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7月月17日，孙家鼐再度将《校邠庐抗议》上呈给光绪皇帝，建议印刷一两千部，交给部院卿寺堂司各级官员，让他们对书中的改革建议作出评论。

这是1898年的夏天，维新的热情正弥漫京师。自1875年即位以来，这似乎是光绪皇帝第一次真正充分施展自己的权力。他发出了一道又一道圣谕，作出了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指示，几乎遍及帝国的每一个方面。

很多官员相信，这些指令来自于康有为。这位候补的工部主事尽管职位低微，却对皇帝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在一些传说里，他还常深夜出入紫禁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则令很多人不安。出版的《孔子改制考》让人瞠目结舌，他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塑造成一个改革家，他还推翻了汉代以来的经学传统，声称历代学子所吟诵的颇多典籍，不过是伪造的。他还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德国的彼得大帝的拥护者，期望光绪皇帝能追随他们的轨迹。除去这些异端思想，他招摇的个人风格也颇引人侧目，他是个狂热的社交动物，热衷于结识各种权力人物，虚荣、夸张。

71岁的孙家鼐博学、谨慎，符合儒家理想，他也因常年充任光绪的老师，获得一种独特的影响力。“他是所有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一位熟悉中国官场的英国传教士评论说。当另一位帝师翁同龢被突然性地解职后，孙的重要性再度上升。他成了27岁的光绪最信任的人物。

上呈的《校邠庐抗议》也体现了孙家鼐的主张。他厌恶康有为代表的激烈风格，却也不是守旧者。这本书则是他心中的改革蓝图，在上呈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与汤寿潜的《危言》中，“以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作者）为精密”，尽管其中颇有一些不能实行的建议，却最适合应对此刻的危机。

这也是令人悲哀的建议。距离《校邠庐抗议》的写作已过去了三十七年，冯桂芬也于二十四年前离世。在苏州人冯桂芬出生的1809年，帝国仍处于一种平静中，但到了1840年他高中榜眼时，危机已在南方爆发，英国舰队令清帝国守军毫无招架能力，并最终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与五口通商成了屈辱的遗产。接下来的二十年，更是一个天崩地裂的年代。在南方，一场高举洋教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在北方，英法联军甚至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充满惊恐地躲在承德。

这经历都逼迫冯桂芬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此前，他的朋友魏源已经作出了类似的尝试，后者发现新到来的蛮夷与往日不同，至少在武器装备上，他们更强大，他也决定在传统的经世理念中，加入如何应对“夷人”的理念。冯桂芬在1860年前往上海居住，在观察了租借区后，他发现中国与这些“夷人”的差距比想象的大得多。“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美），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他问道：“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尽管这地理事实并不准确，他却感受到新的历史潮流，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富强的秘密。他大胆宣称，教育理念、经济发展、政治合法性、知识生产方面的优势，是西方列强超过中国的关键所在。

71岁的孙家鼐博学、谨慎，符合儒家理想，他也因常年充任光绪的老师，获得一种独特的影响力。“他是所有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一位熟悉中国官场的英国传教士评论说。

这本有几十篇文章构成的《校邠庐抗议》完成于1861年，它涉及中国变革的方方面面。其中尤为重要的政治参与问题，冯桂芬尝试用“乡里民主”来促进朝廷与民间的意见流通，因为“君民不隔”是西方富强的关键原因。偶尔，他还流露出某种大逆不道的语气，比如赞扬美國的自由选举，总统并非世袭。

像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完成书稿的冯桂芬不是寻求公开出版，而是进呈给可能实行这些主张的高级官员。声望如日中天的曾国藩是最佳人选。但曾在表现出谨慎的赞许后，却并未着力推行他的主张。李鸿章则将冯桂芬纳入幕帐之中，他对自强的理解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直到1874年去世后，冯桂芬的后代才刊刻《校邠庐抗议》的遗稿，其中“采西学议”“制洋器议”“改科举议”等都未收录，全本一直到1883年才有木刻版。这本书一直在部分士大夫中流传，并影响到日后一列改革者的观点，郑观应、汤寿潜等人的著作都带有他的印记。常年的思想与言论控制，令所有的思考者心生恐惧，他们不敢将自己的思想公之于众。而在官僚体系内，对任何异端思想都保持高度的戒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1884年就有了雏形，兵部尚书彭玉麟为其作序，但直到1894年3月才面世，因为“是书遇事直言，动触忌讳，虽未忠愤所激......难免获罪当道”。

当孙家鼐将《校邠庐抗议》上呈光绪时，这也是对冯桂芬的一种迟来的认可。在清帝国经过接连的失败之后，当初的一些异端思想终于逐渐被接受。但这也是迟来的接受，清帝国早已错过了最佳的变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