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失去，我们联系在一起。”

聂小云写在本子上、现在看来仍充满悖论又富有哲理的这句话，对于十二岁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我，无疑是太过深奥。而写下这样莫名其妙的话的她，却比我还小半岁。直到那个特殊的日子到来，这句话又恰好用来比喻她与我之间的那份纯洁、短暂又深远的友谊。那是我人生收获的第一份友谊。是在我痛苦不堪的情况下得以确认的。

刚开始，我并不承认她是我朋友。后来有点像地下党，电影里演的，叛变前的王连举和李玉和通过信号灯的闪烁才秘密接头的那种。那时，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像“天敌”——《科学常识》课刚刚学会的一个词——至少在学校里是老死不相往来。如果被其他男同学发现我居然和一个女生在一起玩，还不被笑话死！何况这女生还是个聋子。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狼狈不堪的样子，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占据着心理优势。那是快要放寒假的日子，我从离家五六里远的白石埔镇小学放学回家，刚到村东头外，看到一个女孩被满伯娘家的大黄狗追着，哇哇大哭。开始觉得好笑，想多看一会儿热闹，但她被什么绊着，摔了一跤。我动了恻隐之心，喝住老黄狗。我向前把她扶起来。看见她红苹果的脸上被哭出的泪水弄花了。我问她是谁？她摇摇头。看来是吓傻了，惊魂未甫。她拽着我衣袖跟着我回村子。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被一个陌生女孩这么拽着，可想而知，我是多么不自在。我想甩掉她的手，可她死死抓住不放。让我窘迫的是，身上穿的棉袄又破又脏，有很多裂口，灰白的棉花像狗舌头一样伸出来。好在她摔了跤，红色灯芯绒衣服也沾上不少泥土，脏兮兮的好不到哪去。

她不是我同学，这一天从天而降。她跟着她妈妈来到我祖宗三代从来没走出过的、这个叫八状门的湘南小村。同来的，还有一个看起来比我们大了六、七岁的哥哥。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突然出现大城市来的一家三口，不说地震那般轰动，至少也要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母亲告诉我，应该管那个长得像《龙江颂》里的江水英的漂亮城里女人叫姑妈。她是我曾经听说过、却从来没见过的三爷爷的女儿。三爷爷在我爷爷那一辈里七个堂兄弟中排行第三，跟着自己父亲到广东挑盐，路上遇到了队伍，为了吃上饱饭，扔下担子就跟着当兵了。原来是朱德的部队，他跟着上了井冈山，当了红军。最后编在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西进川东，从重庆一直打到峨眉山。他老婆是个四川婆娘，解放后，他就地转业，在省公安厅当了副厅长。当了大官的三爷爷回过一次八状门，地区和县里好多干部陪同他，小卧车、吉普车就有四五辆，可威风了。他给葬在云母顶的父母上过坟后，自掏腰包，办了十八桌酒席，请全村男女老少，感谢故土养育之恩和离家后对他爸妈的照顾。那时，我母亲都还没嫁到八状门来。后来青苍江大队老辈人回忆起三爷爷，无不竖起大拇指，说要不是三爷爷打仗不怕死，总冲在前头，负伤多身体吃了大亏，去世早，只怕还可能到北京当官。

这么说来，那个大男孩和被老黄狗追的小女孩自然是我表哥、表妹了。他们一家三口住村东头满伯娘腾出来的两间土坯屋。那屋本就是三爷爷的。我家住村西头，上学放学都经过他们家门口。

“他们好好的在大城市呆着多好。怎么到八状门来？”

“你细伢子不懂，别乱问！”

“城里姑妈没有老公吗？”我已经习惯管这个城里来的姑妈叫城里姑妈了。我正处在一个对什么事都充满好奇心的年纪，还是忍不住问。

“说你细伢子不懂，就别打听！”母亲声音提高了八度。

“不问就不问。”我小声嘀咕着。心想，总会知道的。

他们到底是大城市来的人，尽管穿着也朴素，却干净得体，不像我们身上的，补丁加补丁。而且他们从上至下、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和我们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不一样的气质。特别是聂小云，就是被老黄狗追的那个妹子，或者，我堂表妹，水灵灵的。我搜索枯肠，最终能够形容她的只有三个字加一个标点符号：真好看！

