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根

内容提要：贫困测度一直是经济统计领域非常重要的问题。以2015年全国31个省（区、市）共69种规格品为样本，依据贫困购买力平价理论按两步法测算了我国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比较不同地区贫困人群面对的价格水平差异。研究表明，GEKS、GK、WCPD和Törnqvist指数等四种方法测算结果非常接近，但各自分布特征存在差异。以北京为基准，上海、广东、浙江、西藏、甘肃等16个省份贫困购买力平价大于1，而黑龙江、辽宁、宁夏、河南、贵州等14个省份贫困购买力平价小于1。采用外推法估算1995〜2014年的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发现我国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大体呈“先降后升，然后趋稳”的态势，不同地区之间呈现明显的价格收敛特征。基于贫困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地区贫困线差异显著，贫困购买力平价越大，地区贫困线越高。可见，采用全国统一的贫困标准并不合理，更科学的做法是参考价格水平差异设置地区贫困线。

关键词：贫困购买力平价;精准脱贫;地区贫困线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4-0088-15

贫困测度与贫困标准问题历来是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國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全面建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扎实推进，各方联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基本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目标顺利实现。2018年12月28〜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未来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落实脱贫攻坚重大举措，提高脱贫质量，巩固和扩大脱贫成果。当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已成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而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对贫困及贫困人口的准确统计。

从国际上看，贫困问题历来是经济研究和政策领域关注的焦点，减贫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项艰巨任务。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关于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实现之后，2013年世界银行制定了两个新的目标：到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和促进共享繁荣。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一部分，联合国2015年采纳了这一目标，提出到2030年全人类消除极端贫困。无论是过去的千年发展目标还是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准确测度贫困都是确保减贫目标实现的关键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了

国际贫困线（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IPL），此

后它逐步成为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测度贫困发生率与贫困人口规模的重要标准。如何将国际贫困线转换为本币表示的贫困标准，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学者们在购买

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PPP）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了贫困购买力平价（Poverty PPP）的概念，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基于这一思想，本文探讨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的测算理论与方法，选取2015年69种规格品的样本数据估算我国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并将其应用于测算我国31个省（区、市）的地区贫困线。

一、相关文献综述

贫困问题历来是各国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贫困现象，贫困测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5世纪。贫困的测量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类是贫困线方法（包括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例如，英国通过先确定保证健康的最低收入，再上浮20%或40%作为贫困线;美国以农业部测定的保证最低需要的食品价值量乘以3，作为贫困线标准;最权威的是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线（IPL）[1-2]。1990年世界银行选取当时一组最贫穷国家的贫困线，采用购买力平价换算成美元，通过计算平均值将贫困线设定在人日均1美元，2008年根据新的购买力平价数据和当时15个最贫穷国家贫困线的平均值，将IPL上调至人日均1.25美元，2015年进一步上调至人日均1.9美元。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建立在购买力平价之上，各国可以按购买力平价将其转化为本国货币表示的贫困标准，1990年、2008年和2015年国际贫困线分别以1985年、2005年和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为基准。另一类是贫困指数（Poverty in-dex）方法。早期最著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K.Sen于1976年采用公理化方法给出的Sen贫困指数。之后，其他学者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提出了众多的贫困指数，诸如C-H-U贫困指数、F-G-T贫困指数等，这些贫困指数多以基尼系数为基础，从收入角度编制但限制条件较多。

尽管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IPL）不代表任何营养需求和人均食物或其他关键需求的获取成本，但在国际援助和减贫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参考作用，已成为贫困测度中广泛采用的国际标准。根据世界银行的建议，IPL一般采用总体购买力平价或消费购买力平价转换为本币表示的贫困标准，用于各国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规模测度。实际上，购买力平价在经济社会研究与政策制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之一是用于全球和地区的贫困测度，但近年来这一做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与质疑。首先，现行的可得购买力平价无法充分反映贫困家庭的消费模式，总体购买力平价或消费购买力平价内含的消费结构可能与贫困人口消费模式没有关联，其反映的是全国平均消费结构而非贫困人口的消费模式，通常穷人生活成本更低，穷国或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生活成本也更低。其次，贫困人群对货物与服务的购买渠道往往不同于非贫困人群，购买的规模也往往不一样，也就是说，贫困家庭采购时支付的价格可能不同于非贫困家庭。最后，进一步地，ICP方法变化和国家覆盖面的变化，可能导致全球贫困及其地区分布的不稳定性。正如Aten&Menezes所指出的，从贫困测度角度来看，购买力平价方法的局限在于采用国家平均价格而非本地或地区价格，采用平均消费份额而非专门的贫困人群消费支出。因此，严格来讲，总体购买力平价或消费购买力平价并不适用于贫困测度。

