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下半年，我从廊坊师专文学班毕业，来到向往已久的河北省文联大楼。

那时的文聯大楼其实只有四层，但在我内心它却是高大的，因为它是属于文学的，还因为它集中了省内的作家、诗人、编辑、评论家等各路精英。当时，《河北文学》和《长城》编辑部都设在三楼，编辑室一间挨了一间，谁想找谁聊个话题，推门就进，进门就聊，且话题一定是文学的，所有的人都像是为文学而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复刊不久的杂志已更名《小荷》，而1987年的1月，也就是我到《小荷》半年不到，《小荷》又改回了《河北文学》。《河北文学》自然是更众望所归的名字，我觉得它也应是好的文学氛围的产物。

当时《河北文学》的主编是王洪涛先生，他对办刊有热情，有主见，敢于聘用新人，编辑部除了他和一位女编辑是《河北文学》的老人外，其他全是楼外的新人。后来证明，新人确有新人的优势，人际关系简单、明朗，工作起来有热情有干劲儿，更重要的是，都因了文学而来。对文学的热爱成为这群人聚集的基础，在今天看来，还真是十分难得。

那真是个文学的好时期，大家聚在楼里谈的是文学，走出去约稿、开笔会谈的仍是文学。一本口口相传的好书，也不知从哪里开始的，渐渐地，几乎人人都在看了。比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选》，比如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比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比如博尔赫斯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比如马尔克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等等。不断地有新书、好书的传递，说明了出版市场的日益开放，也更说明了中国作家学习、成长中的如饥似渴。在这期间，文学编辑和作家几乎是同步成长的，作家们读的书，编辑们也会千方百计地找来，因为文学编辑就是和作家们打交道的，跟不上作家学习、思考的节奏，编辑工作就难免被动。另一方面，初学写作者也是很重要的部分，从大量来稿中一眼发现好作品，既是作者的幸运，也体现着编者的眼光。眼光从哪里来？正是从扎实又开放的读书中来的，而当时的文学氛围，对这种读书实在是十分有益的。当然现在回想起来，也不是每本书都适合自己，但重要的是个氛围，在这氛围中会有更多的相通感，会更增强读书的动力。

我自己，那时除了做编辑，也没忘了写作，1986年底发表在《长城》上的中篇《绿》被认可，心中可说也是一片绿色，生气勃勃。《绿》的责任编辑是今已过世的王泽震老师，在她的指导下《绿》曾改过两稿，她对稿子的专注、投入为我树立了永久的榜样。到《河北文学》当编辑后，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她，常常地，就和她老人家站在楼道里聊起小说来，该下班了，该吃饭了，可她像是没感觉，一切都没有小说的话题重要似的。

由于编辑和写作，我和许多作家也都有过交往，省内如徐光耀、铁凝、贾大山、陈冲、张学梦等，省外如史铁生、李敬泽、余华、池莉、周大新、冯秋子、韩石山等，从他们那里我自觉受益颇多，特别是省内作家，交谈的机会就更多些。其中和徐光耀老师虽交谈不多，但他曾做过两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一件是为我的《绿》写评论，一件是在我转为《河北文学》正式编辑时，为我写了颇有说服力的专家鉴定。我想强调的，是这两件事发生时，我和徐老师还不认识。可那时候就是这样，老一辈作家和编辑对文学新人无条件地好，发现了新人好像比新人自个儿还高兴。还有铁凝，省内作家里与她的交谈可说是较多了，我感觉她对文学有一份发自内心的虔敬，和她谈小说和编她稿纸上的小说都能感觉到她的虔敬。我也编过不少贾大山的小说，他的字写得一丝不苟，就像一幅钢笔书法作品一样，一笔一画都似存了他的真情实感。陈冲的字，写得虽说有些龙飞凤舞，但清晰、帅气，带了他那一代人的汉字功夫，字和小说都如同他的人一样，有较强的自得和自信。张学梦呢，是很棒的诗人，但时而也写小说，小说稿涂改得很多，诗人的思维跃然纸上，但他的真纯的哲理性思考一直教人钦敬不已。

说这些我是想说，做一个文学编辑虽说不易，却也大有益处，只要努力，只要对文学真心热爱，和作家、作者、编辑的一切交往都可能成为促进你成长的因素，成为促进刊物成长的因素。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河北文学》改成了综合性刊物《当代人》，虽说遗憾，但它的底子到底是《河北文学》，改来改去终究没离文学太远。记得在我离开《当代人》的一些年里，我还应约为它写过小说。令人欣慰的是，现在的《当代人》，又已是一派文学面目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等，改回得很彻底，透了某种令人欣喜的坚决。作为《河北文学》曾经的编辑，也作为《河北文学》曾经的作者，在《当代人》创刊70周年之际，我由衷地祝愿她彻底下去，文学下去，成就更多的编辑和作家，聚集起更多的文学读者。

（何玉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文学》小说编辑、《长城》副主编、河北省作协创作室主任。已出版和发表长篇小说《冬季与迷醉》《葵花》《前街后街》等7部，中篇小说40多部，短篇小说150多篇，多篇小说获奖或被选载。）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