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青

摘  要：从建国到改革开放40年，乡村发展模式经过了历史的否定、肯定之选择。改革开放40年我们主要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战略就是我们解决乡村社会主要矛盾的途径。今天的乡村，不论从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的转变，还是从传统家族伦理的价值观到如今价值观多元多样性、甚至价值观的扭曲，传统的乡土气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裂变。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农村治理的现代化，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必然的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发展乡村建设的切入点。农村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正如毛主席所说，不了解农村也就不了解中国。自古以来乡村带头人的乡土文化根植于数千年的乡村治理之中，为乡村的治理积累了宝贵的财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培育一批懂农村、爱农村的人才队伍，重塑乡土文化，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对于落后的甘肃来说，新时代的乡村发展之路不仅要融入法治化的现代治理理念同时也不能忽视国情，因此，只有让法治与本土的文化融合才能更好的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乡村振兴;法治;乡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是指导实践的伟大理论，也是乡村发展和建设的伟大理论。从1962年完成土地改革以来，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探索提供鲜活的发展实例，无论是昔日的小岗村、华西村还是今天的乌镇、花园村都是集体的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权与小农经济的论述观点在中国的适用。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尊重发展规律，统筹推进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体制机制改革。政府在乡村建设中一直都是有限的参与式治理，本文就从目前乡村的法治、文化现状和文化价值观面临的挑战，提出如何培养带头人，推进乡村建设和发展中的法治建设和乡土文化重塑。

一、目前乡村建设中的法治、文化现状

1.经济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村农业经济以“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自治”为基础。农业收入微薄，劳务输出成为农民经济的主要来源。而劳动力外出使得农村缺少劳动力，同样使得农村发展更加缓慢，正如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谈到的，农村比起城市来也有它的优点，在那里通常可以雇到更廉价的工人。因之，农村和工厂城市就不停地竞争，今天优势在城市方面。农村与工业化的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和城乡差别也日益严重。

2.法治方面。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指导和发展当地“三农”工作，农村实务是千头万绪，对三农问题的中长期发展方向是纠错性的摸索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多发展无序和发展混乱的现象。加上监管之手不能伸向农村，使得农村在村民自治、农业安全、土地使用等问题上出現违法、违规率高，受惩罚率极低的事实。长期形成了农民群体的法制观念不高，法治接受度差的现象。特别表现在环境方面，不规范使用农药和化肥，土壤污染，水质污染，生活垃圾，牲畜粪便，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建设性”破坏也在不断蔓延。而这些，都需要法治的监管之手去规范。

3.文化方面。农民收入低，消费型的文化品自然没有消费群体，文化产品的商业经营受农民收入和消费观念的限制也举步维艰;经济的束缚使农村文化产品种类有限，传统的文化不能保护和继承，乡土的观念的裂变使文化生活方式不能反映社会正能量;在政府投入方面，缺少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教育资源更是在农村留不住。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1.来自农民群体思维模式的挑战

城镇化在深刻改变同时，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基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仍是农业文化。传统的“农业文化”强调农民的义务不主张农民的权利，使得农民形成了知足常乐和故步自封的态度。思维模式固化，转变怕冒风险。形成了胆小守旧的处世态度。改革开放以来，“民工潮”的兴起，市场经济的精神逐渐为农民主体所接受。然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不能享受城市人的各种社会保障，亲人都生活在原来的农村，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这种“过客心理”忽略了一切权利的争取，农民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成为边缘的弱势社群。意识形态同时存在着传统的“农业文化”的农民意识和市场经济精神驱动下的小市民意识。在实现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景下，更注重眼前利益和既得利益。对法治的理解多以有利于自己的功能性方面的法制了解，并且往往只关注政策不关注法律。

2.来自社会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的挑战

从世界来看，四大文明古国中，那个文明的发祥地不是以资源的消耗为代价。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已经消耗的许多许多的资源，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的消耗在农耕文化时代因发展力的低下，尚且算的上“循环发展”，近代以后伴随科技的革新社会发展速度快增，使得资源也快速消耗，如今我们的资源的承载能力已经面临威胁，我们环境也没有再遭受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了。上世纪90年度我们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必须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

3.来自基层政府法治意识不强，法治执行力缺位的挑战

我国基于历史的原因，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和建设，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政策等方式调控城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农村市场发展的能力低和社会发展的滞后，决定了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政府的治理、政府的参与、引导和干预。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责任就是通过提供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和谐有序的环境来协调、平衡和监督制约城镇化转型过程中的土地收益分配、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二元机构等一系列利益分配问题，来确保城镇化有序的、健康的发展。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社会以“人情面子”和关系亲疏为判断标准的“熟人文化”，挑战法治的理念和法律的权威。另一方面，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政府缺乏法制思维的理念，致使法治伸不到农村，使得农民缺乏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的输入和引导。