当然，如果是三、五年后，我完全受她影响，爱读书、爱上看小说，我会用读过的《红楼梦》里那个傻乎乎的贾宝玉的话：“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比什么都强。我刚进入初中，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也就是说，农家子弟可以通过考试，跳出农门，当国家干部、吃国家粮，这是多美的事情啊！而学习成绩好的我，被老师看重、被同学羡慕，让我一扫昔日自卑。这也是后话。

我的父亲在我三岁那年冬天，兴修乌山冲水库时，放炮炸石头，也炸掉了自己右手。为了照顾他，生产队让他放养集体一头水牛。这是半劳力的事，每天只挣全劳力一半的工分。这让父亲深感在人前低了一等，本来沉默寡言的他更加沉默。有一个残疾父亲，让我整个小学期间在同学们面前都低人一等，生性孤独的我更加孤独。父亲的沉默和我的孤独，就像水牛眼睛里那潭深水，黑色，静止。

在遇到聂小云之前，我像个独行侠，上学放学，到乌山冲砍柴、采茶萢、摘酸枣，从来都是一个人。我没有朋友，更不知道“友誼”这个词语有着怎样实实在在的内涵。

“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命中注定遇到的人。”不知谁说的这句话，道出了生活的真谛。若干年后，当我老得只能坐在轮椅里回忆往事，我还会认定，那个被老黄狗追的女孩，是上苍派到八状门来给我做朋友的。

她不是天生聋。可以讲一些单词，且语速很慢很慢，很吃力;不如打手语，但不是所有人能够明白手语的意思;她最擅长的是在一个随身携带的本子写下自己的话，以这种方式和别人“交谈”，当然，交谈的对象要识字。

得到她充分的信任后，她“告诉”我很多她家的核心机密。此前，妈妈是省歌舞剧团的小提琴独奏演员;爸爸是大学教授，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成天游街批斗，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她是妈妈千里迢迢去干校看爸爸时得的病，发高烧，那两天哥哥却不知跑哪儿去了，最后被好心的邻居送到医院，打了三天庆大霉素。高烧退了，耳朵却失去了听力，变成聋子。那年她才四岁。到了七岁时，她进了聋哑学校。她还“告诉”我，长大要当作家，而且已经写了满满一大本子的童话，还想写小说，把她外公、也就是我三爷爷的故事写出来。

我们开始的交往是地下的，秘密的。我们怕大人们知道，更怕被白石埔小学其他同学知道。有时，想到这好像地下党接头，冒险又刺激，我就抑制不住的兴奋，整个身体都产生一种颤栗，充满期待。

父亲总会在星期日挑一担放牛时砍的茅柴去白石铺镇集市去卖，以补贴家用。这一天，放牛的工作自然就交给了我。

有个星期日下午，我在后山云母顶放牛，坐在草地上正百无聊赖时，聂小云来了，带来一本《鸡毛信》连环画。她的从容让我紧张的心放轻松了。她把书递到我手里，自己爬在我身边松软的草地上卧倒。我沉浸在书中的故事。小人书很快看完了，我盯着她肘子刚才压出来的凹坑出神。而她，不知什么时候坐起来的，正看着天空发呆，凝视的眼神里充满渴望。这神态我熟悉，好几次放学回家路过她家门时，看见她对已经熟悉的老黄狗“自说自话”。城里姑妈有次和我母亲闲聊时说，这个丫头有了自己的秘密。

阳光从天空透过松针洒落下来，在我们身上留下斑驳的光影。我眼中的她，像在微笑，但脸上又并没露出微笑的痕迹。

突然，她发现我在看她，脸一下子羞红了。用手肘碰碰我，示意我也看天。天空好蓝，几朵白云在悠然地飘着。她用简单的手语比划着告诉我，她喜欢看云。随即又迅速拿出随身带着的圆珠笔在本子上写下：清贫的蓝天，我是一朵最干净的云！