随着ICP项目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研究者近年提出了一种专门用于贫困测度的购买力平价，即所谓的贫困购买力平价，取代ICP的总体购买力平价或消费购买力平价，用于将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IPL）转换为本国货币。ICP项目是全球最大的统计合作项目，世界银行ICP全球办公室专门成立了贫困咨询委员会（PAG）。PAG建议国际社会特别是贫困问题突出的国家应测算贫困购买力平价和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为“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减贫监测提供统计依据，2011年第八轮和2017年第九轮全球ICP项目都把贫困购买力平价作为重要议题之一。贫困购买力平价和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对于准确测度贫困发生率以及制定全球或区域减贫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一经提出即引起学术界与政策部门的广泛关注。

理论上，贫困购买力平价的测算可以通过对世界银行全球ICP框架进行一定修正而开展，但通常要针对本国代表性贫困家庭开展专项调查，获得能够发映贫困人口消费模式的购买价格和支出权重。值得关注的是，亚洲开发银行（ADB）2008年进行了一项测算贫困购买力平价的方法研究，以亚太地区16个参加国的不同来源价格和权重，检验贫困购买力平价对不同价格与权重数据及加总方法的敏感性，研究表明，采用专门的贫困价格调查数据得到的购买力平价数值与消费购买力平价存在较大差异，也不同于根据PAG建议仅以贫困人群消费份额作权重替换所得的购买力平价数值。

从文献上看，Heston较早地采用有效家庭的消费权重估计了127个经济体的购买力平价，发现南美和亚洲贫困购买力平价一般高于总体购买力平价，而非洲的贫困购买力平价低于总体购买力平价。Bim&Ahmad基于不同消费总量指标分析了56个国家贫困状况对购买力平价的敏感性，发现相对于消费购买力平价，采用食品与衣着购买力平价测算的贫困水平更高。在地区层面，Aten证实，对于特定数量的一篮子食品项目，巴西东北部较穷城市的价格水平较高，而东南部富裕城市较低^[12]。Deaton&Tarozzi根据印度两个不同时期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了由单位价值法推导的价格指数，发现17个州及德里的城镇地区价格水平比农村地区高近15%，而且富裕州的价格水平一般也更高。Rao对印度南部农村的研究也证实，贫困家庭对某种货物和服务的购买量通常较少，但支付的单位价格一般较高。此外，Aten&Menezes的研究表明，穷人对金融服务支付的价格一般较高，银行收费通常鼓励大额客户，且往往会对现金交易收费。

我国的贫困线是基于收入划定的，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其消费水平一般不同。张全红、张建华指出，在我国制定的贫困线标准上，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高达85%，严重低估了贫困程度。汪三贵从消费结构的角度指出，我国贫困标准低于其他国家（如美国）的原因在于非食品支出的比例不同，我国仅占1/3左右，而美国高达2/3。值得关注的是，Gong&Meng认为，对生活成本作出修正是贫困测度的核心原则之一，由此使得考虑价格水平成为减贫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Chen&Ravallion进一步指出，贫困测度面临诸多争议和不确定性，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地区价格水平差异显著，可能对贫困测度产生巨大影响。毛琳从购买力平价视角计算了分省份贫困线，结果均高于国家制定的标准。胡雪梅指出，鉴于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规模对购买力平价系数的敏感性，开展贫困购买力平价研究与测算，制定真正符合贫困人口消费习慣和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线十分必要。

