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红梅 惠涛

摘要：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受到治理模式的影响，农户的行为直接决定了环境治理的效果，而我国农村环境卫生的发展比其他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慢很多，农村环境治理更是落后于城镇，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块短板。基于2018年全国7个省的实地调研数据研究发现，农户在“项目进村”和“一事一议”两种环境治理模式下的行为响应存在差异，相比于“项目进村”模式，农户在“一事一议”模式下响应更为积极;在“项目进村”模式下，社会资本对农户行为响应产生消极影响，而在“一事一议”模式下社会资本对农户行为响应产生积极影响。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关注和尊重农村环境治理的具体需求，建立针对不同需求的开放式回应机制，借助“一事一议”等制度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程度;提升农户对环境的认知度，矫正农户的非环境友好行为方式，从而提高社会资本水平，激发积极的环境治理行为响应。

关键词：农村环境治理;社会资本;行为响应;“一事一议”;“项目进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与社区互补和替代效应机理研究”（71603206）;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和社区作用关系研究”（2016D043）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2-0013-08

一、引言

我国农村环境卫生的发展比其他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慢得多，农村环境治理更是落后于城镇，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块短板。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治理效果却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状态：有些地方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有些村庄“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老问题仍然严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呢？钱文荣（2014）在对农户参与基础设施供给意愿的研究中发现，政府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行为会“挤出”农户的自我供给，即不同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会引致不同的农户行为①。那么，农村环境治理效果的上述差异是由农户在不同治理模式下行为响应的差异导致的吗？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公共品主要有政府主導的“项目进村”和社区主导的“一事一议”两种供给模式。“项目进村”模式是指由政府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全部供给投资和决策，由市场主体负责实施，由专业性单位进行审计、监督，以财政专项支出的方式，对农村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产品分类列项进行供给的制度②。“一事一议”模式是指通过村民自愿、民主决策的形式筹资筹劳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并通过政府奖补资金引导，结合政府补助、部门扶持、社会捐赠、村组自筹和农民筹资筹劳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新机制③。这两种模式最大的差别在于农户参与程度不同：“项目进村”模式下农户不能参与项目供给决策，也不必然参与项目实施过程。而“一事一议”模式下，农户能够对参与项目选择、需要什么项目和怎样实施项目能充分表达意见。学者罗兴佐（2013）认为，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投入，但出现了公共品供给依然严重缺乏的悖论，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主导的供给不必然与农户的需求相匹配④。此外，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也是农村环境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农村居民天然“在场”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应该是农村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⑤。他们在环境信息和治理技术方面有天然优势，只要他们积极响应，将会极大地提高治理效率。因此，从理论上来说，“项目进村”和 “一事一议”两种供给模式的确会导致环境治理效果的差异。现有研究多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角度切入，对不同环境治理模式下农户行为响应差异甚少涉及。而且，现有研究多采用Probit模型或Logistic模型，这类模型变量观测维度低，存在不能有效测量各变量之间影响效应的问题。

本文基于2018年全国7省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在“项目进村”和“一事一议”两种环境治理模式下的行为响应差异，主要贡献有三点：第一，将环境治理中微观主体层面的研究从“意愿”转向“行为”;第二，与现有研究不考虑治理模式的异质性不同，本文重点考察了不同治理模式下农户行为响应的差异;第三，本文采用了观测维度更高、能分析更复杂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研究，描绘出了变量之间更精确的关系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农户个体特征

现有的对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农户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社会职务等;有的研究也验证了在小型水利设施、面源污染调控等公共品领域中农户个体特征对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作用⑥。同时，农户个体社会资本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号召力，它意味着个体的社会关系网越广、社会身份越多、声望越高，其社会资本存量就越大⑦。此外，农户的个体特征还决定了其对环境治理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影响着其对环境治理的需求和期望，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个体特征影响环境认知;

H2：个体特征影响社会资本;

H3：个体特征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

H4：个体特征影响行为响应⑧。

2. 环境认知

Ajzen（1985）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PB），主要内容是个体对于某种行为的态度、感知外部规范的压力和对行为的感知控制这三大类因素决定了个体对该行为的意向⑨。换言之，即个人认知决定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决定行为。依据该理论，汤谨铭等（2013）认为农户认知是制约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其通过决策意愿影响决策行为⑩。肖新成等（2013）研究发现，影响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主要因素包括教育程度和农户自身的环境认知{11};严奉宪等（2015）发现农户的灾害损失认知与减灾需求认知会反向影响农户对减灾效果和供给的满意度{12}。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农户对环境的认知影响着其参与治理的行为决策，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5：环境认知正向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

