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运海

临近杀青，一天的拍摄结束，《少年的你》剧组主创人员用笑意掩去疲惫，拍了一张合影。（左起：余静萍、许月珍、曾国祥、林咏琛、许伊萌 、黄铮、李媛）

2018年9月初，重庆漫长的夏天终于有了点要过去的意思，树叶的颜色转成深绿，中小学校都已经开学，电影《少年的你》还剩最后一个拍摄日。这是个开始于夏天，也结束于夏天的故事，讲的是两个孤独的少年——陈念和小北，被人伤害，依靠彼此，对抗世界。原著小说最初由制片人赵静递给许月珍——与陈可辛搭档近二十年的金牌监制，许月珍递给了曾国祥，两人看完一拍即合，决定改编这个故事，作为两人联合创立的制作公司的第一部作品。《少年的你》表面是个青春片，内里想探讨的是成长问题和人性善恶，曾国祥和许月珍都有野心，为此组起了最好的团队为这部电影保驾护航：女主演周冬雨获得过多个电影奖项最佳女主角;摄影指导余静萍拿过金像奖提名;声音指导黄铮拿过金鸡;编剧林咏琛、李媛、许伊萌，是《七月与安生》的原班编剧团队。可以说，这一部关于少年的电影幕后，是一个黄金班底。几位主创人员极有电影积淀，扎实、富有激情，也充满少年气。ELLEMEN从去年夏天就开始关注这部电影，也亲身奔赴重庆拍摄现场，记录剧组实况。在那之后，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少年的你》终于上映，我们和这几位“幕后少年”深聊的创作故事，也终于能在另一个凉爽的夏天，向观众和读者剖白。

黄铮是学音乐出身，音乐中，大调让人开心，小调让人悲伤，减音阶能制造悬疑的效果，这种调度应用到环境音的塑造中既能不断加强写实感，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观影情绪。

黄铮试图将重庆这个夏天的炽热在电影中再现。在这个故事中，他最看重的东西是视角，希望能带观众投入到电影中施暴者的视角，而不是被害者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一个被害者，所有人都是施害者。如果我是施害者，我能不能停下来？所有人都在欺负一个人这事儿太容易了，停下来不容易。我希望观众在那个时候能有一点点思考。”

重庆的楼高而密，夏天温度一升上来，每层楼每一匹空调都在滴水，“简直跟空调雨一樣”。这是独属于重庆的声音，稀稀淋漓，一出现就让人想到夏天的热浪。黄铮想利用这个声音塑造一种可触摸的质感，城市交通的噪音远远地飘进环境里，底下衬一个空调滴水的低频音，能够让观众与电影中的场景建立感官纽带——这样的夏天我也经历过很多，我在当时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事。

空调滴水的声音实在太小，重庆这座城市又过分嘈杂，要想录好这种声音，把它从环境中剥离出来很不容易。黄铮住在重庆南岸区，住处附近有个闲置的派出所，有天下午院子里没人，黄铮走过去等，一会儿刮个风，一会儿鸟叫了，这边有人扫起了地，那边有人骑着摩托车过来，“都得等”。等了两小时，才录够了一点空调雨声，但这只是整部电影声音序列里一个小小的元素。“我到底会用多少，会怎么用以及对这个理论、思路、方向会不会起到更多的作用，我也不确定。”黄铮说，就为了这一点点不确定的可能性，他全力以赴。

黄铮希望这部电影始终保持一种克制的压迫感，但其中又应该有一些镜头可以毫无保留地释放，这与摄影的想法不谋而合。

这次摄影启用了lensbaby的镜头，这个镜头的特点是焦段很虚，它会让人物的周边模糊化，模拟一种看待世界的主观视角，“不确定这到底是心理状态还是现实真的发生了什么”，突然虚焦的那一镜头会把环境变得炽烈化。

关于全片的摄影设计，余静萍最先确定下来的就是整部影片要全部手持摄影，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贴近主角，为他们去掉很多限制。“要是定住镜头，或者设计一些镜头，就很可能要设计他们的走位，我希望完全舍弃这些事。”