二、理论与测算方法

贫困购买力平价是指两种（或多种）货币对贫困人口消费的一定数量的代表性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能力之比，也就是两种货币在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贫困人口消费的代表商品的价格之比。贫困购买力平价在贫困测度中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有助于了解全球或各国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减贫政策，为精准扶贫提供及时的基础数据支持。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提出，测算贫困购买力平价一般有三种方法：—是现行世界银行测算方法。直接以全球ICP项目所得的消费购买力平价替代贫困购买力平价，将IPL转换为本币贫困标准，该方法简单易行但受到众多批评。消费购买力平价反映的是将全国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的消费行为，无法反映贫困人口的实际货币购买力及其消费模式。二是PAG方法。PAG建议使用ICP项目收集的消费品价格数据，再以贫困人群消费支出权重来计算贫困购买力平价，而不用国民经济核算的消费权重数据，贫困人口的消费支出份额来自住户支出调查（HES）。三是贫困价格调查法（Poverty-specific price surveys）。亚洲开发银行于2005年第六轮全球ICP活动中对PAG方法作出拓展，进行了一次试验性的贫困价格调查，收集各参加国贫困家庭消费的货物和服务价格，针对主要由贫困人群光顾的销售网点开展调查，并以HES的贫困人群消费支出份额作为权重，由此测算贫困购买力平价（即ADB方法）。相对而言，PAG方法采用HES的贫困人口支出权重，是对现行世界银行测算方法采用国民账户支出权重的一个改进，而A D B方法又是对PAG方法的改进，直接采用贫困人群的价格调查数据与支出权重来测算贫困购买力平价。

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建立在贫困购买力平价概念基础之上，实质上都属于空间价格指数，旨在测度不同地区针对贫困人群的价格水平差异。空间价格指数与时间价格指数类似，理论上皆属于价格指数的范畴，前者是对同一时间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横向对比，后者是对同一观测对象在不同时间上的纵向对比。在空间价格测度中，计算时间维价格指数公式的时间尺度变成了空间维价格指数的国家或地区。二者最大区别在于时间维价格指数是时间的自然排序，因此在比较顺序确定上不存在争议，而空间维指数计算中，没有成文规定或者能够被公众所普遍接受的比较顺序，因此比较结果会随着比较顺序的变化而变化。空间价格指数作为价格指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经济比较、国际事务决策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等问题解决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与时间价格指数相比，空间价格指数不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应用上都相对滞后。常见的空间价格指数有全球国际比较项目（ICP）编制的购买力平价、依托于ICP项目而发展的地区购买力平价和贫困购买力平价，以及《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编制的“巨无霸指数”等。

贫困购买力平价和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与世界银行全球ICP项目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类似，一般采用两步法：先以CPD模型测算各地区的基本类购买力平价，基本类以下一般不考虑权重;然后采用适当的加总方法计算总体购买力平价，基本类是可以获得消费支出权重的最低层次，故加总时一般采用加权方法计算。图1列示了ADB方法编制贫困购买力平价的一般理论框架，通过贫困人口的专项价格调查收集到贫困人口的价格数据后，一般采用不加权的CPD法计算贫困人口消费的基本类购买力平价，然后在基本类购买力平价的基础上结合贫困人口的消费支出权重，运用GEKS等加总方法计算出贫困人口的购买力平价。

（一）CPD方法

按照ICP理论，基本类购买力平价一般根据CPD（Country-Product-Dummy）模型计算，该方法由Summers于1973年提出，是ICP项目采用的基本方法。CPD模型采用回归方法测算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价格差异，可以适用于个别地区部分价格数据存在缺失值的情况。在世界银行2005ICP和2011ICP中包括亚太区在内的多数地区都采用CPD方法测算区域内各经济体的基本类价格指数。CPD模型实质上是以产品和地区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的Hedonic方法回归方程，即通过如下模型进行估计：

其中，p代表地区m中产品n的几何平均价格;D代表产品虚拟变量，i=1，2，…，N，表示该基本类共包括N个产品;虚拟变量D代表地区虚拟变量，j=1，2，…，M，表示共有M个地区参加比较。ε是随机误差项，而且，在估计上式时常加入一个常数项。基本类购买力平价根据式中回归系数估计，假定β的估计值为，则该地区的基本类购买力平价可由下式计算得到：

