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梅

内容摘要：世界文学的研究这些年在文学理论界越来越热门，学界对世界文学的解释也经历了不同阶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用变异学及跨文明研究的理论来诠释世界文学，不仅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也在理论上支持异质的东西方文明的互补和融会贯通。

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变异学 跨文明研究

在比较文学学科中，“世界文学”概念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见证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与逐步完善，也见证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与挑战。

一.世界文学的起源与演变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来自歌德的假想：“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財富，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所有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1]在这里，歌德强调文学是世界现象，而不是民族现象。他希望世界文学超越民族文学，同时包容民族文学并使得民族文学可以超越族群局限而成为相互交流与理解的场域。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并对未来文学的前景作出大胆的猜测和憧憬的基础源自于他对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广泛阅读。歌德感悟到了各民族文学所共有的美学特征。与此同时，他认为所有的文学须走出本国文学的樊篱，并向外国学习。在这种背景下，比较文学应运而生。

“世界文学”也是个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发展与成熟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关于早期比较文学研究者对世界文学的观点，弗兰科·莫莱蒂批判说，早期欧洲进行的比较文学的研究一方面夸夸其谈全球关怀，另一方面则是将研究的领域，基本局限于西欧。显然，因为比较文学学科在欧洲诞生，在后其发展之路上都一直带有或多或少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这一点也体现在法国学派的“世界文学”阐释中。法国学派众多学者不仅不认同世界文学，还让比较文学抛弃了“比较”，因为他们认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为了加强比较文学的实证性，摆脱美学含义，他们放弃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集中研究各国文学关系史，从而取得科学含义。

美国学派强调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文学性，“世界文学”也由此成为他们的文本基础。以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为代表的美国学派认为法国学派过于强调实证和实时性的联系从而局限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他不但不排除文学审美性的文学研究方法而且倡导“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思想[2]。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认为：“比较文学是超越国界的文学研究。一方面，它研究各国文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它研究人类知识和信仰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此时，韦勒克也提出了对“世界文学”的看法：“‘世界文学’……可以指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歌德，他们誉满全球，经久不衰。这样，‘世界文学’就变成了‘杰作’的同义词，变成了一种文学作品选”[3]。然而，被编入文学作品选的世界文学作品，该由谁来选择，选哪些作品入编，如果按照韦勒克对世界文学的提法，难免打上了欧洲文化的烙印。另外，亨利·雷马克为“平行研究”开列的作家、作品名单完全是西方的，韦斯坦因更是对把比较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文明之间表示怀疑。以上种种例子表明，美国学派囿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对比较的范围做出种种限定，未能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因此不能形成真正的世界文学。

美国学派注重对跨学科的研究导致比较文学研究开始走向比较文化研究。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放性和前瞻性，它易于吸收人文科学社会的新理论、新方法，而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研究的关注点从原来的文学文本为核心的比较研究，转向了批评理论、电影与媒体研究以及文化研究[4]。比较文学遭到批评，认为它转向理论研究，脱离了文学本体，关注的是“是理论而不是文学，是方法而不是问题”[5]。

1993年，伯恩海默以“世纪转折时期的比较文学”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观点后来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研究开始日益偏离文学研究属性，也导致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学科界限日益模糊。

进入20世纪尾声的时候，比较文学产生的问题接踵而来。甚至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已经消亡。如美国学者斯皮瓦在其著作《一门学科之死》[6]中也宣称传统的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濒临死亡，并且认为需要用新的路径建立新型的比较文学，这些路径包括建立“星球化”思维模式，克服他异性，跨越边界，与区域研究相结合。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这一过程中，“世界文学”的认识还停留在雷马克的世界名著杰作等基础之上。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进一步推动比较文学研究跨越各种疆界，更多着眼于社会科学与文化，而偏离了文学研究的中心。人们对于世界文学的理解长期处于衰微状态。

当西方的比较文学学术圈愁于如何用广阔的视野对世界文学进行准确论述时，东方比较文学尤其是中国比较文学界提出的变异学理论与跨文明研究在“文学性”和“跨越性”两个基本点上融通，为世界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范式。

二.世界文学的苏醒与复兴：变异学研究

歌德广泛阅读世界文学，如饥似渴地通过其他欧洲语言译本，阅读了所有他所能读到的东方文学作品。他通过译本读到中国的文学作品，经过中国文学激发的灵感，他写出优美的抒情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7]。

歌德也是通过翻译这个中介接触到东方文学。翻译是建构或重构不同形式的世界文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通过翻译、文选编辑以及批评性研究等手段的干预， 世界文学已经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有了不同的版本。由此可见翻译的干预使原著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获得新的解读和生命。

在世界文学中，翻译和传播本身就是文本生命力的呈现。 有效的文学批评必须持续真实地探讨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蕴含的鲜明的民族特征，同时对读者的接受做出积极的反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中介，依靠这一中介才能使一部作品为本民族以外的更多读者所阅读和欣赏[8]。

王宁将世界文学分为两个范畴：“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总体）世界文学和作为指向具体国别的世界（各国的）文学，前者指对有着最重大的世界意义的文学的评价的普遍标准，后者则指世界各国的文学的不同再现形式，包括翻译。”[9]由此可见翻译是传播世界文学非常重要的中介。

既然翻译对世界文学如此重要，那如何才能对优秀作品进行被接受者认可的翻译呢？例如，两种不同文化由于“异质性”在翻译时会发生“形象变形”和“创造性叛逆”。因此，用变异学的视角，“透过翻译现象来追溯并探究现象背后的实质，挖掘并正视其中的‘异质性’，而不是用单一静态的翻译标准进行评判，从而达到良好的翻译文学生态”[10]。