电影摄影是个体力活，往往是男性的天下。余静萍个子不高，身板小小的，手臂上却全是肌肉。她坚持自己掌机，“摄影指导你不掌机，哇——你简直是自废手脚，我多喜欢扛着机器”。

在家人心里，余静萍是个工作狂。她总向家人解释，我不是爱工作，我是爱生命。“我喜欢的事可以养活我，所以它勉为其难叫作‘工作’，”她说，“人过了求学的年纪，就要开始被榨干，你要回馈社会，提供你的所学。可是我的工作像在丢球，丢东西出来的同时我也在吸收东西......这件事情真的带给我太多的回馈，我学都学不完。”

有时候一天拍下来力气真的不够了，还是得赶快打理好自己，再冲到前方。有一天一场戏拍完，周冬雨抱怨，“老余啊，为什么你都不累？你累了我们就可以收工。”余静萍答，“我最累的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拍不到。”

“哇，那天之后她就变得好成熟，她跟我说，‘老余，我佩服你。每次当我觉得我不想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到你这句话’”。

继《七月与安生》后再次合作，曾国祥和周冬雨都面临各自的挑战：《七月与安生》叫好叫座，周冬雨也因此成为最佳女主角。再一次合作，彼此对对方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但最终能拍得多好，谁也说不准。

周冬雨是个用本能演戏的天才型演员，她的表演没有技巧，全凭直觉，每一场戏每一次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让她拿到最佳女主角的安生是用了她最擅长的表演方式，而这次内向、隐忍、压抑的陈念是她不擅长的。“离她所能理解的处境太远了，”曾国祥说。

对导演来说，再拍一次同样的演员也是很大的挑战。成为导演前，曾国祥在各种剧组里摸爬滚打近十年，担任过从场务到演员的各个角色，这段经验让他成为了一个极富同理心的导演，对剧组所有岗位上所有人的困难，他都理解，却也不会因为这样而降低自己的要求。

有时候，周冬雨会很自然地带出一些表情或一些动作，就是很典型的周冬雨式表演。这时曾国祥就走过去跟她说，“你又来了。”“她完全知道我在说什么，”曾国祥说，“我要让她把那些东西拿掉，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她。”

这可能是周冬雨演戏以来最艰难的一次塑造，曾国祥眼看着她一点点摸索，一点点进入这个人物。她不理解为什么陈念要忍，忍什么？“她会想如果把自己放在这个人物身上，我肯定第一时间打回去啊。”曾国祥说。几次三番，逼得周冬雨在片场撒娇式地大喊，“我很痛苦啊，你们叫我拍一部这样的戏干嘛？”“把编剧叫来，为什么这么写呀？”

前三分之一的戏，周冬雨都在很辛苦地找陈念的动机。摄影师是拍摄现场离演员最近的人，在周冬雨表演卡壳，哭不出来的时候，她常看向余静萍，向她求助，“老余，跟我讲两三个字吧。”

这时余静萍就会放下摄影机，掏出一段自己的经历讲给周冬雨听。讲自己人生中遇到的困境、挣扎、离别与委屈，“我就去跟她互动看看，去测试可不可以按到她那个开关。”

而曾国祥需要一直说服周冬雨：你相信我，陈念就是这样，就是有这样的人。直到拍到后半段的一场重头戏——小北为陈念剃头，终于周冬雨这个人和陈念这个角色走在了同一个轨道上，她真正变成了陈念。

周冬雨在组里是个“臭小孩”，横行霸道，谁都不怯。电影中的反面角色每次一场戏结束都会率先道歉，很害羞地和周冬雨说“对不起，对不起”，被打的周冬雨反而会大喊“打用力点”。

拍剃头戏的那天，周冬雨指定了几個人陪她一起剃头发，要剃成寸头。有些人从命，另一些人不从。拍戏当天，周冬雨拿着推刀，见人就上去推，一时间片场出现了好些头发参差不齐的人。