聂小云说她能听到我心跳，这是唯一在做梦之外能听到的东西。这让她无比依恋我。

而我孤独的内心慢慢被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填充得满满的。也许我现在就是生活在她笔下的童话世界里，只是自己没意识到。

她“悄悄”告诉我，在梦里，能听到雪落下的声音、月光落下的声音和花开的声音，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她还“说”，只要一醒来，这些最好听的声音就被风吹散了。也有一部分躲藏在她妈妈的小提琴里，被保存下来。这是她一个人的秘密，她连妈妈也没告诉。她还“说”，如果做一个长长的梦，永远不醒来，就会永远陶醉在这美妙的声音里。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她不得不令人讨厌地醒来。有时夜深人静，她会偷偷抱着妈妈的小提琴，在她呼唤下，躲在小提琴里的小精灵会一一醒来，发出灵魂的歌唱。

我摇摇头表示自己的怀疑。她是聋子啊，她的世界怎么会有声音？

见我不相信她，她有些急，在本子上重重地写下一行字：有些东西，通过失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天地良心，我完全不明白她表达的什么意思。但看她着急的样子，我居然感到心疼。我赶忙点点头，假装相信了她。

她笑了，笑得好甜好甜。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一个人居然能如此完美。就连她耳聋，也不过是一个可爱的缺陷。

一次，妈妈和哥哥都不在家，聂小云把我“喊”到她家里。她打开一个长长的黑匣子，拿出一个东西让我看。这就是传说中的小提琴。

我当然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乐器，但从来没见过，更没听过它拉出来的声音。我很惊讶，小提琴有四根弦，比二胡多两根，而且样子娇小洋气，这么一比较，就比出二胡的土气。而且，我还发现，小提琴的琴箱从中间的两边非常流畅地凹进去，像城里姑妈好看的腰身。而我母亲以及村子里的伯母婶子们，都上下一般粗，根本没有腰身。

让我更加兴奋的是，她还打开一个樟木箱子，满满的装的全是书！有小人书、还有什么《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甚至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小说。有本蓝色塑料封皮的《新华字典》，她打着手语“告诉”我，都是她的。她最宝贵的东西。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终于可以在老师布置的每周一篇的作文里引用这样的句子了。事实是，时间真的过得飞快，聂小云一家到八状门，不知不觉一年了。

这年冬天，八状门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偏僻小乡村发生的大事，无非东家娶亲，西家嫁女，某人添了丁，某家老了人。却像尖锐的羊角刺，扎进乡村麻木的生活，激活人们的神经，带来一段时间的兴奋点和话题。

第一件大事，聂小路参军了。哦，聂小路就是聂小云那个总冷着脸从不喊人的哥哥。“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尽管聂小路这人不怎么讨喜，毕竟，村子里每一家都和三爷爷没出五服，善良的乡亲们都像自己家有人参军那样高兴和光荣。

聂小云找到我，给了我一沓钱，一角的、两角的，一共有一块钱。是她攒下的压岁钱。她请我午间休息时，到白石埔街上百货大楼买一个笔记本。这是件光荣而神圣的任务。除了每个学期开学时带着交学费的钱外，身上还从来没有揣着这么多现金。弄得我一个上午都没专心听课，有一节体育课，也不敢去上，只好谎称肚子痛向体育委员请假。因为那笔巨款放在身上怕掉，放教室里怕偷。午休时，我到百货大楼文具柜台，进行精心挑选，选了一个内页印着彩色样板戲《智取威虎山》剧照的笔记本。而且塑料封皮是绿色的，和绿军装的颜色一样。五角八分钱。回到村子里，我把笔记本和剩下的钱，都给了她。为了感谢我，她硬要给我一角钱。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虽然，一角钱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笔钱。记得去年放寒假前，班主任老师根据开学时交的学费与本学期花的学杂费进行扣除后，我还要给学校补交一分钱。当时我身上没有。寒假作业本就被扣在学习委员手里。学习委员仅仅因为她爸爸是磷肥厂工人，哥哥是小学老师，就高傲得像个公主。直到母亲向满伯娘那里借来一分钱，我跑到上游街她家里，才拿回作业本。

