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 王威廉

熟悉贾若萱的写作，然而当我阅读《暴雨梨花针》的时候，还是感到惊艳。我没有想到，她的写作能有如此的精进。

依然是生活、情爱、境遇和对它们的审视与言说。但这一次，《暴雨梨花针》有了更大限度的撑开，故事中“我”的生活、父亲的生活、胡瑾芳的生活互为参差有序的镜像，如此短的篇幅中竟有复调式的回旋，它们具有那么不同的向度，却在贾若萱巧妙设计的“核心情境”里交织、纠缠、平行和拉扯，极为完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贾若萱对技艺是熟稔的，然而更让我思忖和惊艳的是，在三种向度极为不同的情爱生活中所埋伏下来的追问，它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也不得不向自己的生活发出追问：非如此不可么？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我”，能替她和他们做怎样的选择？贾若萱没有在小说中偏袒任何一方，她不做溢出小说之外的判断，而把权利和问题一起交给了我们，同时交给我们的，还有阅读中缓缓积起的涡流感，以及内心的震颤。

短篇小说早不以戏剧化的情节发展为艺术驱动力，它几乎愈来愈依赖于一种叙事的腔调。腔调，当然是以语言为载体来实现的，但它本身又以逃逸语言的囚笼为方向，语言之外的世界才是确立腔调性质的基础。腔调自然跟叙述人的距离很近，但实则跟作者的距离最近，作者的立场、价值、判断、态度以及生命形式本身都会融化在腔调的生成中，如同音符和音乐的关系一般。

贾若萱的《暴雨梨花针》是有腔调的，还碰巧是我偏爱的那类。叙事的声音很年轻，但充满着和年龄不相称的通透，那种通透的底色无疑是漠然的。这拉远了人和世界的距离，于是有了观望，也有了冷静，那些琐琐碎碎的时代细节得以被反复掂量。习以为常的父亲的第三次婚姻，习以为常的整容……这些细节，几乎都是荒诞。但这分明又是我们的现实。甚至，我们不仅习以为常，我们还主动追求——就像叙事人“我”自己的整容。

这篇小说中，男性是背景，站在前景的是三位女性：叙事人“我”，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胡瑾芳，还有一位就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我”跟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显然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都整过容，都对婚姻对生活抱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胡瑾芳则宣称自己是某种传统观念的守护者，她生活得太用力，也太理想化，它对一切没有质疑便全盘接受。因此，胡瑾芳过得最为痛苦。

婚礼结束后，在一场大雨中，怀孕的胡瑾芳突然临盆，一向嘴巴很严的胡瑾芳这才告诉“我”，她早已离婚了，第一个孩子还给了前任。救护车久久不来，“我”不得不亲手给她接生。无疑，小说来到了一个开阔的时刻。琐碎也好，荒诞冷漠也罢，都无法抵挡一个新生命在诞生瞬间的光芒。因而小說突然有了诗的意境，“我”轻轻哭了起来，漠然的腔调溃败了。

我凝视着这个瞬间，着迷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