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正杰 王欢欢

摘  要：《学记》主张学为师不仅是师者的事，也是学者的事。为师是“教学相长”的必然要求。学为师的三个基本条件：知至学之难易、知其美恶、博喻。为师的进一步要求是为官、为君。这种设想至今仍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学记;为师;为官;为君;教学相长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9）18-0001-05

Abstract： Learning Notes claims that learning to be a teacher is not only the task of teachers but also the students' and it is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the principl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mote each other". The three basic conditions about learning to bea teacher are to easily know the highest knowledge order， to know a person' 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o be good at making people understand. The further requirements after learning to be a teacheris learning to be an officer and the king. These ideas are still of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Keywords： Learning Notes; learning to bea teacher; learning to be an officer; learning to be the k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mote each other

一、《学记》认为学为师不仅是师者的事，也是学者的事

《学记》曰：“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è），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郑玄注曰：“‘君子謂师也。教人至极之美，可以为君长之事。”至学：求学，求至高境界的学问。孔颖达疏：“‘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者，三王、四代所以敬师，随器与之，是至学之易;随失而救之，是至学之难。”郑玄注：“‘君子谓师也。”这个理解是否准确呢？孔颖达在下一句的疏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者，为师是学优，学优宜仕，故能为一官之长也。”既然“为师是学优”，当然这里的“君子”也可以认为指的是学者。从《学记》原文上下文来看更明确，这里的“君子”主要涵义应该是指学者，因为《学记》在此之上讲到上文是讲培养继志者的问题：“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是讲培养足以能够继承先志的文化传承者，这是教学的最高目标。实现此目标的第一步是首先要将学生培养成教师，即要学着讲经典，这是学会当老师的第一步。紧接着当然是对继志者提出要求，首先是要成为师者，所以要先学为师。关于师者的资格，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个地方是特别就学习为师来讲的。当然前面讲的为师的方法也适用于这里。紧接着这里讲的学为师之后，继续讲学为官和学为君的问题，故这里的“君子”主要意思是指学者。

二、学为师是《学记》所主张的“教学相长”的必然要求

学者应当学为师，这也是《学记》所主张的“教学相长”的基本教学观的基本要求。《学记》论“教学相长”的完整原文如下：“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jiào）学相长（zhǎng）也。《兑（yuè）命》曰：”学（敩xiào）学半。“其此之谓乎？”对于本节，孔颖达疏曰：“正义曰：此一节明教学相益。”又曰：“‘故曰：教学相长也者，谓教能长益于学善。教学之时，然后知己困而乃强之，是教能长学善也。学则道业成就，于教益善，是教学能相长也。但此礼本明教之长学。”陈澔曰：“‘教学相长谓我之教人与资人皆相为长益也。”可见，在古人看来“教学相长”的基本涵义与现代通常理解的不同，不是师生之间的相长，而是作为学生与两种学习方法之间的相长。孔颖达疏并没有强调教学相长讲的是师生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教与学都可以促进道业的成就，至于促进什么人的道业成就并没有明确讲，显然不是单指师生之间的任一方。从字面看起来似乎更倾向于讲的是师一方的学业可以通过教与学得以相长，但无疑的也适用于讲学者一方。

总的来说，“教学相长”的基本涵义是：教与学双方都以学道为中心目的而互相促进，教方是在教中学道，学方是在学中学道。教方除了在教中自己可以学道外，还要教他人学道。学方学道的方法有三：一、 听教方的授业、传道和解惑;二、 自学;三、 在学为师中学。另外教学相长不仅是教与学师生双方的互相促进，对于任何一方而言都可以独立应用教学相长的原理，亦即是两种学习方法交互应用时的互相促进。这种学教的训练方法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还是一个最有效的培养自学能力的方法。当一个学生给自己定下以能教作为自学的目标时，他的自学能力的提高速度就会获得质的飞跃，只有这样的学习才是最牢固的。当大多数的学生都掌握了这个自学方法之后，教师的教法就可以从讲的主角转变为以辅导为主，这会达到后面讲的“师逸而功倍”的效果。①