聂小云见我拒绝得很坚决，没再强求，只甜甜地冲我一笑，便伏下身子在笔记本扉页上工整地写下几行字。

我一字一顿地小声读着：“哥哥：愿你选择的所有道路都是最正确的那条！妹妹。1975年12月22日。”我觉得她写出来的话都好有学问、都那么高深！

聂小路带着整个八状门村的祝福到部队去了。有人说，希望他也能当上他外公那么大的官。

在第二件大事发生前一段空隙中，发生了一件属于我个人的大事。

俗话说，纸，终究包不住火。我总和聂小云一起在后山云母顶放牛、打猪草，一起看书的事，被班里同学知道了。

那个星期一，我还没踏到学校门，刚走到文化街口，我们班的班长、青苍江大队张支书的小儿子、绰号“暴牙齿”的张衡山就等在那儿，向我发难！他身边总是跟着张家大院的两个同学，“哼哈”二将。“暴牙齿”劈头盖脸地责问我，为什么总是和一个女同学混在一起？

“她不是女同学。是我亲戚，我表妹。她妈妈是我姑妈！”我满脸通红，还是心平气和地解释。

“哦……原来聋子的妈妈是你姑妈。”“暴牙齿”怪声怪气地说：“那你知不知道你姑妈是个骚货，卖X的！”

“你凭什么骂人！”

“难道我说错了吗？我妈跟我说过，本来该我表哥去当兵，是她卖X，才让她儿子去了！”

“你胡说！你表哥耳朵里不是长了个东西，体检没检上吗？”要是平时，我怎么也不敢和大队支书的儿子大声说话。今天，不知哪来的勇气。

“放屁！那是胡说八道！就是你姑妈卖X，才让右派的狗崽子去了！”

“你才放屁！放狗屁！我姑妈早离婚了，我表哥已经不是右派的狗崽子了。他外公是我三爷爷，是红军，是革命烈士。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感到受到了侮辱，以前所未有的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地说出一连串话。我说我三爷爷是革命烈士，是因为我认为，只要是红军、是老革命，不管怎样死的，都应该是烈士。

“暴牙齿”哪里受过这样轻蔑，何况这轻蔑还来自青苍江大队一个残疾人的儿子？他喊一声“打！”连同两个“狗腿子”不由分说就围上来。他们哪里料到平时不哼不哈的我，有一身蛮力和受到侮辱时空前爆发出的巨大勇气。我以一敌三，他们完全没占到便宜，直到校长听到路过同学的报告和我们班主任老师出现在面前，一场混战方才终止。

我们都被校长“请”到学校办公室办学习班写检讨。班主任还分别派同学把“暴牙齿”的妈妈和我妈妈喊到学校来。

支书的老婆看到“暴牙齿”右眼肿起、鼻子和嘴角挂着血丝，黑着块脸很想发作。但校长说，他们三个人打一个，而且先动手，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先教育自己孩子吧。

校长对我母亲也进行了批评。并让我们当着各自母亲的面保证出校门后不再斗殴。然后，让我们今天不上课了，跟着家长回家好好反省。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回家路上，母亲没责骂我一句，也没多说一句话。让我更奇怪的是，母亲回到村子，让我在门外等着，自己先回家和父亲说明了情况。他居然也没揍我。要是平时我犯了错，父亲会用他仅剩的左手，在我额头狠狠给上一栗爪，我的额头就会鼓起一个包！母亲找来两个旧火柴盒，撕下磷皮，贴在我额头还在流血的伤口上，又找来一条干净的旧布缠上。

寒假刚过几天，就是我外婆的生日。那天，一大早我就被母亲从热被窝扯起来，被指派着带上一只老母鸡、半斤肉、一包挂面去给外婆祝寿。我没半分犹豫。因为我也想到外婆家去，好带回一些酸枣糕。

我外公外婆家在乌山冲水库的最里面。秋天，我总要利用一两个星期日到他们家。我漫山里跑，爬上高高的酸枣树，摘下一书包又一书包的酸枣。我只带一书包酸枣回家，放在一个纸箱子里，上面用米糠覆盖着。更多的，留在外婆家里，让外婆做酸枣糕。