（二）加总方法

根据ICP理论，在估计贫困购买力平价时基本类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是简单价格平均数，没有考虑权重，而基本类以上层级购买力平价一般计算加权平均数。基本类购买力平价与相应的基本类消费支出份额是计算高层级购买力平价的数据基础，即以基本类购买力平价作为价格数据，该基本类的消费支出份额作为权重，可以加总得到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根据以往文献，由基本类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基本类以上层级和总体购买力平价的方法很多。基于稳健性的考虑，本研究同时采用GEKS、GK、WCPD和Törnqvist指数四种方法测算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

1.GEKS法

GEKS法由Eltetö&Köves于1964年提出，是ICP领域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即利用双边比较结果作为多边比较的基础，以获得具有传递性的多边价格指数。

在上述公式中，分别代表地区c和d的双边Fisher指数、拉氏指数、派式指数，N代表产品数，M表示地区数，p和q代表价格与消费量，s表示该地区对基本类i的人均消费支出份额。

2.GK法

GK法由Geary（1958）和Khamis（1970）提出，通过定义一个方程系统，提供了一种根据价量数据计算基本类以上层级购买力平价的方法，也是全球ICP项目常用方法之一。OECD同时计算并发布GEKS和GK法购买力平价数据结果。

上式中，分别代表地区j中产品（基本类）i的价格和消费量，P表示对于所有地區产品i的平均价格水平。

3.WCPD法

WCPD（即Weighted CPD，加权CPD）方法由Rao在CPD方法基础上发展。标准CPD方法以观测价格对数为因变量、地区和产品虚拟变量为自变量作不加权回归得到基本类购买力平价估计值。WCPD模型通过纳入数量与价格数据后将CPD模型一般化而来，根据随机计量分析框架估计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能更多地反映重要商品的价格水平变动。其回归方程如下：

式（10）中，w代表地区j居民消费中第i个基本类所占的份额;D代表产品虚拟变量，i=1，2，…，N，表示该基本类中共包括N个产品;虚拟变量D代表地区虚拟变量，j=1，2，…，M，表示共有M个地区参加比较。

4.Törnqvist指数法

Törnqvist指数是一个价格相对数的加权几何平均数，以两个地区消费支出份额的平均值作为权重，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PPP代表价格指数;p为根据CPD模型测算得到的基本类购买力平价;i=1，2，…，N，代表基本类;j=i，2，…，M，代表地区。同时，s表示各地居民家庭的预算份额，q代表名义消费量，而c和d代表任意两个地区。

三、数据说明

一般地，贫困人群消费的货物与服务价格及权重，是计算贫困购买力平价的基本要素。最理想的情况是价格数据为贫困家庭购买时所支付的货物与服务价格，权重数据为贫困家庭的平均支出份额。但是，我国目前尚未开展专门的贫困价格调查，无法获得贫困家庭实际支付的消费品价格，也没有类似HES调查的贫困人群消费支出权重。本研究采用PAG方法的测算思路，价格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消费品价格数据，权重数据取自地方统计局资料或数据库有关低收入家庭或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份额，样本期为2015年，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

（一）价格数据

价格数据包括三个部分：一是29种农村食品价格，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2016）》，该年鉴发布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开展的中国农业价格调查数据，其中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调查包括对全国200个农产品主产县（市）29种农产品进行的集贸市场价格调查;二是29种日常用品价格，数据取自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主要为生活必需品，剔除部分高价商品;三是11种农村服务价格，数据取自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样本共包括69种规格品，通过计算得到年平均价格数据。

（二）权重数据

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一般包括对单个产品、基本类和基本类以上层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其中，基本类是能够获取支出权重信息的最低层级，而基本类以下购买力平价因为无法获得支出信息而通常采取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测算的关键之一是代表贫困人群消费模式的支出权重，我国目前尚未开展针对贫困人口的相关调查。实践中，国家和地方统计部门通常会发布按收入等级分组的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支出数据，一般包括五个层级：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个别地方可能发布最穷家庭或困难家庭的消费支出份额。因此，本研究权重数据取自地方统计部门有关资料中按收入分组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以低收入组或贫困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份额作为权重测算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如表1（下页）所示，69种规格品共划分为8类：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