“这是周冬雨最宝贵的地方，她不会那么世俗。每次跟她合作，每次都要接受她的任性，接受她的顽皮，接受她的坏脾气。但她人很好，常常会拿东西给我吃，你也要接受她的好意，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余静萍说。

在剧组里，周冬雨话最多，跟谁都自来熟。易烊千玺话最少，没戏的时候像个隐形人，两位主演呈现出有趣的反差。用易烊千玺是个大胆的决定。刚开始筹备电影时，易烊千玺还不到17岁，完全是个小孩的样子，“还在发育的那种状态”，曾国祥回忆。初次见面，他对易烊千玺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不说话，但不是小孩很害羞很害怕的那种话少，而是很坚定地给你一个答案，就没了，不多说。“我一直很喜欢这种人，但他真的还是一个小孩，不能演那种快成年的少年，所以完全没考虑过他。”

隔了半年，易烊千玺主动找过来试戏，许月珍发现他长大了一点，虽然表演还是有点粗糙，但他的眼睛里有东西。又过了几个月，许月珍和曾国祥看到一点易烊千玺拍的东西，发现他又变了一个样子，彻底长开了。

在易烊千玺身上，曾国祥看到了自己的成长路径。小时候他个子一直不高，总被女生嘲笑，“觉得你肯定是你爸（曾志伟）那么高了，高不了了，那时我很纠结很害怕。”被这种独属于少年的焦虑驱使，曾国祥开始天天踢足球打篮球，一心渴望长高。直到一个暑假过去，他和身边的兄弟突然就长高了很多。男孩的成长就这么一夜之间到来了。

开拍第一天易烊千玺有场戏是要和兄弟们打招呼，演了好几遍都不对劲，“嗨不起来”，许月珍说。在片场，曾国祥是好人，她是坏人。曾国祥鼓励演员，许月珍就负责说狠话，“我说千玺，你再不笑呢，人家就会认为你演得很烂。”许月珍一说完，下一条千玺就笑了。但那一条也不行，从没笑过的易烊千玺突然笑起来，旁边的周冬雨先是吓了一跳，接着疯狂笑场。

这种困难本来都在预料之中，“我们也知道他18岁还没到，知道他没有真正演过什么戏，本来就准备一点一点帮他，”许月珍说。但仅过了两周，有一场戏小北被打伤了，陈念问他，“你疼不疼？”小北就讲起了自己家庭的故事。这场戏导演并没有给明确指令，但易烊千玺演着演着，自己流了眼泪。“那一下子我觉得很震惊......我感受到他是用真心和感情去演的。”

在两个月的拍戏过程中，易烊千玺成熟得很快。“从我们初次见他到决定用他，后来拍他，到杀青，他已经从一个小孩，变成了少年，拍完就变成了成年。那个过程很奇妙。”许月珍说。

他成长的速度像个小动物，很灵，只要给他一点东西，他就能感得受到。“其实他跟他演的角色是很相似的，他受过苦，他懂什么叫苦，他才能感受别人的苦。其实他对人很好，我觉得他是不想让别人受苦。”许月珍说。

电影讲的是一个痛苦的人碰上另一个痛苦的人，一个孤独的人碰上另一个孤独的人，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抚慰。现实里又何尝不是。

拍摄期间，余静萍的一位亲人在香港过世。余静萍回港九天就回到剧组复工，曾国祥在instagram上发了一张余静萍拿着摄像机，坐在高梯上拍摄的照片，留言，“强人是你！”

“如果不是这个剧组，我应该不会回来。”余静萍说，“他们对我来讲是另一个家。”

这个团队一直在成长和变化，与这个团队合作，在各种层面上都让余静萍变得更勇敢。“计划好的东西他前一秒就变。以前拍片你会觉得没有安排好，一定毁掉了。可是，只要有JOJO（许月珍）在，我就觉得我都不怕。跟他们在一起我会变强壮。”

