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陈悦

[摘  要：白居易思想的分野，一直是个被学术界探讨的问题。本文希望从白居易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兼以个人阅历的更迭，探讨其思想之流变。这样背景下的白居易，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更会“随波逐流”，让人更有亲切感和了解欲。

关键词：思想;环境]

白居易，唐新学府运动的引领者，与李白杜甫并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其文学创作思想的分野，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焦点。大多学者将讨论集中在他被贬江州司马和自请外放两个时期，鲜少讨论其由兼济天下变为独善其身的骤然转变及其背后原因。

1第一时期：达则兼济天下的大爱思想

白居易自小便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学习天赋。在“世崇儒业”的家庭里，他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儒家入世的思想，但与“达则兼济天下”共存的，也有“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主张。在此时，他既希望入仕济天下，又有些害怕官场的黑暗，故这种大爱思想中常常隐藏着“独善”的影子。但是，这种独善的比例，对初入仕途的白居易而言，可以说微乎其微。

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考中进士。十八年（802）与元稹成为至交好友，不久之后元白闻名诗坛，还掀起了一股“为时作文，为事成文”的风潮。一时之间，反对者有之，追随者亦数不胜数。

仕途上，白居易同样春风得意。元和三年（808），唐宪宗任用他为左拾遗。他自认应当不负唐宪宗的委任，写了大量针对时事的诗歌。这些诗歌大多为讽喻诗，由一事一人反映社会现实。白居易应当庆幸，尽管不时触怒龙颜，但好在唐宪宗心存中兴之志，对其谏言大多采纳用之，也认为他是国家敢说实话之人。有了君主的信任，白居易也在仕途上一路高歌进。贞元十九年（804）任校书郎，元和二年（807）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左拾遗，元和五年（810）仍充翰林学士，能够参加国家机要政事的探讨。

白居易29岁考中进士，39岁时便收获了帝王的信任，还收获了文坛盛名，不可谓是名利双收。此时，大爱思想占据了白居易的思想领地。此时的他，将个人的利益得失置于国家的富强兴盛之后，着实有个人思想的引领，更有历史条件的推动。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事业蒸蒸日上的白居易，仍会是不是显露自身对黑暗官场的隐忧以及随之产生的退隐之心，寄诗文如《凶宅》《寄隐者》。

2第二时期：不满现实的愤懑之情

一首《琵琶行》既是江州司马对琵琶女的同情，也是自己感同身受的愤慨。满腔才华抱负无处施展，是白居易不服贬谪，也是白居易独善精神涌现的第一个集中点。在此时，白居易还存有报国之志，但接连的打击也让他应接不暇。

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暗杀，他以其一向直言进谏之志第一个上疏请求抓捕凶手，却被权贵诬陷构害有僭越之嫌。更有甚者，论其所作“颂花”“绘井”是为十分不孝之举，将他一贬再贬，最后竟从翰林学士落为小小的江州司马。这叫他如何不气，如何不怨？

大环境方面，是他为之忠诚的唐宪宗将其贬谪，之后上位的唐穆宗实为宦官操控。此时好不容易有上升趋势的中唐走向晚唐，虽然白居易可能并不知晓宪宗变为穆宗的历史转折，但深深信任他的君主不想或者说无力护他之后又逝去，宦官掌权，权贵控朝，这对白居易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沉重的打击。儒家所倡导的中庸盛世，圣明君主在此看来也已无法实现，这对白居易思想的打击也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与此同时，好友元稹被贬五年归朝又再次被贬通州，元稹甚至患上疟疾，近乎死亡。多次遭遇贬谪的元稹与白居易诉苦，两人互通信件，互诉凄苦，他们所创作的诗歌为时人所崇，但无奈两人相距甚远，竟也难以相见。母亲去世，被有心之人刻意放大，对初恋女友湘灵也思念倍增，白居易不禁开始思考自己日前所作所为来，道家正是如此恰逢其时地进入了他的视野。

笔者认为，与其说是其思想方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致之后一蹶不振，倒不如说是时事政治的变化剧烈地撕扯了白居易的心境——属于儒家的那一部分空出来的地方，腾给了更有利于白居易处世的避世道家。这是人们自发的自保行为，却一发不可收拾地触发了白居易心里之前对官场的畏惧和逃避。

3第三时期：穷则独善其身的自保思想

“穷”对于白居易来讲是相对的。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因量移担任忠州刺史，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任江州司马期间，他虽心存不满，但仍对朝廷心存希望，渴望调回京城被予以重任，所以才会对被贬这件事十分愤懑。但忠州刺史一事，白居易先是对量移充满期待，一直希望能再次忠君报国，再是好友元稹由量移成功继而重回高位，这让他对期待甚大。可与他的期待不甚相同的是，忠州也不是什么好地方，甚至離京城更远了。这让他充满愤恨与不安，在忠州期间写了多篇诗歌表达悲恨之感。

为什么讲白居易的“穷”是相对的呢？在杭州苏州期间，白居易虽自认要做到独善其身，却不忘疏浚杭州六井，开凿山塘河，还做出了一些其他的政绩。由此看来，白居易虽然自认独善，却仍还不忘兼济。对他来说，他的穷和独善是对于从前的自己来说，自己的达和兼济是对于自己辖区的百姓来说。他的能够忍受寂寥的生活是道、佛两家影响的结果，而他的忠君报国是儒影响的结果。

在白居易的一生中，大爱思想中有着小爱的影子，独善的法门下却又有着兼济的作为，这是儒，道，佛三教影响的结果，也是时事环境造就的独特的白居易。白居易的思想改变实在不能说是哪一时段的影响，而是环境条件、思想境界的共同作为。这样会“随波逐流”的白居易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高屋建瓴的唐朝大诗人，反而更让人有亲切感与了解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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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红兵.试论白居易的后期思想[J].云梦学刊，199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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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谦泰.论白居易思想转变在卸拾遗任之际[J].文学遗产，199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