四、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测算

（一）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测算

依据贫困购买力平价的理论，按两步法测算我国省级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并比较不同地区贫困人群的价格水平。首先以CPD法测算得到各基本类的购买力平价，然后采用GEKS、GK、WCPD和Törnqvist指数四种方法估计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以便于对比分析，计算中以北京为基准，即其贫困购买力平价为1，最终结果如表2（下页）所示。

从测算结果来看，四种加总方法测算得到的贫困购买力平价数值较为接近。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结论：第一，与GEKS方法测算结果相比，其他三种方法测算结果的绝对差异都未超过5%。其中，GK方法估计结果的差异范围介于-4.47%至1.55%之间，WCPD方法估计结果的差异范围介于-3.13%至4.21%之间，而T（3rnqvist指数方法估计结果的差异范围介于-3.02%至4.05%之间。第二，比较四种方法的结果，GK法、WCPD法和Törnqvist指数方法的估计值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GEKS法的估计值，其中GK法估计值小于GEKS法估计值的地区较多，WCPD法估计值大于GEKS法估计值的地区较多，而Törnqvist指数法估计值大于或小于GEKS法估计值的地区数大体相当。第三，从数值上看，31个省（区、市）中贫困购买力平价大于或小于1的数量相当，也就是说，北京贫困人群的价格水平居全国中游。其中，共有16个省份的贫困购买力平价大于1，包括上海、广东、浙江、西藏、甘肃等，也就是说其贫困人群面对的物价水平高于北京，而另外14个地区的贫困购买力平价小于1，包括黑龙江、辽宁、宁夏、河南、贵州等，即其贫困人群面对的价格水平低于北京。第四，以GEKS法测算的贫困购买力平价为例，上海的贫困购买力平价数值最大，为1.1911，接下来是广东、浙江、西藏和甘肃，分列第二至第五位。黑龙江的贫困购买力平價数值最小，接下来是辽宁、宁夏、河南和贵州，分列倒数第二至第五位。

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不同方法测算的均值都大于1。GEKS方法估计结果均值为1.0206;GK方法估计结果均值为1.0152，在四种方法中最小;WCPD方法的估计结果均值最大，为1.0267，Törnqvist指数方法的估计结果均值为1.0218。四种方法估计结果的中位数分布略有不同，其中Törnqvist指数方法结果中位数最大，而GK法估算结果中位数最小。同时，四种方法所得贫困购买力平价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布也呈现不同的特征，并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GK方法估计结果的标准差最大，Törnqvist指数方法估计结果的标准差最小，而GEKS、WCPD方法估计结果的标准差居中。综上所述，GEKS、GK、WCPD和Törnqvist指数四种方法测算结果较为接近，但各自分布特征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不同方法的选择对贫困购买力平价测算结果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下文主要以GEKS方法测算的贫困购买力平价为例进行分析。

为了直观地显示不同地区贫困人群的价格水平高低，这里按五分位数法考察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的分布情况。其中，最高价格区包括上海、广东、浙江、西藏、甘肃和海南，主要是东部经济发达或旅游业发达地区，以及西部经济欠发达且生产条件恶劣的地区;次高价格区包括福建、江苏、重庆、湖南、湖北和山东，既有东部发达地区，又有中西部地区;最低价格区包括河北、贵州、河南、宁夏、辽宁和黑龙江，主要为农业较发达或土地辽阔、经济较周边落后的地区;次低价格区除天津外，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包括新疆、青海、云南、江西和内蒙古;中间价格区多为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如安徽、广西、四川、陕西、山西和吉林，但也包括北京，表明北京的食品及日常生活用品价格水平相对较低。

（二）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外推

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通常很难得到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此，有必要通过外推法来估算贫困购买力平价的历史数据。根据前文测算得到的2015年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利用省级地区农村CPI，可以推算历史年份的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本研究以GEKS贫困购买力平价为例，估算1995〜2014年的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外推法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表示按GEKS方法测算的t时期k地区的贫困购买力平价，CPI为t时期k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t时期基准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地区农村CPI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2016）》，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无农村CPI，以CPI代替。