H6：环境认知正向影响行为响应。

3. 环境治理满意度

农村环境公共品供给绩效，既包括物质性效果，也包括精神性效果，即农村公共品受众的感觉效果。满意度是在认知基础上加工而形成的知觉判断，是人类产生态度进而进行行为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在对农户环境行为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对认知、满意度与行为意愿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李尚蒲等（2013）在研究征地满意度后得到了农户排他权认知的偏离会降低征地满意度的结论{13};江慧珍（2015）对农民参与抗旱救援队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户对政府抗旱措施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民参与意愿会提高9.2%{14}，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7：环境治理满意度正向影响行为响应。

4. 社会资本

奥斯特罗姆（2015）通过大范围案例分析发现，人们通过长期社会交往形成信任、互惠模式及行为规范等社会资本对解决村庄灌溉系统问题和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有重要作用{15}。帕特南（1993）指出，对于信任水平较低的地方，其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是不可避免的，而信任水平对于农户在乡村公共品提供中的参与方式具有积极作用{16}。国内外的研究发现，信任能有效地推动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行动。Bohr（2014）证明信任有助于提高公民对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17}。何可等（2015）以农户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愿为分析对象，发现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参与{18}。吴玉锋等（2015）发现社会资本诸因素中的归属感、互惠、信任和乡村秩序四个因子对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满意度有正效应{19}。赵雪雁等（2015）的研究表明非正式网络维度、普遍信任维度、制度信任维度与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20}。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8：社会资本正向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

H9：社会资本正向影响行为响应。

5. 理论分析模型的提出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环境认知—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满意度—行为响应的理论模型（见图1）。内生变量为环境认知、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满意度和行为响應;外生变量为农户个体特征。

三、研究方法与结果分析

1. 模型构建

环境认知、环境治理满意度、社会资本和行为响应均属于潜变量，且存在多个维度的共同作用，不便于直接观测。传统的Probit模型和Logistic模型由于观测维度过低，不能有效测量各变量之间的影响效应。结构方程模型能够解决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问题，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并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包含测量误差，弥补了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更适合本文问题的研究，故本文选择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组成。测量方程是一组观测变量的线性函数，描述隐变量与指标之间的关系，由观测变量来定义潜变量;结构方程则反映隐变量之间的关系。

（1）测量模型。对于指标与隐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写成如下的测量方程：

Y=∧yη+ε                  （1）

X=∧xξ+δ                    （2）

方程（1）将内因潜变量η连接到内生标识，即观测量y;方程（2）将外因潜变量ξ连接到外生标识，即观测量x。矩阵∧x和∧y分别为反映X对ξ和y对η关系强弱程度的系数矩阵，可以理解为相关系数。ε和δ分别是方程（1）和方程（2）的测量误差。

（2）结构模型。对于隐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写成如下方程：

η=Bη+Γξ+ζ                 （3）

方程（3）反映了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内因潜变量和外因潜变量之间通过系数矩阵B和Γ以及误差向量联系起来。其中，Γ代表外因潜在变量对内因潜变量的影响，B为内因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ζ为结构方程的误差项。

2.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1—2月对陕西、宁夏、安徽、湖南、河南、山东和江苏共7个省份的实地调研。调研抽样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入户访谈了414户农户，剔除信息不真实、奇异值等情况，最终获得了375份有效问卷。

本文将农户个体特征、环境认知、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满意度和行为响应作为5个潜变量：一是农户个体特征（Identification，简写为ID），分别用性别、年龄、是否担任过村干部、受教育程度、农业劳动力人数和家庭总收入来测度;二是环境认知（Environmental Recognition，简写为ER），用环境与健康关系、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影响、农业生产污染了解程度、生活污染了解程度和治理土地和灌溉用水污染重要性测度;三是农户的环境治理满意度（Satisfaction of Governance，简写为SG），用环境满意度、公共卫生设施满意度、道路设施满意度、水质满意度和环保宣传满意度等指标测量;四是农户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简写为SC），分别用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来表征。社会参与用是否愿意参与村干部选举、是否愿意参加“一事一议”来测量;社会信任用村民之间是否团结、村里人对您的尊重程度来测量;社会规范用所在村的风气、规章制度执行情况来测量;五是行为响应（Behavioral Responses，简写为BR），用是否以投入劳动或金钱参与治理来测量，具体的描述性统计和说明参见表1、表2。

