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阳

照旧俗来说，在上海过年应该是很热闹的，但近来两三年，我家过年亦如平日，只草草地弄些应景的吃食，也没什么备置馔肴的兴致，且俟年岁流过那道除夕的槛。

要说上海的年味，那实在是要从记忆的残渣里打捞了，只觉得记忆里一层覆于一层如冬天枫林的红渍，再也分不清哪一年吃了什么，如何拜年，统统混搅成一团，揙压、捶打成那么几桩无新意的事。连朋友圈里流传的文章也年年一样，讲述上海的无非是茅盾的《上海大年夜》和丰子恺的《过年》——连朋友圈都懒得过年。那些文章里历历描述的要做的年事，只有在我极幼年时履行过，但也都是简略版的。

备年货就不是轻松事，南京路步行街上的南货店曾经是我们的年货“装备站”，只是如今谁还一个劲跑南货店跟南京路上的观光客搅和一气？首先，糕团是不爱吃的了，糕团这种多用来清供的摆设性食品大概在祭祖祀神时还用得着，但没有人会在除夕夜再燃香点烛了吧？虽然旧社会时蓬门也得堂堂地在那天迎个灶神。现在，恐怕只有在菜市场里能找到那么个摊位卖灶神画，总有那么个老头还撑着门面不打烊，多数也不是上海人，只感觉怪可怜的。

高级点的南货是“机关枪”，也就是火腿，我小时候叫它“琵琶腿”，长得极像琵琶，硬邦邦、实甸甸，膏腴成霜结在表面，封在牛皮纸里。但吃起来需割了再封存，到底不如奶酪般易吃易放，也没有人为了几片火腿吊个鲜而备那么一大把。乡里人才有腌腊的习惯，前提是要有个甩得开手脚的院子，但上海的琼楼玉宇所带的总是寒碜的内阳台，倘若挂腊肠，定是跟衣服要打架。

上海的菜场也定有那么个定制腌腊的摊位，接应那些因日日餐桌丰盛而没了动手劲的主妇，你只要买好七分瘦三分肥的腿肉拎过去，当天就给你扎得荷枪实弹地回来。矛盾的是，我妈妈总觉得腊肠这种极具仪式感的佐味必不可少，却懒得自己做，于是一句“叫乡下人做做算了”就打发到菜市场。这些年来，她曾经的手艺都荒疏，不过家人也实在不再爱吃那些八宝饭、走油肉、蹄膀、蛋饺等顶饱还算行的潦草食物。往年，无一不可自家备置，仅是熬个猪油就能弄得炉灶上旺火蹿天，满房间生烟滚滚，排场很大、过程繁琐、成果微薄，上海话管这种吃力活叫“大劲功”。经过多年的复制般的“大劲功”，她终于说“过个年也很吃力的”，于是现成的就进门了。

我则最嫌厌在阳台的局促空间里回避腊肠所制造的枪林弹雨，我害怕沾染哪怕一丁点油腻，而只能由它那股盐腥和肉膻和肥皂粉串味。这些年来每到春节冬阳恹恹，天也变得不认识了，腊肠总要捱过漫漫好几日的阴风，一如我疏落落的心境被天阴的风穿透，就像宋词里说的“旌阳宅里疏疏磬，挂屐枫前草草杯”。为吃而吃，为过年而过年总少了些殷切的兴意，不似归途上的候鸟，回家过年是为了回家，而我什么也不为。

有句俚语叫“年关难过”，这是“老法头上的人”挂在嘴边的，旧时说年关难过是因为清账的必须在除夕前勒止，旧上海的除夕夜常见讨债的提着大红灯笼满街游走，停在谁家门口，绝对没有喜庆的意思。所以，满桌菜肴对某些年岁来说是不易的，我童年时每到除夕若见电磁锅，配一斤涮羊肉、冬笋细粉、肉皮香菇，伴着每人面前一碟川崎调料，那便是人间至味，值得记挂这一年。

现在，上海人不会再有谁家少那些过年的银毫，想必没有人会如旧社会里对着送灶的红烛下的清羹冷炙闭门躲债，在过腻了的极盛繁华里，过年都不觉得有甚稀奇。就如天天与锦鲤为伴，当然不会稀罕那几天稍纵即逝的片羽鳞光，甚至觉得过年是累赘的事。

从去年冬至以降，上海上空幾乎成了雨神的巢穴，从来没有哪个冬天这般雨水涟涟，如同上坟时节提前了三个月。老话说“邋遢冬至干净年”，我妈妈一口咬定反正老法头里是这么说的，我从来没有如此企盼能够在过年时来几个好天，从小只知久旱逢甘霖是喜悦的，今年却深刻体会久涝的灾害。有朋友在回北方过年前，恨恨地在朋友圈里说“亲测上海有70天阴雨”，仿佛要把这见鬼的城市一甩而永别了，只有我那习惯了逆来顺受、顺天应地的母亲会不假思索道，“老天爷的事又没办法的咯”。当今的人怎么都懒得从作为动物的同类上找源头？

这些年来每到春节冬阳恹恹，天也变得不认识了，腊肠总要风，一如我疏落落的被天阴的风穿透，就像宋词里说的挂屐枫前草草杯”。

相信科学的人都会纳闷，冬至是阳历，除夕是阴历，从冬至到除夕没有固定的时间跨度，一个邋遢如何推导出另一个干净？大概只是老式人囫囵的经验，我母亲硬是说“反正就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就是这规律”，我也无法驳倒老式上海人脑海里大过天的生活总结，照我外公的说法，旧时除夕夜出生的婴儿也是欠债的贱命，最好是摒到年初一出来。

事实上整个长三角至今都没有“干净”起来，我的心跟着一道怅然，千门万户无法迎来曈曈之日，新桃旧符的迭换也是黯然的。近来四五年不曾在除夕听见鞭炮声，罪魁祸首是起初的雾霾，放鞭炮却被倒置成雾霾源头来治理，弄得一年比一年鸦雀无声。

上海的鞭炮禁令是从农村包围城市那般慢慢细攻而入的，一开始还撇开外环以外，外环外人如弃子般任逍遥地放鞭炮，整个城市上空尽回荡噼里啪啦的空响，飘至阒寂的环内，如听“渔阳鼙鼓”，那心情可以对应旧社会时南市区难民隔着中华路见对面虹口区的日占区公寓楼里第一次亮起电灯泡。内环内人毕竟享受着“上只角”感，于是编段子，以你听到鞭炮声的远近来给你家的房子定价，于是除夕之夜我们自然地确认了一遍身价。可是大范围的禁放，导致爆竹摊位消失了，或者被收编为“持证上岗”，以致外环外人群也没了兴致，一道岑寂了。而我的上海朋友圈里又鲜有那种围坐一堂看春晚的习惯，于是各自在手机屏幕前各有怀抱地守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