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雷蒙·威廉斯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审视了英国近代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空间的变迁作出了深刻的文化解读。他通过分析城市所承载的意象和观念，揭示当前城市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强调唯有不断抵抗资本主义才有化解危机的可能，并由此提出了共同文化的城市构想。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重新唤起了威廉斯城市文化思想的内在价值与意蕴。从城市意象的批判到城市图景的建构，他始终将文化分析同资本主导城市化进程进行勾连，这种从文化变迁中透析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趋势的研究方法，为批判城市异化现象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因此，威廉斯的城市文化思想不仅为城市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不同的研究路向，也为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提供了的全新思考。

关键词：雷蒙·威廉斯;城市意象;文化研究;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2-0135-05

针对城市的异化问题，早在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就从资本生产的角度展开对现代城市发展的思考，将城市看作是“资本生产与交换赖以集中与扩张的价值形式的地理场所表现”①，强调城市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产生、维系和扩展的重要平台。尽管囿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与恩格斯未能将其城市思想形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透析城市的发展无疑为理解现代城市问题提供了研究指南。以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曼纽·卡斯特为代表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继承马恩的基础之上，尝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下从不同视角对城市发展问题予以重新阐释，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危机，探寻实现城市正义的解放道路，从而开创了城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流派②。

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思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批判的理论视野，也重新唤起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城市文化思想的内在价值与意蕴。作为20世纪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研究奠基人，威廉斯同样认为要想把握现代人的生活状况，理解现代城市十分关键。只不过与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等侧重从资本积累或消费的视角来审视城市危机的学者不同，威廉斯注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剖析城市发展的问题。正因如此，本文将基于城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以“城市意象”为核心线索，重審威廉斯的城市文化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一、城市生活形塑城市意象

威廉斯曾从词义变迁的角度指出，“城市（city）”这个词在13世纪就已存在，用以指涉重要或理想的“定居地”。16世纪后，随着都市生活的日渐重要，从而有了区分乡村（country）地区与城市地区（urban）的新用法。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促使城市生活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一词特指英国首都伦敦。至此，“城市不仅作为一个独特类型的定居地，还隐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意涵”③。为了更好地从文化维度来剖析现代城市的发展，威廉斯不仅从词义上考察了城市的起源，还深入考察了近代以来的英国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戏剧、散文、小说、随笔）中围绕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各种意象和观念。

首先，威廉斯认为文学作品为理解城市变迁提供了现实的文化素材。他将文学作品中为了回应城市发展而产生的现代思想主题归纳为五个类别。第一个是由城市发展带来的陌生主题。现代城市作为“一群陌生人”的效果是现代城市生活最为首要和直观的体验，而个体在人群中的孤独寂寞则是这一陌生感觉的深刻延续。如诗歌《一个城市的毁灭》《一座伟大城市中的孤寂》和《恐怖的夜之城》等都展现出个体在城市中所体验到的极度孤独与痛苦。第二个是由城市扩张带来的异化主题。威廉斯认为孤独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扩大成为主观或社会意义上的异化。如《玛丽·巴顿》《董贝父子》以及《阴曹地府》就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个是由城市黑暗面带来的“神秘”主题。这种“黑暗”主要表现为文学作品里一方面开始关注城市里的各种犯罪事实，如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另一方面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黑暗地区”的贫穷和可怜。第四个是城市被看作人类团结的新基点的主题。例如华兹华斯、狄更斯、恩格斯等都看到了城市里所蕴含的有关团结的新可能性。实际上，工人阶级和革命团结等新兴词汇都与城市息息相关。第五个主题是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方向。由于城市物质条件的改善，城市展现出巨大的活力、变化、自由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同时这种对物质性的强调也恢复了城市作为一个光明和学习之地的传统意蕴。由此可见，城市意象是城市经验（经历）的社会产物，围绕城市发展所形成的各种意象和观念正是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经验写照和情感概括。