外推结果如表4（下页）所示，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各年贫困购买力平价数值最大的主要是上海与广东，不同时期二者交替居首，但例外的是2004和2011年贫困购买力平价最大的是浙江，分别为1.1576和1.1915。同时，贫困购买力平价最小的省份为黑龙江和青海，前者于2002-2014年最小，而后者则于1995〜2001年最小。第二，在外推期间内，各年贫困购买力平价均大于1的省份有四个，分别为上海、浙江、广东和西藏，也就是说，这四个省份贫困人群面对的价格水平一直高于北京。相反，辽宁、内蒙古、黑龙江、河南、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份历年贫困购买力平价均小于1，即其贫困人群价格水平一直低于北京。除此之外，其余地区的贫困购买力平价既有大于1的年份，也有小于1的年份。第三，从不同省份的贫困购买力平价数据来看，高价地区贫困人群面对的价格水平在外推期间多呈下降趋势，例如，上海贫困购买力平价从1995年的1.2375下降到2014年的1.1911，广东贫困购买力平价从1995年的1.3889下降到2014年的1.1773，浙江贫困购买力平价从1995年的1.2871下降到2014年的1.1719。第四，同期低价地区贫困人群面对的价格水平在外推期间多呈上升趋势，如青海从1995年的0.7787上升至2014年的0.9642，宁夏从1995年的0.8562上升至2014年的0.8966，新疆从1995年的0.8739上升至2014年的0.9819。可见，不同省份之间贫困人群面对的价格水平存在收敛现象。

进一步地，对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进行动态特征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从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均值来看，由1995年的1.0440降至2001年的0.8886，随后逐步回升，2011年升至1.0321，此后表现较为平稳，略有下降。因此，在考察期内，我国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大体呈“先降后升，然后趋稳”的态势。其次，从标准差来看，历年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的标准差呈较明显的下降态势，1995年为0.1384，2015年为0.0861，中间略有起伏。再次，从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布来看，同样呈现先升后降再趋稳的态势。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最大值从1995年的1.3889降至2001年的1.1188，再逐步回升至2010年的1.1931，随后趋于平稳。与此同时，最小值从1995年的0.7787降至2001年的0.6915，再逐步回升至2011年的0.8615，然后趋于平稳，略有下降。最后，从极值比（Max/Min）和变异系数（CV）两个指标来看，我国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的极值比从1995年的1.7836降至2015年的1.4003，变异系数从1995年的0.1325降至2015年的0.0843，虽然期间有所起伏，但二者总体上都呈现较为显著的下降趋势。综上可见，在外推期内不同地区之间贫困人群所面对的价格水平差异总体上不断缩小，呈现明显的地区价格收敛现象。

五、地区贫困线估计

目前国际通行做法是采用一定的贫困标准来测度一国或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与贫困人口规模。我国贫困线制定的方法是根据每人每天摄入2100大卡热量食品组合的消费支出，再加上一定比例的非食品支出得到贫困线，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1985年，我国首次计算贫困线时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作为贫困线，其中食品消费占60%。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多次上调国家扶贫标准，近年来更是连续上调。2008年以前我国设定两个扶贫标准，即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1986年的绝对贫困标准为206元，2007年为785元，而2000年的低收入标准为865元，2007年为1067元。2008年我国将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一，统一以1067元作为国家扶贫标准。此后，2009年国家扶贫标准上调至1196元，2010年随CPI上涨再提高至1274元。2011年我国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基于这一标准，2015年贫困线约为2800元，2016年贫困线约为3000元，2017年进一步上调至3300元，当年全国仍有约3046万人未脱贫。

实践中，我国制定的貧困标准是“全国一条线”，并未考虑地区价格水平的差异。单一标准可能导致不同地区贫困线的实际购买力不同，进而影响贫困人群的效用及扶贫政策的效果。根据贫困购买力平价的测算结果，结合国家扶贫标准可以测算地区贫困线（RPL），本研究采用“国家标准、地区上浮”的方法进行测算，即以国家统一贫困标准作为贫困购买力平价最小地区的贫困线，其他地区根据价格水平上浮，估算方法为：