三、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实现乡村发展的途径

1.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乡村社会治理中“新乡贤”的文化传承作用

“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源。”[1]在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上，甘肃受客观的地理环境、历史观念、地域文化、气候资源上的制约，工业基础很薄弱。人民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道德观念、法制观念、传统的价值判断观念……，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扭曲。乡贤从特点上来说，其威信来自对民众的贡献;其代表性来自一个地域群体的特性;其修养来自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知识，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其经济也多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摆脱劳动的束缚，有时间、有精力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带头人”的形象不仅为乡村发展营造公平、公正的价值观，而且可以起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实现高效、和谐发展。比如，2015年江苏省丰县梁寨镇一些退休干部、党员、教师等成立改组的“乡贤工作指导委员会”为传递正能量、树正风良俗、化解矛盾受到各方的肯定。

2.将严格的法治伸向农村、覆盖农村

法治的目的不是让多少人受到制裁，而是让更多的人都被严密的监控到法治的框架之内，从而形成法治的自觉。如今，农村面对农药和化肥的滥用，土壤污染，水质污染，生活垃圾，牲畜粪便，建筑垃圾等等，威胁到食品安全，村民健康安全等。将严格的法治伸向农村、覆盖农村，迫使农民群体养成自我约束的习惯，树立契约的精神，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保驾护航。

3.加强基层政府职责，做有限政府

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历程来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两种：政府动力和市场动力。中国的国情是必须走政府动力型的方式。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乡村建设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营造良好环境，做好服务建设。梁漱溟说过“乡村建设不等于建设乡村”。政府主导完成城建设的规划、投资、以及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和土地流转等环节。马克思关于“乡村衰退”的论述，表明乡村发展和建设是一个社会变迁和利益协调、重新分配的过程，需要政府在鄉村发展过程中做到既不“缺位”“错位”，也不“越位”，树立正确观念，选择适当模式，运用合适方式，合理行使职能。

（1）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西部地区是我国水源保护区和生态涵养区。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必须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严格保护水资源，严格控制城市边界无序扩张，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切实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彻底改变粗放低效的发展模式，确保流域生态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2]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机制，空间规划体系，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强化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管理。

（2）加强土地的管理，严守耕地红线。马克思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防止城镇化发展道路中一些可能引起社会结构调整中的社会矛盾和潜伏的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0万农民工失业就是例子，正是农民手里握有土地，农民通过半工半耕的方式，获得在城乡之间进退往返的生存空间，这些农民工可以顺利地返乡。若失业的不是农民而是市民工，国家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失业保险，若国家不能提供如此庞大数量人群失业保险，这些人就无法生存，社会秩序甚至政治动荡。“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3]以稳定的政策和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维护农民的权益，防止资本过热和资本对农村地产的炒作，使农村土地变性、从农村手中流失或者抬高农民返乡的成本，失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制度和保障不能有效跟进，就会使农民变成城市的贫民窟。借鉴中国革命的成功——毛泽东思想，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所以土地安全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红线”。必须完善现有的土地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土地管理，严格保护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地上物的用益物权等权利。

（3）修复生态环境，实行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人类需要在一方水土的生态限度内生活。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建设，完善以预防为主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转变乡村两级政府观念。培育一批村务治理的“带头人”，树立乡村建设中的公共秩序和良好风俗。乡村发展的真正内涵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城镇的一切应当围绕人来展开，要树立牢固人本思想，创造良好的人本环境，产生良好的为人服务的功能。培育村务治理“带头人”就十分重要，从建国以来，发展较好的乡村的村集体“带头人”有一些共性：一是集体意识较强，有责任心。二是讲原则，有较强的党性修养。三是工作有能力，为民办事，在群众中有威望。推进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村民自治的功能和力量，“自下而上”的依靠农民、农业合作组织、企业、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的推动，“带头人”发挥着事半功倍的作用。

总之，每个乡村都有自己不同的基础、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乡村也应突出多样性。同时，构建公民参与乡村规划、建设、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制度机制。依托市场自身力量。“通过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形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新乡贤”带头人的文化建设作用，村务治理带头人的社会治理互助作用，从而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全面拉动农村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生态文明、文化传承、可持续的中国特色乡村发展道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2]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号

[3]贺雪峰.《乡村建设的重点在于保底》.三农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