其次，威廉斯认为城市意象揭示了城市化的内在特质，集中体现了现代城市的发展态势和特征。第一，城市空间具有流动性和孤立性。“现代性”体验所强调的那种“稍纵即逝”的实质就是流动性，城市就是这种流动性变化最为明显的社会和视觉体现。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持续流动性不仅给人们造就了对这种时间体验的恐惧感，还催生了在城市空间里孤立和疏离的窒息感。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解释，城市的这种社会特点——转瞬即逝、无法预测，还有它那实质性的令人激动的隔绝和人事变迁——被视为人类整个生活的现实。第二，城市意识追求创新性和持续性。一般来说，作为精神或文化意义上的现代性与社会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它的核心在于强调精神或文化上有关“新”的形式或体验，这种创新性和持续性也逐渐成为文化现代性的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说“乡村”通往过去，那么“城市”就意味着未来，“都市经验催生了有关未来的经验”④。第三，城市形态展示出复杂性和开放性。各种文化关系都是对开放、复杂和有生气的社会过程的一种展开。相对于传统的封闭的社会，现代大都市所集聚的人口效应使得不同来源的文化得以碰撞，各种文化形式都能在这里找到某种立足点。第四，城市地位具有中心性和主导性。随着资本和权力不断地向大都市集中，经济和权力的不平衡发展同样也延伸到文化领域。一个全新文化维度的大都市有着影响巨大的文化力量，它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日益凸显，最终奠定了城市的中心性与主导性地位。

最后，在威廉斯看来，正是由于资本主导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与乡村的传统意象才都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城市化打破了传统城市的原生形态，对城市空间进行了根本改造，一方面革新了包括各种文化形式在内的整个社会秩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要素交织的场所空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空间使用和感知认同的过程，为人们对现代社会进行体验并加以想象提供了可能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使得现代城市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不断的强化和扩展。凭借技术上的先进优势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现代性大都市的文化状况也随之发生决定性的改变。正如威廉斯所说：“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现在远远超过了非常巨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一个重要国家的首都城市。它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⑥。“大都市”向人们展现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光明与黑暗的复合体”的文化意象：一方面，很多作家将城市看作是威胁美好“乡村生活”与“自然”的怪兽，城市所表达的往往是黑暗、压抑、犯罪、道德沦丧的意象;另一方面，也有作家将城市描述为未来的希望之所在，认为城市是超越“乡村”的存在，是光明和进步的象征。城市这种混乱和矛盾复合体所呈现的恰恰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人类状况的一个缩影，从根本上看这种文化意象的形成正是人们对19世纪以来新城建立与城市扩展的一种文化反应。

总之，威廉斯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贯穿于整个城市化发展的大部分历史过程，“它的被抽象化了的经济驱动力、它在社会关系中的优先权利、它衡量增长、利益和损失的标准，几个世纪以来改变了我们的乡村，创造了我们这种类型的城市。当它发展到终极形式——帝国主义时，它改变了我们的世界”⑦。如前所述，现代城市所承载的文化意象实际上揭示了资本主导的城市化是一个导致异化、分离、外部化和抽象化的社会过程，其结果就是使得整个现代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普遍性的“分裂”状态。

二、城市意象透视城市危机

威廉斯认为掩藏在城市意象背后的城市问题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显现，资本的历史本性及其运动逻辑必将导致资本主导的城市进程走向“分裂”扩大的城市危机。

第一，经济优先褫夺城市生存权利。威廉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发展模式，它创造了大量的真正财富，却又不公平地分配财富，其结果是少数人通过掌控资本实现了对大部分人的控制和支配。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现代城市遵循的是经济优先原则，片面化或极端化地追求经济发展就是资本逐利的具体显现。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在管理和规划经济体系时往往都是优先服务于那些掌握土地资源和生产方式所有权的少数人。例如，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采矿的需求、道路交通的建设、房屋拆迁问题等等有关城市的发展变迁，从一开始就嵌入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优先权。资本家通过利润计算来制定资本在城市乃至国家建设中的各种决策，其主要目的、程序和标准都体现出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城市在根本上是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所塑造的。在威廉斯看来，这种资本优先的原则褫夺了人们应有的城市权利。尽管资本主义使得现代城市能够容納更多人口，使得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得以生存，但是它仅仅把人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除了这些抽象的功能外，个体在城市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利。这种发展只会导致人的生存愈发异化与抽象。从文化体验上来看，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异化、分隔和抽象化的过程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畸变，“它破坏了人类社群所珍视的那些有关坦率、联系、亲密和分享的经历”⑧。

