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3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省文艺组。一听单位这名字，心中疑惑。文艺组，这是干什么的？唱歌跳舞吗？我可是完全不在行。当时省直属机关，大都称什么“委”，什么“办”的，或是什么“部”，什么“局”的，或是报社、电台……身边有人告之，就是“文革”前的文联——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倒是略知。那里可都是些名人，作家、诗人、编剧……心中便有些忐忑不安。

文艺组坐落在一个大院深处的西北角上。大院里有出版局、文化局、教育局、群众艺术馆。文艺组的院子很小，很安静。小院里有一棵大树，四排红砖小平房。

交接了组织关系，我被引到《河北文艺》编辑部主编张庆田的办公室。张庆田非常和蔼，一番家长里短的言谈后，递给我一摞杂志，笑着说：“你先翻看翻看，熟悉熟悉环境，然后再谈具体工作。”我双手接过来，是十多本《河北文艺》，其中还有几本试刊。内容有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快书、文艺杂谈……我一翻看，头脑就有些发蒙。后来张庆田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想着快快离开。我连中午饭也顾不上吃，直奔组织部负责我们这批学生分配的齐同志家。文联，文学青年心中向往的神圣殿堂，我却逃之不及。

中学时期的我一直不喜欢语文课，作文成绩平平，那时流行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偏爱理科。分到文艺组，心中非常焦急，希望齐同志立即答应我工作另行分配。我反复说明，再三请求。齐同志宽慰着我，笑呵呵地说：“你可是他们单位挑的，说你是上过老高中的大学生。文艺组专业性强，用人先让他们挑呢！”我们这批学生是选拔推荐入学的。学前差别很大，不仅来自各种行业，来自工农兵，学历还参差不齐，有老高三的，也有小初一的，统称“老三届”。齐同志一边开导，一边劝说：“你先去干干，试几个月，若实在不行，咱们再说。”

我只好硬着头皮回到编辑部，再见到张庆田时，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看着我，先就嘿嘿笑了。他问：“你不喜欢这工作？”我点点头。他又问：“那你喜欢看小说吗？读过什么书？古典的？当代的？”我心里话：年轻人谁不喜欢看小说，谁没有读过几部长篇。他又问：“喜欢看电影吗？以前都看过什么电影？”我心里说：谁不喜欢看电影。立刻就想起了《冰山上的来客》和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又问：“你喜欢听相声吗？喜欢谁说的相声？”“花儿”旋律在脑子里打转，我心里忍不住想笑，谁不喜欢相声呢！相声逗人乐，让人开心的。可这一切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那都是别人的事。张庆田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呀，都和咱们的工作相连呢！”我心里一愣，竟无语。

我留了下来。在领导的关心、同事的帮助下，慢慢地熟悉着自己的工作。当时省文艺组领导有诗人田间、作家李满天等，编辑部领导田亚夫、张庆田等，还有小说组的同志，他们给了我师长般的教诲，父辈般的关怀。我一边向前辈们请教，一边自学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我觉得自己渐渐有了底气，信心满满。当然，那时没想到这一留就是三十多年。

“文革”期间，文化园地一片荒芜。人们对精神食粮极度渴望，闻听《河北文艺》复刊，青年作者爆发出惊人的创作热情，稿件如雪片一般飞往编辑部，堆积如山。编辑们翻看着阅读着，从中选出有苗头有基础的稿件来。他们偶尔露出微微欣喜，更多的是枯燥无味。成品的稿件很少，选出的大部分稿件要和作者沟通，反复修改。有的还把作者借调上来，面对面，手把手指导，从作品选材结构，到语言文字推敲……有时直接参与创作之中。编辑工作默默无闻，无名无利，甚至编发的文章之后都不署责任编辑的名字。

《河北文学》编辑部配合文联工作，重点培养青年作者，举办了多期文学创作学习班、笔会，帮助解决成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付出艰辛，收获繁荣，为河北推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作者。如后来大有影响的铁凝、陈冲;还有后来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为河北乃至全国的文学创作做出了贡献。我作为编辑一分子参与其中，感到十分欣慰。后来编辑之余，提笔写作，发表了多篇小说、散文。创作让我的脑洞渐开，也提升了我的编辑水平。我喜欢上了我的编辑工作。以至于后来有机会调出去，我终因不舍而放弃。

改革开放之初，大地百花盛开，处处欣欣向荣。人们憧憬着幸福的明天，既有着冲破束缚的奋力和进取，也有着那个时期的局限和印记。无论从思想意识，还是处事方法，都还未能完全摆脱过去那种思维模式，有时也会有偏颇……一切还有待于时间的磨砺和提升。那时期是敏感的，往往一句话、一篇文、一件事都不知会触动哪根神经。《“歌德”与“缺德”》一文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歌德”与“缺德”》（下面简称《歌》文）是篇文艺批评文章，作者李剑。在《河北文学》发表之后，全国几十家报纸、期刊刮起了一个旋风，批评声讨的文章铺天盖地。中宣部为此召集小型座谈会，邀请了全国文艺界和主要文艺期刊的领导同志，河北省文联的有关领导、作家和作者本人都参加了。会议提出了处理文艺界分歧意见的正确方法。大家交換了意见，提高了认识。《歌》文发表前后的那段时间，文联、编辑部的有关领导勇于面对，敢于担当，引发的“风波”在上级关心指导下得以很快平息，历史地看，这不是坏事。一种风气、一种观点、一种思潮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

那段时间稿件审查很严，稿件常常撤换，多次修改。有次竟然到开印前才定夺拍板，导致刊物“开天窗”，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开天窗”就是在浇铸（筑）好的模板上硬生生地凿下几个铅字块，使印好的页面留下莫名的“空白”。人们对文学作品有着不同感受不同认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因为分歧和矛盾而引起的后果却令人遗憾……

《当代人》（创刊名《河北文艺》）在1949年创刊以来，数易其名，两次停刊。第一次停刊是“文革”期间，第二次是1983年1月。人们很长时间才平心静气缓过神来。我有幸被《文论报》收编，先是排版面、跑样片，后来协助肖林同志编排文学作品，评改版面。《文论报》主编白村和肖林都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言传身教，激励和帮助我。《文论报》同样是文学工作，于我是另一番的心血付出。

小院渐渐归于平静，不远处新建的文联四层办公大楼耸立在路旁，简朴而不失凝重，大气里透出一股艺术范儿。

星移斗转，时光流逝，社会环境越来越好。在省文联上上下下的努力下，1985年7月杂志以《小荷》之名复刊，取“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意。 1987年1月恢复《河北文学》，又是一片风雨后的郁葱和茂密。我也随之调回。后来市场经济兴起，期刊面临新的课题。为探索生存和发展之路，1993年1月《河北文学》改名为《当代人》。无论是办刊方针和内容都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不变的是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为广大群众奉献好的精神食粮的努力。

我退休多年，十分羡慕现在的青年，基本生活有保障，爱一行而干一行，不合适就“跳槽”，可以自主选择职业。而我和我的新中国同龄人，大多是干一行而爱一行，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选择和坚持并不后悔。

美好过往，难以忘怀;对未来的追求，使人们脚步匆匆，永不止歇。

（刘梅秀，笔名南秀。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多年，所编辑小说多篇获奖、被转载。铁凝小说《晚钟》被《新华文摘》转载;毕淑敏小说《不会变形的金刚》获《小说月报》第四届百花奖。入选“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榜”，获“小小说园丁”荣誉称号;获河北省首届社科期刊优秀编辑奖。）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