼教那个虚套子。

记者：他对父辈有极深的感情。

周秉德：是。1938年国共合作，武汉文艺界开会，他简短发言就要告辞离场，那天我爷爷到汉口。亏得老舍先生把讲话记录了下来。他说：是暴敌让我们分离，现在又是暴敌让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让我们更加团结。

记者：武汉转移到重庆的三四年也是他们父子共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你的祖父得病，七妈亲自侍奉左右，但伯伯并没能送终。

周秉德：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当时他小肠疝气住院，爷爷不久也住院了。伯伯在病床上还记挂着爷爷的生日，写信嘱咐七妈：如果老人要按正日子过生日，我可能还没出院，如果他愿意等我，就晚点过生。不过老人一般信老礼儿：晚过不吉利，那你就迁就他一下……没想到爷爷在生日前一天去世，伯伯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记者：伯父伯母为你祖父写的讣告很感人。

周秉德：李敖寄来了讣告的影印件。他说，从1942年7月15日到7月19日，共产党党报（注：指《新华日报》）头版连登三天讣告，“显考”“讳”“府君”“男恩来”“弃养”“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等等，全是对传统孝道的遵守。

“革命者应该是有情意的人”

记者：毛主席有一篇文章说，共产党被长期造谣成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

周秉德：对，说共产党人六亲不认、共产共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年新四军领导之间有矛盾，与国民党之间也常有摩擦。伯伯想去看看，但蒋介石不准他的假。当时国共合作，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国民党代表有时候是陈诚有时候是张冲。张冲出主意：蒋介石很讲孝道，你说去祭祖扫墓，他就准假了。结果还真是。伯伯到了安徽云岭解决了新四军之间的问题，之后又到浙江拜访了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并做了地下党和新四军干部的工作：黄绍竑在国民党里还是很进步的，要多跟他交往……总之做了很多统战工作，并且真的去祭祖了。他先到绍兴，见了一位在当地比较有名望的堂姑父，然后又找到自己太祖一辈的一位长辈，把钱给他，让他准备两桌祭餐。然后他到祖居，让太祖坐正位，共产党不讲叩头，他就向太祖三鞠躬，之后带祭品上了坟。

1950年代中央提倡火葬，他跟七妈决定：我们连骨灰都不要保留。土葬改火葬是一场革命，火葬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们要做这样的革命者。八奶奶来北京的时候，说咱们家的房子都破了，漏雨了，你当了总理，得把咱的房子修一修。他说不修，坏就坏了，塌就塌了，特别是他出生的那一间，千万不要修，不要让人家参观。他一再反对死人占活人的地，想带头把我们家的坟平了。

但这么做有很多障碍，首先是老家的坟。解放之后，我父亲和六爷爷几次提出想回老家看看，他都不让，怕惊动地方。我父亲说：你不是想平坟吗，我去办。伯伯还是不同意。后来考虑到他的堂侄参军后每年都要回家探亲，就让堂侄去办这件事，这一支13座坟一块儿给深埋了。伯伯事先征得我父亲同意。但浙江还有更早的祖辈，伯伯提出平坟时，他一个远房婶母还在世，想不通。伯伯也尊重她的意见，临终之际拜托伯母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等婶母去世，族中再无人反对时把祖坟彻底平了。他尊重每个人，不会说：我是对的，这件事你们得听我的。他可以等。

记者：所以他是革命者，也是有情人。

周秉德：革命者应该是有情意的人。黄埔一些将领放出来，他找他们聊天，带他们游颐和园，在大牌楼前合影。1960年，他把南开的同学请来吃飯，让我爸爸作陪。伯父的老同学张鸿诰是我妈妈的大姨夫，他布菜时问：纶扉（注：张鸿诰字纶扉），士琴管你叫大姨夫，我可怎么称呼你呀？张鸿诰说：各论各的吧，你还叫我大哥，同宇可要随士琴叫我大姨夫。不是老同学之间地位悬殊，就不知道怎么相处。客人告辞，他一家赠一小包花生米。那时候花生要出口，他稍微有一点供应。

记者：由于癌症的折磨，周总理最后的时光非常痛苦，听说他听越剧来缓解癌症的疼痛。

周秉德：这我不知道。当时我想去看伯伯，七妈说不行，中央规定亲属都不让去，只允许她一个人去。我急了，七妈才让我跟伯伯通电话，说了二十多分钟，我怕他累，就匆匆挂断。我从回忆文章中知道，他在病床上听过总政文工团的《长征组歌》。他们给他专门演过一次，没有观众，录给他看。不过他是喜欢听越剧，讲过小时候奶奶带他乘船回老家，一个地方有戏台，他们在水上听。他对袁雪芬、王文娟、徐玉兰都很关心。有一次我出差去上海，伯母还让我替她看看袁雪芬，我去广州时还让我看望红线女。他们交往很深，是懂行的，七妈京剧唱得很好。

他住院的时候，我送给他的小书签，还有草编的茶杯垫，后来七妈都还给我了，留给我当“念想”。我结婚，七妈准备了很多东西，像嫁女一样：缎子被面、毛毯、枕套、成对的茶杯、玻璃磨花的糖罐儿……伯伯的礼物是七妈在庐山含鄱口拍的风景照。我的床头从来没挂过结婚照片，一直就是七妈拍的庐山。

（摘自4月25日《南方周末》。标题有改动，正文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