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勇超

偶翻中师毕业留言册，看到好多同学当年给我的毕业留言中，多以“故事大王”“相声大师”戏称于我，我不禁哑然失笑。朝花夕拾，记忆的大门徐徐开启，难忘的中学生活一幕幕在脑海中复活呈现。我，一个喜欢听书、爱讲故事的山里娃。

我的家乡大鄣山村位于江西省婺源县北部的大山深处，这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地处偏隅，背靠婺源县最高峰——擂鼓峰，方圆三十里杳无人迹，几乎与外界绝缘了。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我们村出外上学的孩子寥寥无几。

198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学，于是远赴离家三十多里的鄣山中学就读。初中三年，每个星期六的中午学校放假，我便步行回家，周日再带上够吃一星期的菜步行返校，一来一去，六七十里地，走得脚板生烟。为防止菜腐坏，所带的菜基本是能较长时间存放的霉干菜、干萝卜丝、腌菜等，吃得最多的还是霉干菜。那时，菜中加入的食用油量很少，矿物盐却白花花的一大堆。这霉干菜颗颗、根根硬丝丝的，伴着喝稀饭还好，就着吃干饭就难以下咽了，感觉咽喉都要勒出道道了，火辣辣地难受。夏天，连腌菜也会发霉，菜上面满是惹得我心里直发毛的白点儿。装菜的菜筒却是很特别，那是用我们家乡的大毛竹制作的。筒盖与筒身是用同一节毛竹筒精心制作而成的，彼此结合得天衣无缝，盖上与掀开都十分方便。就是不小心打翻了菜筒，菜也不会倒了出来。现在，这种菜筒已难得一见了。

往返学校的漫长山路与那难以下咽的霉干菜，还有夏天那大把大把的蚊子，冬天将手脚刮出道道口子的北风，成了初中时代最深刻的记忆。我的同学一个个在这“长征”中掉队了。我们村与我一同考上初中的有5人，坚持读到初三参加中考的就只剩下我一人了。

上学之路是漫长的，但同村的孩子大都愿意与我一同步行，这不仅因为我学习成绩非常好（基本上是年级第一名），而且我至少还能为大家做两件事——讲故事和摘野果。我们每走几里路，就在树荫下的石板路上或路边的凉亭里坐下来休息。这时，大家就聚在一起听我讲故事。我讲《曹操误杀吕伯奢》，大家义愤填膺；我讲《薛仁贵栖身寒窑》，大家目露钦敬；我讲《秦琼卖马》，大家感慨万千；我讲《高宠枪挑铁滑车》，大家唏嘘不已……大家总感觉我肚子里装了太多的故事，怎么讲也讲不完。其实，我是有“源头活水”啊！虽然我村中读书人少，很难找到书看，但我打小就特喜欢听书。每天中午12点半到下午1点，那是电台播评书时间，家里那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就一定是被我霸用的，雷打不动。直到上初中后，才不得不忍痛割爱了。有时，父母布置我帮忙做家务，我就将收音机放在肩膀上，侧过头夹紧，腾出双手做事。一边干活，一边听评书，两不误。白天如果误了听评书，那晚上的重播，一定不容错过。晚上电台信号易受干扰，噪音太强，老听不清，急得我侧脸贴着收音机，恨不得将耳朵扎进收音机里去。由此，我“熟识”了诸多評书大师：声音沙哑的单田芳，字正腔圆的袁阔成，诙谐幽默的田连元。我故事中的人物群像也渐渐成了系列，军师系列：诸葛亮、徐茂公、吴用、刘伯温、姜子牙等；元帅系列：徐达、宋江、秦琼、岳飞、薛仁贵等；小鬼精灵系列：时迁、徐方等。

大家跟着我走路不仅能一饱耳福，而且还能一饱口福。我家乡的山路两边，一年四季都有野果飘香。从小跟着采山货的父亲满山林跑的缘故，我知道许许多多的野果草味。春风习习，我们摘春鸟花（映山红）、折斑杖（酸筒杆）吃，酸酸甜甜；夏日炎炎，我们采地藨（草莓）、摘树藨（树莓）品尝，甜味爽口；秋高气爽，那更是山果集中成熟的时候，芦都（羊奶子）、金樱子、野木瓜、野荔枝、野柿子、裂裂萝（木通）、栲槠、冷饭坨等“杂然前陈”，大家来个风卷残云；冬雪飘飘，我们抱着拐枣树（光叶毛果枳椇）使劲摇，金钩子纷纷坠地，抓一个放进嘴里用力嚼，又甜又涩。