三、学为师的三个基本条件：知至学之难易、 知其美恶、博喻

从学教的训练中自然可以选拔可以成为教师的人才。什么样的学生才能成为教师呢？主要条件有三条：

第一是“知至学之难易”。这大约是讲知道达到最高学问之过程所应经过的难易顺序。学者如果通过自身的学习最后通达了文化的最深奥秘，也就了解了这个过程的顺序。了解这个顺序是为师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可以保证他在为师时也能引导学生走在这条路上而不致迷失。因此，《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意思是：自己没有心得，没有独到见解的人，只凭记忆力掌握书本上的各种知识，以及为应付他人之问难而预为之记诵之学，这种人是不够资格担负起教师的重任的。一定要能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加以解答;如果学生的水平还提不出疑问，老师就应该讲给他听。或学生心里有疑难，没有能力表达时，或当学生提出问题又说不出究竟的时候，老师才加以开导，适当告诉他，或讲解给他听。老师开导了或讲解了，学生仍然不明白，虽然暂时放弃指导，等待将来适当的时候再讲解也是可以的。

当然，要通达文化最深奥秘的路不仅只有一条，应该说也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也应该看到，也存在着对一般人的学习而言比较稳当的道路。掌握了这条路的沿途情况，就可以对多数人的文化学习进行指导。或者说一个明师从一条治学路走过的结果，真正通达了文化最深奥秘之后，对于别的许多路也会比较熟悉，因而对于走在其他路上的后学者也能够给予原则性的指导。

第二“知其美恶”。即知道学生天资的高下，以能因材施教。郑玄注：“美恶，说之是非也。”孔颖达疏：“‘而知其美恶者，罕譬而喻，言约而达，是为美。反此则为恶也。”張载注：“知其资质才性之美恶。”张载注：“知至学之难易，知德也;知其美恶，知人也。”多义可以兼容。关于“知其美恶”的问题，《学记》曰：“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意思是：学生的学习容易犯四种过失，教师一定要知道，必须掌握具体情况，因势利导。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或有贪多务得而不求甚解的毛病;或有得少为足，导致知识面狭窄的毛病;或学习内容太容易，或自认为太容易，学而不思则罔，对学习的艰巨性没有充分认识，生起轻忽，不认真思考的毛病;或有自我设限，因缺乏刻苦钻研精神，产生畏难情绪，不求进步早早停止的毛病。这四种缺点反映着学生对待学习不同的心理状态。

第三能“博喻”。即广泛设法使人晓喻。谓对各种知识能广泛而深入地理解，广泛地运用多种方法和比喻使人明白。孔颖达疏：“‘然后能博喻者，博喻，广晓也。若知四事为主，触类长之，后乃得为广有晓解也。”即为师需要具备知人和自知的智慧，知人的前提是自知，自知后才能知人，才能善于知道学生的资质高低，敏锐地了解学生的全面情况、优缺点。这可以保证他在教学中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引导学生走适合自身特点的路，修符合自己根性的法门，而不致迷失。所谓博喻，即广博地比喻，以晓谕学者，用多种方法来使学者明白道，即对不同的问题能用不同的比喻。这里的比喻可以广义地加以理解，即在学生有不懂的时候能够随手拈来浅近的比喻，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孔子讲：“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即是此意。博喻可以讲是一个人学问和修行达到精深时自然出现的境界。

关于如何“博喻”，《学记》曰：“故君子之教，喻也。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意思是：所以君子的教化是善于启发、晓谕。要让人明白道理，只用引导的方法，而不去强迫别人听服;对待学生要求严格，但并不抑制其个性的发展;加以开导、启迪，而不将结论直白地告知或全盘托出。只用引导的方法，而不去强迫别人听服，可使学生容易亲近，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对待学生要求严格，但并不抑制其个性的发展，可使学生易于自由发挥，学习起来容易，得以充分发展;加以开导、启迪，而不将结论直白告知或全盘托出，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师生关系亲近和谐又自由，又能独立思考，这才是善于启发、晓谕了。