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书中论述了世界文学如何从翻译中受益。他以古埃及的情诗、13世纪神秘主义者麦赫蒂尔德·冯·马格德堡通神异象书写、卡夫卡作品的修订与翻译为例，考察“在翻译过程中，什么被丧失，又有神秘被添加”，以及“一个作品”从原初文化转至一个新的文化空间时可能引发的语言、时代、地区、宗教、社会地位、文学语境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变化”[11]。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变异的发生是由于异质性文化/文学在充满碰撞与张力的文化关系网络中发生了冲突。所以，传统的忠实观念应当重新加以诠释。特别是进行文学翻译时，不仅要认识原文本与译文本在语言层面上的机制转换，更要理解在发生语言变异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层内因。

在不同文明交流时，文学变异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因此，中国学者曹顺庆提出变异学理论，倡导以跨文明为视角，用变异和文学性作为支点来研究不同国家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并且在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探究并揭示出文学事实是如何在流动过程中发生变异以及产生这种变异现象的内在规律性。[11]变异学包括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和文化变异学研究。

在不同文明下，文学进行传播时，变异学用批判性视角重新审视了“信达雅”的传统翻译标准，对语言层面展开变异研究，将翻译中出现的意义差异，即翻译对“原文的不忠”定义为“创造性叛逆”。翻译由“作者中心”与“原文中心”转向以译者、译文为中心，是有“生命”的媒介，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文学交流、接受和影响的结果。这种具有后现代特色的新视角为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和变异机制研究确立了合法性、正当性和可比性，也为文学翻译中的相对可译性和异质性导致变异的必然性的理论依据。把翻译研究视角建立在跨语言界限的变异上，同时发掘这些变异的深层原因和促使变异发生的内在规律，从而使比较文学翻译介学的研究领域从广义的“语言研究”转向宏观上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其重心也从“语言层面源出语和译入语之间如何进行转换的问题转向语义变异的哲学发生机制问题”，拔擢为“从本体论层面追问翻译作为人类一种垮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提供了哲学本体论基础”[12]。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这一认识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的交流、交织、碰撞和汇通。一国文学在遭遇外来文学时对外来文学进行改造性吸收的过程就是文学变异。这种改造是一国文学对他国文学进行文学本土化的批判性吸收过程，这种文学变异同时也推动本土文学世界化和本土文学的改革创新。在文学变异过程中，本土文学的部分民族性依然存在，并与他国文学进行对话与交融的过程中，以变异的形式形成了新的文学话语。变异学呈现出了“客观化”、“对象化”的特征，因为它“不是仅仅置身在历史中而对当下现实做出批评性的判断、分析和回应”[13]，而是一种更具有研究者的距离和审视的批评。变异学通过异质文学的互证、互识和互补的规律与机制，进一步完善比较文学理论，并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

三.世界文学的视野：跨文明研究

变异学倡导跨异质文明研究，跨文明研究跨越一元文化圈，在多元文化圈中不仅要关注“同”的一面，还要明确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异”。在进行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时候，肯定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并且在彼此尊重、保持各自文化特质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因此，运用“求同存异”的比较思维进行跨文明研究，是在一种正常的文化生态中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变异学为跨文明比较研究确立了合理依据。只有承认不同文明差异性，才能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并构建和谐世界。

此外，跨文明研究具有“多元对话性”特点。跨文明研究重视在不同文明中寻找共同的文学规律来促进世界各文化圈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此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促进文学的发展。从文学外部研究的层面来看，文学文本和文学话语的文学性不可能脱离其承载的各种社会内涵。从文学内部研究的读者角度来看，文学性的传播、接受、吸收与变异过程与读者的审美阅读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只有超越文本可比性层面，直达跨文明研究的实践哲学高度，才能超越文学的文本研究层面，实现对文学性全面的、系统的、内在的跨越性理解。

研究世界文学采用跨文明的视野，将成为未来比较文学研究的努力方向，因为跨文明研究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破除异质文明的隔阂之墙，给世界文学和文论的发展和创新带来巨大的契机。并在实现对异质文学的跨越性理解的同时，完成比较文学对世界文学认知的多元性、系统性理论升华。

四.结语

世界文学涵盖不同异质文明圈的文学，运用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理论和跨文明视野研究世界文学，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发现和研究异质性，而是追求在不同文明的异质性基础上产生一种互补性。世界文学的研究只有站在“跨文明”的背景之下，通过掌握不同文学体系之间的差异性，才能实现世界各个文学体系之间更好的交流和互补、对话与沟通，从而真正达到歌德企盼的“世界文学”局面。

参考文献

[1]歌德，《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2010.69.

[3]Wellek， Rene，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J]. Trans. Liu Xiang yu.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84.43-44.

[4]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Oxford： Blackwell，1993.5.

[5]Bernheimer， Charl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5.

[6]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一门学科之死[M]. 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简·布朗.歌德与“世界文学”[J].刘宁译，学术月刊，2007，（6）.

[8]王宁.世界主义、世界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世界性[J].中国比较文学，2014 ，（1）.

[9]Wang Ning.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J].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10， 71（1）.

[10]吴琳.文学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J].当代文坛，2007，（1）.

[11]曹顺庆.比较文学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12]李泉.论翻译二元视阈对话中意义的变异及其主体性[J].当代文壇，2015，（2）.

[13]吴兴明.“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J].江汉论坛，2006 ，（7）.

项目来源：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级项目“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与西方文论”（601622S26013）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商务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