记得老师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课文时，我莫名地特兴奋。那“鸣蝉”“黄蜂”“斑蝥”，那“桑葚”“覆盆子”，那可爱的小虫，那熟悉的味道，一切都是那么地亲切。我听得十分认真，读得非常卖力。我现在还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文章的前半部分。谈到写作文，不少学生就头皮发麻，可我不怕，一写起来就收不了笔，总感觉有写不完的话语。我的作文总是很长，也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读给同学们听。

1986年中考报名的时候，我只填报了一个志愿——万年师范学校。学校教导主任詹烈焰老师找我谈话，要我把4个志愿（师范学校、重点高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都填报上，最好第一志愿填报重点高中。我说，如果考不上中师，我就只能回村务农了，家中境况绝无可能支撑我读高中。教导主任的一脸无奈，至今想起仍令我莫名的心痛。中考发榜，以全校第一名和超过我县师范录取分数线20多分的成绩，我如愿考上了万年师范学校，也是全县十几个应届中榜生之一。这也成了我村一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我是这个小山村有史以来的第一名中专生。

三年的师范生涯是充实而难忘的，我的班主任李斌老师是位善于创造奇迹的人。全年级有6个班，三年里，他愣是将月评流动红旗固定在了八六级（3）班。全班拍毕业照时，我班的锦旗、奖状满满当当、重重叠叠摆了一大圈。三年里，同学们给我的标签则是“相声大师”“故事大王”。每次班级文艺晚会，我的保留节目是讲故事，说相声，演小品。同学们经常被我逗得哈哈大笑。在八九届毕业生的毕业联欢晚会上，我和郑军福同学在学校大礼堂合作表演了一台对口相声，博得满堂彩。

进入师范学校后，我成了学校阅览室、图书馆的常客。别人一本借书证用了三年也未用完，我可是换了好几本。周六、周日我就老往万年县新华书店跑，我那有限的零用钱基本上都是用来买了书籍。我读四大名著，读司马迁、李贺、蒲松龄、冯友兰，也读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伏尔泰。师范三年，我带回家一大木箱书和几十本读书笔记。

学校真是善解人意。学生宿舍与学生食堂之间的过道边上有一根粗电线杆，电线杆上安了一个大喇叭。学校广播站在早中晚课余时间播送各种广播节目。令我欣喜万分的是，每天中午12点半到下午1点广播站准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联播”节目。这个温馨的安排一下子激活了我已归于沉寂的听书细胞。我每天从食堂打了饭菜，就端着个大饭盆蹲在电线杆下听“长篇联播”。最令我难忘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时的场景。那是中师二年级下学期，每天中午时分，电线杆下就早已聚集了一大群人，大家都在等着一个神圣的时刻，等着播音员李野墨的演播。大太阳的，大家都蹲在电线杆底下听；下雨天，大家就聚在寝室走廊上伸长脖子听。黑压压一大片的人，却听不见半点声响。我听得尤为专注，完全融入在小说所描绘的广阔世界中。孙玉厚、孙少安、孙少平父子，田福堂、田润叶父女及田福军、田晓霞父女，这些鲜活的人物从此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住户。他们的生活，我感觉是那么地熟悉，仿佛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似的。我为他们牵肠挂肚，我为他们击掌喝彩，我为他们心神摇荡……在孙少平这个人物身上，我发现了自己的影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书中少年时期的孙少平写的就是我。一直到现在，我还喜欢读读《平凡的世界》，可以说，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后来，我把《平凡的世界》推荐给我的女儿读，推荐给我的学生读。

中师时的语文老师胡挺飞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刚大学毕业，活力四射，文章写得好，字写得帅（他当时是江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上课呱呱叫。胡老师很喜欢我，我也敬佩他。我和汪亮明、胡建春等几名同学经常受邀到他单人宿舍玩。他每次都热情款待我们，拿出一大堆水果给大家吃。他跟我们聊文学，谈书法，说人生，还经常问我们音乐方面的问题。他说总弄不明白歌曲该怎么唱，听我们唱歌唱得那么起劲，低回婉转地，就是闹不清楚怎么回事。每在这时，我们就放肆地大笑，他也嘿嘿地笑。写毕业留言时，胡老师将我的留言册拿了去。我去拿回来时，才发现他已经将留言册前面的扉页与最后的底页都写上了他给我的赠诗，一共三首。我还记得其中的一首：

今天是明天的土地，

明天是今天的天空。

土地结满友谊，

天空飘扬回忆。

我在这边写，

你在那边唱。

小草在脚下生长，

大树给我们乘凉。

我们同道，

虽然各在天涯。

我们同心，

虽然各有臂膀。

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将来一定要把他写的这些诗谱上曲子再唱给他听。说来惭愧，我一直到现在也没能完成胡老师交给的重任，但这歌却一直唱在心里。

记忆的闸门一打开就很难合上，记忆的潮水肆意奔流……如歌的岁月，难忘的年华……那个喜欢听书、爱讲故事的山里娃在山路放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