四、知教之兴废之所由

有了以上三种能力才能可以成为老师，当然除此之外还需要前面讲的教之所由兴的几个条件。《学记》曰：“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hàn）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逊），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意思是：大学教人的方法，在邪恶的念头和不良行为未发生之前就注意防止，就用礼来教育，来约束禁止，这就是预备、防备的意思。（古德所谓“防患于未然”是也）。当学生可以教诲的时候才抓住适当时机因势利导加以教导，就叫做及时或合乎时宜。依据学生的程度，不跨越进度，不超出其能力来教导，就叫做循序渐进。使学生互相观摩而学习他人的长处，就叫做切磋琢磨。这四种教学方法，是教育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和取得成功的因素。君子已经知道教学之所以兴盛成功的原因，也明白教学之所以衰落失败的道理，然后就可以为人师表了。

五、教学方式与教学效率的悖论

《学记》将学教或学为师作为一项根本的学习任务和方法提出来，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可以从现代的教育心理学实验得到证明。一项大规模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发现，不同的教学方式产生的教学效率是大不相同的。在教学方式与教学效率之间存在悖论：最有效率教学方法通常并不是最常用的，而是相反，是最不常用的;而最常用的教学方法却是最没有效率的。调查结果，教学方式、记住率、采用率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发现，教师们基本上还是用单一的讲授法，教学方式主要是向学生“灌”知识，在教学中只是偶尔采用“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②。事实证明：教师们现在使用的最多的教学方法竟然是效率最低的方法。而最高效的方法就是学为师的方法，这是发人深省的。

六、为师的训练是为学的一项很基本的训练，是为官的前提

以上当然也是在说当老师应具备的素质条件，但应该说主要是向学生提出了要学为师的要求。因为后面接着提出了当官长的问题，也就是说能为师是能为官的前提条件。所以，《学记》更为可贵的地方在于认为：为师不仅是为学的最初目的，同时也是为官长的前提，即是去当官之前要先学为师。

为长：做官长。长，指辈分大，居高位者。《吕氏春秋·谕大》：“万夫之长。”郑玄注：“长，达官之长。”孔颖达疏：“‘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者，为师是学优，学优宜仕，故能为一官之长也。”孙希旦《集解》注：“长谓乡大夫、州长、党正之属。”《周礼·地官》：乡大夫“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党正“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周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师，作之君。”

古代培养学生的一个根本目的就在于从政，这不能理解为一定是让那些在学校里担任教学的人去当官，而也可以是让学生学成之后去当官。于是前面的为师自然也是指学生学为师。当然也可以附带理解为：如果一个老师在教学实践中被证明是很合格的老师，他也可以进一步去为官。但有一条是明确的，即为学的目的在为官。而后面又讲“师也者，所以学为君”，说明在《学记》的作者看来，为师的训练是为学的一项很基本的训练，它是为官和为君的共同前提，所以学生在为官之前一定要先学为师。

这在教育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设想，是否有道理呢？我们认为正是在这里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教育学著作——《学记》的最惊人地方。细想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是很合理的，也与前面讲的教学相长的原理是一致的。

七、当官要担负起教化的责任

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很显然、很科学的安排。为师所检验的是教师让学子明白的能力，而为官的对象就更不容易了，要让百姓明白，听从“教治政令”。百姓之心比学子是更难教化的，当然需要官员有更高的智慧。中国人常将官员称为父母官，意思是当官要当百姓的父母，要担负起教化百姓的责任。当官即有许多正事有待处理，但是处理所有这些事都是在为百姓服务，通过这种服务可以使百姓感到满意，然后达到教化的目的。如果忘了这个教化的目的，那就很难会把为官看作是照顾百姓的工作，而会把当官看作是个人发财或进一步升官的手段。所以为官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是为教化而当官，如朱熹。第二种是为百姓做事而当官，如历史上不多的清官皆是。第三种为个人升官发财而当官，如不计其数的贪官。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指的只是这里的第二种境界，实际上古代中国选取了最高境界的设计：为教化而当官，所以后来我们采取了科举取仕的道路。科举考试的内容是文化的经典，其目的很明显在于教化百姓。可问题在于读书人一旦科举考上了，就往往把教化百姓的任务忘记了，终日忙于具体的政务，忙于建立政绩或升官发财。这种制度的缺陷至少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来源于我们忘记了《学记》中还有另一个步骤，在當官之前要先学会为师。只有先学会了为师，他当官之后才有可能担负起化民成俗，教化一方的重任。虽然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如古代许多太子的老师，后来都成为了朝廷的重臣。但是这并没有正式成为一项通行的制度，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组织是不成系统的，以及我们的科举考试制度太不完善：完全以作文考试定功名和官职。