其中，为t时期地区j的贫困线，分别为t时期地区j和最小的贫困购买力平价，NPL为t时期国际贫困标准。下面分别以2000年865元，2008年1067元，2011年2300元和2015年28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测算31个省份的贫困线（见表6，下页）。从结果来看，由于不同地区贫困人群面对的价格水平差异，各地区贫困线存在显著差异，贫困购买力平价越大，则地区贫困线越高，贫困购买力平价较小的地区则贫困线上浮幅度较小。以上海为例，2000年地区贫困线为1416.20元，2008年为1539.31元，与2000年相比增长8.69%;2011年贫困线为3173.40元，2015年贫困线进一步提高至3920.80元，均远高于国家扶贫标准。根据测算结果，2015年、2011年和2008年地区贫困线最低的均为黑龙江，2000年地区贫困线最低的为青海。2015年和2000年地区贫困线最高的是上海，分别为3920.80元和1416.20元，而2011年和2008年地区贫困线最高的是广东，分别为3173.90和1560.43元。

上述研究表明，地区贫困线受价格水平因素影响显著，按实际货币购买力确定的各地贫困标准差异较大。根据中央部署，到2020年我国要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展望未来，进入后小康社会时代或“十四五”时期，我国尽管按现行标准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但还应清醒地看到，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加强贫困监测和治理依然十分必要。为此，基于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的测算结果，本研究进一步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地区贫困线进行了测算，结果可作为评估我国各地区贫困测度的最低标准（见表7）。我国2016年和2017年扶贫标准分别为3000元和3300元，研究当中以2017年标准为基础，假定国家扶贫标准增速与GDP保持一致，按年均增长6.5%计算，由此得到各年国家扶贫标准，再将之作为最低的地区贫困线，然后根据2015年贫困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到各地区贫困线。其中，上海“十四五”时期地区贫困线最高，分别为5944.69元、6331.10元、6742.62元、7180.89元和7647.64元。

六、结语

本文以2015年我国31个省（区、市）共69种规格品价格与8个基本类支出份额数据为样本，依据贫困购买力平价理论按两步法测算我国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比较不同地区贫困人群面对的价格水平差异。研究表明，GEKS、GK、WCPD和Törnqvist指数等四种方法测算结果非常接近，但各自分布特征存在一定差异。从GEKS法测算的贫困购买力平价来看，以北京为基准，31个省（区、市）中共有16个省份贫困购买力平价大于1，包括上海、广东、浙江、西藏、甘肃等，另外14个省份的贫困购买力平价小于1，包括黑龙江、辽宁、宁夏、河南、贵州等。上海的贫困购买力平价数值最大，为1.1911，接下来是广东、浙江、西藏和甘肃。黑龙江的贫困购买力平价数值最小，为0.8506，接下来是辽宁、宁夏、河南和贵州。根据2015年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测算结果，以及各地区农村CPI，采用外推法估计了1995〜2014年的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从动态特征上看，我国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大体呈“先降后升，然后趋稳”的态势，外推期内不同地区之间贫困人群所面对的价格差异不断缩小，呈现明显的地区价格收敛现象。

理论上，不同地区的贫困线应考虑当地的价格水平，以保证各地区贫困标准具有同等的实际购买力。为此，本文进一步以2000年865元、2008年1067元、2011年2300元和2015年28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为基础，采用“国家标准、地区上浮”的方法，测算了考虑价格水平的31个省（区、市）贫困线。从结果来看，由于不同地区贫困人群面对的价格水平存在差异，因而各地区贫困线亦存在较大差异，贫困购买力平价越大则地区贫困线越高，贫困购买力平价较小的地区贫困线上浮幅度较小。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以往采用全国统一的贫困线缺乏对地区价格水平差异的考量，无法保证贫困标准在不同地区具有同等的实际购买力，这会影响到贫困测度与扶贫政策的效果。测算地区贫困购买力平价，实施考虑价格水平的地区贫困线，是一个更科学、合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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