3.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保证调查问卷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需要对问卷获取的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本文运用SPSS21软件对数据进行Cronbach’s α值检验、KMO（Kaiser-Meyer-Olkin）统计量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首先，潜变量环境认知、社会资本和环

境治理满意度的 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666、0.690和0.800。Cronbach’s α值大于0.6表示信度较高，表明各观测指标的一致性较好。其次，KMO 值分别为0.706、0.69和0.798，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著，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参见表3）。

4. 结果分析

（1）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本文利用AMOS 21进行假设检验分析，将农户在“项目进村”和“一事一议”模式下的行为响应分别作为内生变量进行拟合，依次得出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得到模型路径图后，为使模型适配度进一步提高，依次释放各潜变量下误差项之间的限制来对模型进行修正，“项目进村”模式下模型修正结果见图2。

选取绝对适配度指数（X2/DF、RMSEA、GFI）、相对适配度指数（AGFI、NFI、CFI、IFI、TLI）和精简适配度指数（AIC、CAIC）作为拟合度指标，修正模型适配度结果如表4所示，发現各项指标均满足理论值条件，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数据效果较好。

（2）假设检验结果。“项目进村”和“一事一议”模式下各变量间的路径系数见表5。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表5中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判断假说是否成立，得到的作用路径结果分别如图3和图4所示。图中实线表示路径通过显著性检验，虚线表示路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由表5各变量间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可知，在模型1与模型2中，H1、H2、H6 、H8均通过显著性检验，H9只有在“一事一议”模式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以上路径的影响方向与原假设一致，均为正向;H3和H7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以上路径的影响方向与原假设相反，均为负向;H4和H5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在两种模式下，个体特征对环境认知、社会资本均产生正向影响，对环境治理满意度均产生负向影响，对行为响应均未产生显著性影响;环境认知对行为响应均产生正向影响，对环境治理满意度均未产生显著性影响;环境治理满意度均对行为响应产生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满意度均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只有在“一事一议”模式下对行为响应呈正向影响。各模式下作用路径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

（3）变量间的效应结果。各变量之间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测量结果如表6所示。基于以上结果，对各变量对行为响应的影响进行如下具体分析。

第一，环境认知对行为响应方面。从影响方向和作用大小来看，在“项目进村”和“一事一议”模式下，环境认知对行为响应均存在正向作用，环境认知每提高一个单位，行为响应会分别提高0.191和0.224个单位;从效应类型来看，农户的环境认知直接作用于行为响应，可能的解释是，农户对环境认知越明确，其对公共品的需求就越大。同时 “一事一议”模式下，农户更深度参与项目决策，对项目的意义和作用，项目实施细则和自己在项目中的角色有更好的认知，从而激发出更积极的响应。

第二，环境治理满意度对行为响应方面。从作用方向和大小上看，环境治理满意度对行为响应均存在负向作用，环境治理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位，行为响应会在“项目进村”模式下会降低0.331个单位，在“一事一议”模式下降低0.307个单位;从效应类型来看，农户的环境治理满意度直接作用于行为响应，可能的解释是，农户对环境满意度存在一个“可接受”而不是“最优”的水平，一旦达到某个门槛值，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参与环境治理活动了。而在“美丽乡村”、“精准扶贫”等项目已经开展多年的背景下，很多农村社区环境已经治理得相当不错，达到了门槛值。

