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有一个孩子，我确实希望是儿子。不是重男轻女，也不是为了性别平衡的儿女双全，而是我不太习惯家里只有我一个男性和太太女儿在一起，回家

就是轻轻的欢笑，不吵闹，然而总有个女人持续在说话，卧室是紫色的。

我自己和两个哥哥一起长大，很少有我熟悉的那种女儿含着眼泪不说话，或者和妈妈你一句我一句争吵的时刻，都是打架和教训。现在，二哥还在，大哥去世十多年了。去世时他在市委办公厅担任副职，他年轻时是戏剧学院毕业，在宣传系统工作，因为笔头好，被时任市委书记看上了，调任文字秘书十年，很亲近。这种情况里，倘若省长高升，他也会跟着走的，然而书记是老人了，没有再向中央移动，退休于人大常委会任上，到回嘉兴颐养天年以后，又受牵连查出在任时的问题。没有追究，不过大哥就始终是写材料，不大有仕途的机会了。

大哥去世后，我父母叫开锁匠来，打开两只上锁的书桌抽屉，发现了一本厚手稿，是他的字迹，钢笔誊写在顶头印有“市委办公厅”的红格原稿纸上。那是一部电视剧本，他写到第38集，已经完成的部分应该是定稿了，只有少数圈圈点点的改动。这么厚的稿子，想必他写了很久。我们没一个人在他生前曾听说过他在写剧本这件事。同一只抽屉里还有一把瑞士军刀，三篇打印出来、没有署名的小说，一篇像片断杂记，另外两篇很完整，长度应该说是在短篇和中篇之间，我上网搜索，没有搜到相近的文章，应该也是他写的。

保险柜里倒没什么。也没有日记。没有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秘密的东西。

大哥去世时是48岁，正是本命年的年初，还没来得及在艰险来临之际系红腰带辟邪，就遇上了一生最大的艰险。胰腺癌这种东西，用大夫的话说，是“很恶”的，来了就要死人，坏处是很疼，人走得快，好处也是走得快。他常有疼痛感，但他总加班，时常住在单位办公室，慢性病也多，头痛胃痛之类的话，我父母都听习惯了。直到单位体检，查出胰腺癌晚期，四个月即告去世，我母亲多年为疏忽而自责。生前，他业余偶去钓鱼，更多时间是和早年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两位朋友下围棋，都是很安静的爱好。他和我大嫂没有孩子，感情也比较疏远。他去世时，我太太刚和我谈恋爱不久，还是小姑娘，没经过什么世事，偷偷问我，“他们是自由恋爱吗？”她还以为只有指腹为婚或者许配过去的夫妻才会不亲密。现在她应该明白了。

有些人说上海男人常常是这样，有自得其乐的爱好，修钟表，看老电影，收藏唱片，跳国标，据说现在还有爱好自己编程的老头，也算与时俱进。当年把大哥的电视剧本和小说读下来，我父母为他骄傲，我父亲说，“他是有精神世界的人”，又深恨自己在他身前不够了解他，我母亲说，“他心里藏了多少话啊！”

我则忍不住为他哭。那剧本和小说写得太差了。不是不熟练，是平庸，又俗气。剧本写的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的故事，一位官员，在繁重的工作外，认识了一位下属单位招待他的女孩，又在采访中认识了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电视台女记者，产生了情感纠葛。读起来我觉得有现实中的痕迹，不过没有和父母交流过，当然更没问过大嫂。他写剧本说明，“XX露出酥胸，皮肤雪白”，也写政府由于土地出让而起的一场明争暗斗，开会，出游，溜须的疲惫感与成就感。小说中那两篇长一些的也是官场故事，杂记是写下围棋的几个人物，中间提到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的向往，但读起来还是像官场，下棋的人都像在参加锦标赛，勾心斗角。

我没法不去想他花了多少个耗在办公室的深夜，写完文件后拼命写着这些，在单位写完一稿，拿回父母家来藏着。

然而他里里外外都是個官员了，套中人，困在他想记录的那些东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