某种意义上，许月珍是最让人恐惧的监工，她会不断地逼迫大家突破界限。她经验多，希望能给观众新鲜感。“先抓大放小，跟你说不够感动啊感觉还不对啊太做作了，等到终于有一个稍微满意一点的东西就开始抠细节”，李媛回忆。已经到了拍摄现场，许月珍还能再抠一遍台词中的每一个字。有一场戏，小北问陈念，“你怕吗？”许月珍在片场问编剧，“你”字留下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原因，能不能删掉？

在大家心里，许月珍是最有少年气也最有活力的人，她好像用不着睡觉，不管多晚或多早发信息给她，她都会立刻回。诸事万端，压力过大的时候，她也只给自己留两三个小时调整。“我就会晚点起来，在房间安静一下。如果我都很烦躁，如果我都跟发神经病一样，其他人就很惨。”

许多人问她，当监制都付出到这种程度了，为什么不自己当导演？在许月珍看来，当导演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很想跟别人表达一件事，另一个是有很想成功的欲望，“我在这两方面，尤其是成功的欲望很少。”许月珍说，“我没有必须要告诉别人的东西，心里也不是一个非常有积极性的人，我有点害怕。”

她从小就是个不太自信的人，在家里排行老五，上面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她对童年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自己坐在一边，一家人围着桌子说笑，妈妈说怀许月珍时就想如果是个男孩就留下来，是女孩就送给自己的姐姐，姐姐有三个儿子，话音未落，一桌人看着许月珍哈哈大笑。这个画面对许月珍影响深远，她从小就觉得自己很孤独，潜意识里认定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而李媛、许伊萌、余静萍评价许月珍，三人用了同一个词，“狡猾”，“她亦邪亦正，当你觉得她明明是要拥抱我了，她会突然给你一巴掌。当你觉得她明明应该给你一巴掌，她又突然拥抱你。”余静萍说。家里出事时，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有许月珍一个电话打过来，“你什么时候回来？最重要的戏等你来拍，快回来工作。”

对许月珍来说，一直工作下去，情绪就不会往上走，没时间开心和不开心。阴差阳错，一度让她痛苦的同一股力量，也让她成为了整个团队的支柱，能解决一切麻烦的人，能保护所有人的人。

1. 余静萍身板小，手臂上却全是肌肉。她坚持自己掌机，“摄影指导你不掌机，哇——你简直是自废手脚，我多喜欢扛着机器”。2. 成為导演前，曾国祥在各种剧组里摸爬滚打近十年，担任过从场务到演员的各个角色，这段经验让他成为了1 一个极富同理心的导演。

在编剧李媛和许伊萌看来，《七月与安生》与《少年的你》有个共同点，两部戏的主角都对这个世界感到困惑。“《七月与安生》里的困惑是自己在这个世界里要做什么样的人，《少年的你》里更多的是关于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李媛说，“他们处在少年期，这个世界给他们一些压力，他们不理解。”

在原著中，陈念是弱者，单方面接受小北的保护，而小北保护她只是从爱情的角度出发。两位编剧接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女生为什么会接受男生的保护？“我们想从相对女性的视角来看，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一定平衡。”李媛说。

电影的slogan是“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在许月珍的理解中，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两个孤独的人不计代价地互相付出。“你觉得自己没有希望，那我把我的希望给你......我去保护你的希望，我保护你的价值观，而不单单是因为爱情，我才来保护你。”

做电影一做几十年，还能有如此饱满的热情与精力，光靠“坚持”是不可能的，需要的是比“喜欢”多一点点的东西，许月珍认为这就是信念。

两个编剧李媛和许伊萌相识已经十年。她们默契十足，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腼腆、内向、极慢热，甚至跟生人说话时一开始都有一些结巴。做编剧之前，两人在不同的公司做电影宣传，同一时间觉得，不做编剧不行，前后脚从各自的公司辞职，“我跟老板辞职说我要去当编剧，老板就说你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李媛一样，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哦，原来她也去当编剧。”许伊萌说。