第三，社会资本对行为响应方面。从影响方向和作用大小上来看，社会资本每提高一个单位，行为响应会在“项目进村”模式下减少0.194个单位，而在“一事一议”模式下会提高0.120个单位;从作用类型上看，社会资本在“项目进村”模式下存在完全的中介效应，而在“一事一议”模式下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间接效应。可能的解释是：政府主导的“项目进村”模式下，治理活动的计划、决策、安排和实施都是由上级政府决定的，很大程度上农户被排斥在外。其结果就是他们要么漠不关心，要么“等靠要”，不情愿投入劳动或者金钱参与治理，而这种消极影响又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等途径传染放大，社会资本的消极影响通过环境满意度这个中介导致农户不积极响应;在社区主导的“一事一议”模式下，通过村民自愿、民主决策的形式筹资筹劳进行环境治理，在决策机制方面能够以自下而上的形式充分体现农户对环境公共产品的需求意愿，沟通机制顺畅，运行效率高。不容忽视的是，社会资本还通过环境满意度这个中介间接抑制环境治理行为响应，但是间接消极效应小于直接积极效应，因此最终在“一事一议”模式下，社会资本显示出能够提升农户行为响应的积极效应。正是由于社会资本在不同模式下发挥的作用不同，导致了农户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行为响应差异。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8年全国7省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在“项目进村”和“一事一议”两种环境治理模式下的行为响应差异，及差异产生的原因。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户在两种模式下行为响应存在差异。相比于“项目进村”模式，农户在“一事一议”模式下响应更为积极;第二，社会资本是导致农户行为响应差异的主要原因。在“项目进村”模式下，社会资本对农户行为响应产生消极影响，而在“一事一议”模式下，社会资本对农户行为响应产生消极影响。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正处于逐步完善制度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政府主导的供给制度已取得明显效果，随着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求、以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水平为目标、打造生态农村为宗旨的制度环境得以逐步建立、完善。另一方面，“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提供给农户一个民主化参与渠道，将农民需求偏好和政府决策偏好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实现了村级公共产品供需的有效对接，这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是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治理的重点，与农户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离不开农户个体的积极参与。为了提升农户的响应积极性，从而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效率，巩固治理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农村环境产品供需匹配度。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综合程度高、涉及面广、约束条件千差万别的系统性工程，各地区各社区的环境现状和需求都有差异，环境治理政策设计和项目设置也应因地制宜。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关注和尊重农村环境治理的具体需求，建立针对不同需求的开放式回应机制，在农村环境产品供给中，充分发挥农村社区自组织的动员、组织和协调作用，借助“一事一议”等制度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程度。

第二，提升农户环境认知度。政府、科研机构和民间环保组织应该加大环境宣传和环保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农户对农村环境污染现状、环境与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农村环境治理政策与方法的认知水平，并最终逐渐改变农户在环境治理中的观望和依赖心态，矫正农户的非环境友好行为方式，形成自觉自愿正确的环境认知态度。

第三，培育农村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合适的制度环境下，其积极效应非常明显。政府、民间机构和农村社区应积极拓展社区公共活动空间，通过开展活动和实施项目，增加农户之间互动机会，扩大关系网络，强化村规民约的约束力，从而提高社会资本水平，激发积极的环境治理行为响应。

注釋：

① 钱文荣、 应一逍：《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11期。

② 王海娟：《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③ 余丽燕：《“一事一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3期。

④ 罗兴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与效率》，上海学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4页。

⑤ 王春荣、 韩喜平、张俊哲：《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探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⑥ 梁增芳、肖新成、 倪九派： 《农业面源污染认知与调控意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三峡库区南沱镇为例》，《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3期。

⑦ 石峡、朱道林、张军连：《土地整治公众参与机制中的社会资本及其作用》，《中国土地科学》2014年第4期。

⑧ 由于农户的具体特征对其他内生潜变量影响方向各不相同，故在提出的假设中，个体特征潜变量对其他潜变量的影响方向不作判别。

⑨ I. Ajze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pp.179-211.

⑩ 汤谨铭、朱俊峰：《农户认知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重庆市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7期。

{11} 肖新成、倪九派、谢德体：《基于PCE模型的农户对面源污染减排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以三峡库区重庆段调查为例》，《长江科学院院报》2013年第12期。

{12} 严奉宪、 柳颖：《农村社区减灾公共品供给中农户认知研究——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数据》，《农业技术经济》2015年第1期。

{13} 李尚蒲、罗必良、钟文晶：《产权强度、资源禀赋与征地满意度——基于全国273个被征地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4} 江慧珍、朱红根：《农民参与抗旱救援队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南方稻区755份调查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5} E.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80.

{16} R.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L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67-170.

{17} J. Bohr， Barriers to Environmental Sacrifice： The Interaction of Free Rider Fears with Education， Income，And Ideology， Sociological Spectrum， 2014， 34（4）， pp.362-379.

{18} 何可、 张俊飚、张露：《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管理世界》2015年第5期。

{19} 吴玉锋、雷晓康、周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满意度和忠诚度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0} 赵雪雁、毛笑文：《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甘肃省的调查数据》，《干旱区地理》2015年第5期。

作者简介：汪红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陕西杨凌，712100;惠涛，通讯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