假如一个士人能在教学系统先通过为师取得名望之后再让其当官，而不是科举一录取就去当官，那中国的官场的状况可能会得到大大的改善，同时中国文化系统的组织势力也会更强。因为一个官员有了士林作为后盾，就会受到学子舆论的压力和制约，就不容易腐败，对专制权力也会形成更大的制约力量。当然与此相适应的应当是更开放学校的议政之路，让政事在学校中得到更充分的讨论。

其实我们现在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十分便捷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党校系统变成是主要的文化教学系统，并且在里面招更多的文化学生，通过实践文化的教学，培养或培训文化的老师和官员，并对现任官员进行培训，这就会大大改善和改造我们党员、官员队伍的素质和全党风气。

八、领导力的训练和培养

前面讲的学为官的问题，是古代教育所关注的主要中心问题。在现代社会教育中，虽然成为行政官员越来越成为专业教育的目标，但一般意义的领导人比起古代来，占人口的比例并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多出了大量社会组织和企事业的领导人和管理干部，任何一个三人以上的组织和企事业都有一个主要领导人，此外还有许多分管领导和许多部门经理。所以，古代的当官教育在现代也就变成一个更一般的成为领导人的教育、训练和培养问题。

成为领导人的核心又可以归结为如何提升领导力的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过去作为圣王学的文化经典教材对于现代提升领导力的教育一点都没有过时，只不过需要根据时代的特点改变教育的方式。

提升领导力的方法主要还是要通过提高道德修养来实现，但除此之外，讲究具体的方法和技巧训练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方面，现代领导力的培训也发展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但所有这些方法似乎都缺乏价值观的统领，因而是缺乏灵魂的，似乎都在为经济效益这个唯一的目标在做打拼。正是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古代的经典教育仍然有必要回到现代领导力教育和培训的核心中来。关于这一点松下政经塾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可以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

九、“学为长”也含有要学齐家做好家长的意思

“能为长”的“长”不仅可以理解为官长，或也可以理解为包含做长辈或家长的意思。《广雅》：“长，老也。”做长辈或家长也要担负起教育晚辈和齐家的领导责任。特别是在古代齐家通常不是指治理一个三五口之家，而是治理一个卿大夫的封地，那至少也是相当于现在的村或乡、县一级的区域。所以“能为长”也含有要学齐家的意思。即使齐家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好一个小家庭，也很有必要学习。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而言，齐家实质上也是比当官和管理一个企业更为重要的一件事。现代教育的诸多巨大忽视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十几年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居然都没有专门关于如何齐家的内容。这一忽视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即是现代家庭的普遍管理不善，给后代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后果，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离婚率也不断上升。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腐烂了，整体就难以健全。

对于导致中国离婚人数急速攀升的原因有许多探讨，通常认为主要是由于社会处于转型和变革期给婚姻的稳定带来巨大冲击。但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在现代社会放弃古代“夫为妻纲”的原则下，以为夫妻关系可以通行“凡事都商量着办”的原则，导致家庭缺乏一个领导者，这样在意见经常分歧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家庭解体。也就是说多数人在成家之前没有经过领导家庭能力的训练，不知道任何一个组织是必须有一个大家都愿意服从的领导人才能维持下去。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治本之策在于，每一个人在成家之前都要进行学为家长的齐家能力训练，将其作为文化教育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十、“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的惊天动地的内涵