第二，进步观念掩盖城乡剥削关系。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方式的确是有史以来促进物质生产和推动社会转变最为有效和强大的手段，以至于人们将其看作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高生产率以及对现代世界的现实改变，促使人们将城市简化为“进步”的化身，将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尺。而在文化意象上，这个简单线性标尺一旦标上了“发达”和“欠发达”的刻度，城乡之间的差别就显得“清晰”可见。城市是“先进的”和“发达的”，乡村则是“欠发达的”和“落后的”。这一对比模式不仅适用于城乡之间，还可以引申到地区、社会和国家之间。对“进步”的执念赋予了城市以绝对的优先权，导致“城市”对“乡村”的入侵、征服和改变获得了荒诞的合理性甚至是合法性，这同样也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惊人畸变。威廉斯指出，这种对“进步”的要求以及对现代化和文明的单一价值观的信心，使得人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危机视而不见。通过重新审视城市与乡村二者之间的关系，威廉斯揭示了被“进步”所掩盖的真实危机：资本主义为了掩盖城市对乡村剥削的实质，宣称“乡村”通过“改良”可以“进步”为城市，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现实情况下，所谓“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状况恰恰是“发达地区”所需要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欠发达”地区正是由“发达”地区所造成的。另外在线性发展观念的误导下，人们还把“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看作是“发达”地区的一个初级阶段。然而实际结果表明：这种模式的发展只会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之间的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所谓的“发展”和“进步”最终只不过是掩盖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实质的抽象概念。

第三，文化都市形塑资本意识形态。城市化进程不仅推动城市成为一般经济秩序的中心，还成为政治文化发展变化的中心，其所造成的文化变迁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城市文化表征着人类发展到城市化阶段的新形态。威廉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其终极形式时，大都市作为一种新的形态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文化大都市的出现从最深层次改变了城市原有的意义和功能，凭借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绝对主导地位，大都市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维度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一方面，资本通过城市汇集，强化和再造了包括各种文化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形式在内的整个社会秩序，从而形塑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城市文化。如果说文化是某种表示意义的符号体系，那么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体验新的文化符号的空间和场域。在现实意义中来看，城市就是一组标志着权力和威望、状态和影响的交流系统和符号集合。另一方面，文化大都市作为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场所，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各种条件。威廉斯指出，文化上的现代主义的出现与大都市的形成有着紧密的联系，现代主义在大都市的发展中找到了栖身之处。然而在资本的逻辑下，“现代主义很快丧失了它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姿态，达到了与新的国际资本主义轻松自在的结合”⑨，大都市最终沦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阵地。就此而言，现代大都市所体现的是一种有关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仅从内部孕育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还从外部表征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城市意象所呈现出的那些分开的、孤立的、外部的和抽象的“分裂”感都是资本逻辑在城市展开的具体表现。事实上，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必将导致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最终也难以维系现代城市的持续发展，资本主导的城市进程必将人类引向可怕的危机。要想化解危机，人类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抵抗资本主义。

三、共同文化重构城市图景

针对资本主义城市意象所呈现的分裂感、异化感、孤立感和抽象感，威廉斯希冀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建构一个共同文化的城市图景，以期从文化维度恢复城市生活的整体感、有机感、联系感和具体感。

考虑到现实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威廉斯认为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将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只不过相对于单纯的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他认为文化革命在改变人性和制度上具有更为深远和彻底的意义，即通过变革人们整体的生活方式同资本主义展开长期斗争以求得共同文化的理想愿景⑩。

具体来说，威廉斯主要以推动文化扩张和民主传播两条路径来建构共同文化。一是推动文化有效扩张。威廉斯认为“文化扩张”是构筑共同文化的有效方式，通过将文化有效地推广和普及到大众教育、公众阅读、大众刊物、共同语言以及文学形式等领域，将原本属于“大众”的文化权利归还给大众本身，使得大众有机会选择、接受与创造文化，从而消除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不平等的文化境况。二是完善民主传播体制。在威廉斯看来，文化在本质上是民主的，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有权利和义务积极参与到社会“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和扩展中来。大众民主的发展有赖于文化共享的进程，而文化共享的建立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传播体制的完善，其目的就是为了大众能够在社会建构中实现实际参与和自由贡献。总之，文化扩张和民主传播都是为了打破少数人垄断信息的权力，扩展文化生产者的自由，合理地利用公共文化资源，从而奠定共同文化的现实基础。

威廉斯强调在整体性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共同文化的方式将各种价值和意义建构起来并在历史中发挥作用，这乃是共同文化的意义之所在。“共同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概念，既有十分丰富的理论意义，又有可供践行的现实空间，威廉斯正是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一个生命平等、与邻为善、“自然扶持”的共同文化的城市图景。

