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津锋

炳乾：

信收到，回答如下：……（2）关于《雷雨》，你要提出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實是：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更好，怎样组织新的稿件。他说，家宝写了一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把他的稿子拿来看看。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南屋里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四）关于“文艺奖金”，最初决定给肖[萧]军的《羊》。你要我去问肖[萧]军是否愿意接受，肖[萧]军不愿，这才改为给芦焚的《谷》。芦焚得了奖金，把钱交给我代他存在银行里（到天台山去写文章）……

祝

好！

问候洁若！

当时《文学季刊》 的主编是郑振铎和章靳以，另外还有个编委会。

芾甘

二日

这是著名作家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78年10月2日致萧乾的一封书信，现收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书信库（文物编号：DX002552）。在信中，巴金向萧乾提起靳以与曹禺的《雷雨》。

《雷雨》是我国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在清华大学求学时创作的一部戏剧。该剧不仅是曹禺的成名作，也是其代表作。《雷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在《雷雨》中，曹禺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资本家周朴园与雇工鲁家两代人的悲剧故事。

曹禺在戏剧《雷雨》中，利用一天的时间（上午到午夜两点钟）、两个场景（周家客厅和鲁家住房）集中展现了周鲁两家30年的矛盾纠葛。全剧交织着“过去的戏剧”（周朴园对侍萍的“始乱终弃”，繁漪与周萍的乱伦）与“现在的戏剧”（繁漪与周朴园的冲撞，繁漪、周萍、周冲之间的情感纠葛，周朴园与侍萍的相逢，周朴园与大海的冲突），同时还展现了下层妇女（侍萍）被离弃的悲剧，上层妇女（繁漪）个性受压抑的悲剧，青年男女（周萍、四凤）得不到正常的爱情的悲剧，青春幻梦（周冲）破灭的悲剧，以及劳动者（大海）反抗失败的悲剧。血缘的关系与阶级的矛盾相互纠葛，所有的悲剧都源于中国封建资产阶级家长制度。在该剧最后，曹禺安排了3个无辜年轻生命的死去，只留下对悲剧结局有着历史牵连的年老的一代。这样的结局强化了作品对“不公平”的社会与命运的控诉力量。

但就是这样一部被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奉为经典的戏剧在最初发表时，却并不一帆风顺。1933年8月，当曹禺历时五年构思，半年创作完成《雷雨》后，他非常希望自己这部呕心之作能早日发表，所以他将剧本交给了在北平正在准备筹办《文学季刊》（《文学季刊》由靳以与郑振铎于1933年12月共同创办，并共同担任主编，第一主编由极富经验的郑振铎担任）的好友靳以。靳以与曹禺不仅是南开中学的同学，而且他们还是交换过兰谱的结拜兄弟。靳以一直以来都很欣赏曹禺的艺术才华，当他知道曹禺写出一部大型话剧后十分高兴，拿到该稿后，很快便将《雷雨》推荐给郑振铎，希望该剧能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但郑振铎审阅后，认为剧本写得太乱，不建议发表。因不久之前，靳以刚刚因为《文学季刊》一卷一期在出版前，未经郑振铎同意而自作主张临时将一篇批评丁玲《夜会》的稿子抽掉，而让郑振铎有些不快。（当时靳以得知鲁迅先生对这篇稿子有些意见，便在此刊第二次重印时抽了下来，因时间紧迫，靳以来不及告知另一主编郑振铎。出版后，郑振铎非常生气。）所以此时，靳以不便擅自做主将此稿刊登。

但是，靳以又不愿让好友曹禺辛苦写出的厚达数百页的剧本就这样被“丢弃”，这样太伤曹禺的自尊心，于是靳以暂时将该剧手稿收了起来。

不久，靳以又将该剧交给了《文学季刊》负责审读剧本的编委李健吾。（《文学季刊》当时有一个编委会，邀请了冰心、巴金、李健吾、李长之、杨丙辰等任编委。编委会成员有分工，有的负责审读评论，有的负责审读剧本等。） 李健吾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系主任王文显教授助教，在戏剧方面李健吾有着很深的造诣。但是，这位戏剧名家看过《雷雨》后，也不推荐发表《雷雨》。李健吾认为曹禺在很明显地学习西方戏剧，其模仿痕迹过于浓厚。

“作者隐隐中有没有受到两出戏的暗示？一个是希腊欧里庇得斯的《伊波吕得斯》，一个是法国拉辛的《费德尔》，二者用的全是同一的故事‘后母爱上前妻的儿子。作者同样注重妇女的心理分析，而且全要报复。然而繁漪的报复，‘作者却把戏全给她做。作者头绪繁多，使观众的‘注意力反而散在不知谁的身上去了。”

靳以对《雷雨》的第二次推荐又失败了。这让靳以十分失落，他只好再次把剧本暂放在自己的书柜中。

但靳以并没有气馁，他在等待时机。有一天，靳以和自己的好友兼编委的巴金谈起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巴金主张《文学季刊》要多注意文坛新人，组稿的面要宽，不一定都要找文坛名家，还是要多发表有才能、有潜力的新人作品。 这时靳以告诉巴金，前不久自己介绍给巴金认识的文学青年万家宝（曹禺的原名）写了一个剧本，自己觉得不错，但编辑们意见不一，稿子放在自己这里已有一段时间。考虑到曹禺是自己的好友，他不便硬性推荐发表，他想请巴金能抽空审阅此稿。巴金一听很感兴趣。靳以马上便把《雷雨》手稿交给巴金。靳以希望巴金如果同意发表，可否向其他编辑尤其是郑振铎推荐此稿。有些话巴金去讲是会有作用的，也许郑振铎、李健吾会听他的意见。当时巴金已是国内知名作家，他的处女作《灭亡》早已出版，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爱情三部曲的《雾》和《雨》均已发表，并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短篇小说《将军》更是被鲁迅、茅盾收入他们合编的《草鞋脚》介绍到国外。

巴金在审读《雷雨》时，他深深地为《雷雨》所表现出的艺术情感所打动：“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眼泪，从来没有一本戏像这样地把我感动过。”与郑振铎、李健吾审读该剧时更多注重艺术形式不同，巴金则为剧中主人公的命运打动。繁漪、侍萍、四凤这些活生生地被压迫、被凌辱的女性的遭遇，激起了巴金内心巨大的感情波澜，巴金当晚是一口气读完的《雷雨》。对于自己当时的情感，巴金在1940年《关于〈雷雨〉》一文中，曾有过表述：“……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

第二天，巴金便将《雷雨》郑重地推荐给主编郑振铎，并讲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文学季刊》刊登此剧，而且巴金还主动要求为这个14万字的长剧亲自担任校对。正是在巴金的力荐和编辑下，《雷雨》终于在 1934年7月2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作者署名曹禺。靳以第三次推荐《雷雨》终获成功。

《雷雨》能够发表，巴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以作家的敏感和高度的文学鉴赏力，发现了《雷雨》的价值。当然，靳以的三次力荐也是功不可没，这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