孔颖达疏：“‘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师既有君德，则弟子就师可学为君之德，故前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即是学能为君也。”含糊其词。陈澔曰：“周官太宰长以贵得民，师以贤得民，长者一官之长，君则一国之君也。言为君之道皆自务学充之，三王四代之所以治，以能作之君作之师尔。周子曰：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孔颖达疏： “‘能为长然后能为君者，既能治一官之长有功，能为一国之君也。”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学记》这一节又讲到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就是学文化之道不仅应当学当老师，学当长官和齐家之术，最后还应当学当君主。这当然是很合逻辑的推论，但是它的意义却为很多人所忽视。所有注解者只是按字面解释过去，却没有在这里看到惊天动地的内涵和意义。这样一个观点实际上并没有被继承下来，孔颖达对此疏曰：“‘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师既有君德，则弟子就师可学为君之德，故前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即是学能为君也。”这里的意思显出十分罕见的含糊其词，似乎是在顾左右而言他。宋儒虽然很推崇《学记》，认为是《大学》、《中庸》之外最近道者，可是也不敢提这样一个观点。很显然这与中国历史后来专制制度越来越强化有关。

“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老师就是要培养为君的人才呢？还是说学为师就是为了学为君呢？亦或是学为师是为学为君奠定基础条件？这里的学按照《学记》也有“教”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可以有双重的意思：

第一、意味着师就是教人如何学为君的，这是就归根到底而言的。虽然能够为君的只是极少人，但这个目标还是普遍正确的。这叫做教学也要“取法乎上”或“止于至善”，即要將目标盯住最高的境界，有了这个目标，学为长、学为师就容易了。这里也透露出中国文化的一个实质，那就是它是培养帝王的教材。既然是培养帝王的教材，那么就意味着你如果不能通过这个教育，就不能成为帝王，或不能成为合格的帝王。所以，这种对帝王的设计就使得世袭制度在本质上丧失了理论依据或合理性。

第二、根据《学记》教学相长的原则，学为师本身又是一个根本的学习方法，而如何学为师呢？更高的目标应该是学为君。君是更高的师，所以学习的最好方法就是带着为君和为师的目的来学。这即是在学习方法上的“取法乎上”或“止于至善”。

后来的士子为科举考试而学习也是对的，但问题是目标还不够高，应当为学做帝王而学。这在古代社会历史条件下是连潜意识都不敢有的，我们现在就不必再顾忌了。只要有太多人都想学为君，那么天下人就会知道：君这个位置不是那么容易当的。也会让天下人都明白：要为君王就必须有最严格的修身，否则就会很容易身败名裂。按照这一节所讲的逻辑推演下去，最高和最好的老师就是国君或天子。

《学记》认为读书为学的人不仅可以为师和为官，最后还可以为君，这就对君主的世袭制度提出了彻底的否定。将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完全置于掌握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置于世袭的基础上，这可以说是孔子以来，乃至于是有史以来最大胆的设想。或许正因为有了这个设想，儒家才有所忌讳，不敢将《学记》提到与《大学》、《中庸》平等的地位上来。即使提了，君主也不容易接受。但宋儒推崇《学记》其实是打开了一个缺口，通过《大学》、《中庸》，使得《学记》也被带出来了。因为《大学》里所讲的平天下的天子要由修身而来，实际是与《学记》 “学为君” 的思路是一致的。或许只是因为历来知识分子都不敢大声地提倡《学记》，进而也将《大学》的要义忽略了。我们可以看到《学记》的这个思想实际蕴育了后来孟子的精神，孟子的民本精神实际上是基于这个原则。孟子喜欢“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主张“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亦即认为君主是可以推翻的，实质就是认为君主的合法性应该由对道的掌握而来，只是还没有将《学记》的原则主张明确地提出来而已。

注释：

①江正杰.学记教学相长思想新解[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9：92-94.

②陆怡如.积极学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5.

参考文献：

[1]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之《礼记正义》卷三十六之学记篇.

[2]高时良.学记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3]吕友仁.礼记讲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