其一，共同文化的城市理念以生命平等为前提。威廉斯认为由资本所造就的多种多样的不平等乃是阻碍我们构建共同体的源头所在，诸如城市生活中体现在经济或政治上的不平等是人们日常中最为直接的体会，甚至文化上的不平等也日益明显地影响着我们的“经验”感受。在他看来，共同文化下的城市首先必须是个承认生命平等的城市。所谓的尊重生命平等是一种对所有阶级和所有人都能适用的平等理念。它是人们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创造和享有文化的权利的理论前提。值得一提的是，威廉斯对“平等”的理解实际上内含了文化多元化与差异化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只有保障了人类的个体性和多样性才能建构真正的共同文化的城市生活。因此，以生命平等为前提乃是城市所需秉承的重要理念。

其二，共同文化的城市生活以“与邻为善”为准则。共同文化不仅主张文化多样化与差异化，同时还蕴含着文化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价值取向和目的追求。为此，威廉斯汲取工人阶级团结观念的核心成分——“与邻为善”的价值观念，并将其作为构筑城市文化共同体的相处准则。在他看来，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团结互助和共同进步就是他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遵循“与邻为善”的一种具体体现，这种价值观念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共同文化的发展。他从其社区生活的描述中揭示了“与邻为善”在本质上是一种广泛、积极的相互责任和邻里情谊，这种在工人阶级内部有关邻里之间自发的互助帮扶体验成为他塑造理想共同经验的一个核心基础。他认为，“邻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社会”或“国家”的一个缩影，它承载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具体接触、交涉与联系的重要方式。总之，“与邻为善”的相处准则为排除社会等级的区分和不平等，为所有社會成员都能够平等地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和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契机。

其三，共同文化的城市发展以自然扶持为导向。威廉斯指出，随着人类进入到工业时代，“支配性理念”成为人类主宰与控制其自然环境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种支配性思维甚至已经内化为人类的内心活动和思维方式。然而，强调“支配”与“控制”的思维方式几乎扼杀了我们整个共同生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资本的支配对整体的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对土地、动物甚至是对他人的商业性利用已经彻底破坏了人类生活的本意，驾驭自然、征服自然、改变自然的支配性模式无形中已经构成了扩展的资本主义的固有思维方式。为了打破这种固有的“支配”思维方式，“扶持自然生长”的文化观念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所谓自然生长就是要指出整体的潜在能量，而非为了某种支配模式而积蓄的能量。在他看来，“任何文化在其整个过程中都是一种选择、一种强调、一种特殊的扶持。共同文化的特征就是在于这种选择都是自由的和普遍的”{11}。也就是说，共同文化的城市发展同样以自然扶持为导向，是一个在“扶持”与“自然生长”之间相互协调的辩证发展过程。

总的来说，共同文化的城市图景是威廉斯从文化维度审视城市的解放诉求所作出的一种理论回应，其目的乃是为了弥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代城市意象所制造的“分裂”。实际上，所谓的民主平等的城市政治权利、与邻为善的城市生活氛围、自然和谐的城市发展空间，其内在意蕴就是对“分裂”的一种本真抵制。尽管这种城市构想呈现出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它却表达了威廉斯对理想城市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的乐观憧憬。

结语

威廉斯与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等研究城市空间理论的学者一样，都将资本作为审视城市问题的切入点，注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框架下探讨城市。不同的是，经典城市理论学者扬弃城市空间场所理论，深挖城市空间生产现象，强调了空间在整个问题域上的主导作用，而威廉斯更多地则是延续马克思的思路，即从历史角度来分析资本主导下的城市变迁。在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威廉斯基于文化视角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代城市化历程所造成的危机，探寻了实现城市发展的替代性方案，为当前城市发展提供了一条不同的理论路向。他以城市化进程中折射在文化艺术领域内的各种意象观念为起点，通过对城市意象的分析与批判揭示了资本主导的城市发展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并以此为基础从文化维度勾勒了理想的城市图景。从城市意象的批判到城市图景的建构，威廉斯始终将文化分析同资本主导城市化进程进行勾连，这种从文化变迁中透析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趋势的研究方法，为批判城市异化现象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尤其是在当前中国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威廉斯的城市文化思想对如何避免西方城市发展的弊端，探析城市发展的文化路径，引领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打造“共同文化”城市图景，实现城市的和谐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 刘怀玉：《城市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空间话语与中国实践》，《理论视野》2017年第2期。

② 张佳：《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核心论题及其理论贡献》，《江汉论坛》2017年第9期。

③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56.

④⑦⑧ [英]雷蒙·威廉斯：《城市与乡村》，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74、407、403页。

⑤ [澳]德拉波·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李东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

⑥⑨ [英]雷蒙·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53页。

⑩ [英]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1}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357.

作者简介：黄开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3。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