青皮的酸枣放在米糠里捂几天，皮就变黄了，可以吃了。小时候，我一直认为那种又滑腻又酸的味道是人间最美妙的味道。

我当然会给聂小云吃。刚开始她被酸得呲牙咧嘴。慢慢的，她接受并很快喜欢这种味道。我能感觉出她吃酸枣时，心里美滋滋的。

我要来她的圆珠笔和本子，“告诉”她，下一次，我到外婆家，还带酸枣糕回来给她吃。可是“酸”和“糕”两个字我都不会写。想过用拼音，可我的拼音也没学好。我不光在纸上画了了个酸枣大小的椭圆形，还举起一枚酸枣晃一晃，在椭圆后面加个“高”字。我猜她明白了。她好聪明的。她坏坏地笑了，又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我在外婆家住了一晚。这个冬天发生在八状门的第二件大事，在我去外婆家时，不可避免、不可逆转地发生了！一件黑暗的大事件！

我从乌山冲外婆家一回到村子就得到噩耗：聂小云死了！

我回到家里，看见屋里摆着一个樟木箱子和箱子的书，还有那本蓝色塑料封皮的《新华字典》。我曾见过这些，都是聂小云最心爱的东西，陪伴她度过失聪的童年和少年。母亲说，城里姑妈遵从聂小云遗愿，留给我的。

母亲还告诉我，昨天傍晚，聂小云哭着到我家来找我。后来，我又隐约听村里的婆婆妈妈们咬耳朵，昨天大队张支书到我们生产队来了，进了我们村……

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她。我想起她和我认识后的一切事情和点滴，尤其一起在后山松林里阅读小人书《鸡毛信》时，手肘在长满青苔的松软的地上压出的小小凹坑。这思念最终化作一种悲哀的力量将我彻底压倒！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自己与她存在一份纯洁的、真正的、被叫做友情的东西。只是明白这点的同时，它永远地失去了，就像我满伯娘的儿媳、阳秀嫂子因为家里太穷跟一个收荒货的跑了，永远离开青苍江和孝生哥;还有父亲的右手离开他身体一样。聂小云带着她所有的童话和再也不可能写完的小说，离开了我！

我想起我吃斋念佛的奶奶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的肉体只是僵死的皮口袋，灵魂才是活着的，是一条看不见的小江小河，在离开肉身的同时也找到了回家的路。说实在的，以我的年纪和阅历，根本不懂她的话。而学校老师教育我们不要信迷信，要信科学。我就不再相信人死去还有灵魂。

可这一刻，我多么愿意奶奶的话是真的。有一些谎言，在适当的时候，便是唯一的真实。我宁愿聂小云的灵魂那条看不见的小江，和青苍江汇流在一起，去寻找远方回家的路。

那天，天，蓝得让人伤心;风，快速掠过我们村庄。“天有多蓝，风就飞得多快！”若干年后，我读到一個诗人这两句诗时，情不自禁回到那一天。我明白，我从来就没忘记她。

我埋怨母亲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派我去外婆家，完全忽略自己其实也想去取回一些酸枣糕……也许，我不去外婆家，聂小云找我时，就能挽留住她在这个尘世的生命。我想我不是在想当然。我相信，我们彼此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个人。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聂小云并没有死，而是像尘土和黑夜一样安静，躺在后山松树下长满青苔的草地上，只等新的黎明到来，她便复活。

就像当初聂小云多么不情愿从梦里醒来，失去那些天籁的声音，这次是我醒来，我一旦醒来就不得不痛苦地接受她已死去的现实。对于聂小雨的离去，我深深自责，感觉自己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那时我不知道，若干年后会有一种叫做回忆的东西，总是将我同我失去的一切又联系在一起。只知道，当人们发现并将聂小云从青苍江下游打捞上来之前，时间过了很久、很久……

刘起伦，湖南祁东人。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国防大学基本系。现为解放军某部大校。1988年开始业余写作，有诗歌、散文、小说作品散见于《诗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星星诗刊》等海内外刊物和多种权威选本。著有诗集两部和散文随笔集一部。参加过诗刊第十六届“青春诗会”、第七届“青春回眸”和全军小说笔会。

责任编辑 谢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