从辞职转行到写的剧本《喜欢你》被陈可辛导演发现，她们用了三年时间。三年的时间里，事业毫无眉目，收入少得可怜。但两人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甚至从没讨论过写不出来怎么办，是不是要放弃。“我们俩会互相肯定，互相说写得好棒，去看个电影就说我们肯定写得比它好，”许伊萌说，“我很确信一定能写出来。”这是她们的信念。

而许月珍的信念是，相信自己能通过做电影改变一些东西，能对人产生真正的影响。通过这个故事，许月珍想让大家看到虽然这个世界有时候很糟糕，但每个人只要多那么一点同理心，稍微多付出一点，都可以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快乐一些。“这个是我想拍的东西，其实说到底就是，我们到底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我们的下一代。”

有趣的是，更年轻的曾国祥认为这种信念只是少年人的浪漫。“我已经到了一个觉得我肯定是没办法改变世界的年龄。少年就是有这种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觉得他们能够改变世界......但这种傻傻的信心是很浪漫，难能可贵的。”

可见，少年与否不是由年龄界定的。许月珍的内心更像少年，曾国祥有更多成人的部分。但他们放进作品中的东西是统一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

对于曾国祥来说，每次剪片子都像是在割自己的肉，但要想多一点人能看到这部电影，多一点人被打动，必须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做取舍做平衡，电影呈现的样子必须是颗能让更多人吃得进去的糖。“如果所有东西直接硬来，观众要晕过去。我希望在一个商业片里面传递一个不一样的信息。”许月珍说。

“很多时候我会尽量把自己收一点，不要那么执着于自己的审美。”曾国祥说。许月珍赞赏曾国祥很难得的一点是既保持敏感又在尽可能放下自我。

两部电影合作下来，许月珍发现曾国祥明显成熟了，知道要顾全局。“《七月与安生》的时候，有些东西他真的不懂，不明白为什么要我拿走？现在他其实都懂，但他就希望把它留下来。这是很明显的改变。”

库布里克说过一句话，“任何一位有机会导演过电影的人都明白，虽然导演电影的过程就像是坐在娱乐场的碰碰车里创作《战争与和平》，但是当你最终完成影片时，生活中没有多少其他的欢乐可以与之相比。”曾国祥很喜欢这个比喻。

最让他沉醉的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在现场拍戏的某个瞬间，突然间，他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大家一心奔向同一个目标，像军队一样一起去打仗。

临近杀青，剧组里一派要放假了的氛围。最终剧组里有十几二十个人都剃了寸头，包括周冬雨、曾国祥、李媛和余静萍，杀青前，小寸头们站一排一起拍了一张合影。

剧组住处窗外就是长江，每个晚上都会有一艘大船闪着五颜六色的灯从江上开过，江上一起雾，不知身在何处。那几天，重庆一连下了几场雨，酷暑被灭去不少，风吹起来，许伊萌才突然发现自己一件厚外套都没有。“整个夏天在重庆过的，有些時候挺难熬，但是天气突然变凉，要杀青了，要离开了，又觉得有点小凄凉。”

余静萍很不舍，“快结束的时候回头看那些苦过来的日子，它们已经开始回甘。”她说。曾国祥却感叹，杀青后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他还是觉得重庆太吵了，“烦躁”，他说。那天外面有点落雨，他坐在剧组搭的小棚子里往嘴里扒着江湖菜。

一天后的杀青宴，人手四颗护肝丸，人们喝到天明，从断片中醒来，离开这里，回到生活中去。大概是杀青后的三四天，曾国祥处理完一些紧急的事情，回到香港的家里，有那么一刻他一个人待着，突然间发现家里太安静了，失落感就这么直冲过来。

没关系，寸头们已经长出了新的头发，电影上映在即。兜兜转转，下一次相聚就在眼前。少年们的乐园永不打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