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跃

摘 要：网络媒介的高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亚文化产品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荧幕中的人或事开始充当起了青少年认知世界的经验代理人，这些代理经验正通过独特的影响机制慢慢成为青年亚文化良性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关键词：网络媒介;青年亚文化;代理经验

一、引言

“代理经验”一词最早出现于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的著作《童年的消逝》。他认为在一个拥有电视的时代，一切的信息都基本不受限制地被一切社会成员共享，这样原来被读写能力所限制的成人世界的信息就以影音形式以极大的数量与速度入侵着儿童的世界[1]。在“青年亚文化”这个术语中，青年暗含着反抗、个性与思想上的狭隘，亚文化则是指一种暂时屈居次等地位，受到主流文化排斥和压抑的文化形态[2]。

本文将从“代理经验”与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关系出发并辅以实例佐证，分析出代理经验对青年亚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同时，阐明观点，网络“代理经验”本身就是易变流散的，即大部分青少年接受的亚文化本身的形成根基就是动摇的、平面的、不完整的，它可以让一种亚文化红极一时，但最终难登大雅之堂。

二、网络“代理经验”与青年亚文化的暧昧关系

首先，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遥远而新鲜”的事物开始会有网络代理人通过各式各样的网络媒介为受众呈现丰富的代理经验，代理人用丰富的视听语言提供亲身式的体验，让原本脆弱无知、又一直不满被家长“压迫”且渴望得到认可尊重的青少年团体终于可以借助手里的工具去对外面一种神奇瑰丽的文化现象一探究竟，并在这个探索过程上不断获得使用和满足。网络媒介提供的代理经验让他们张狂而又自信地去追求甚至努力成为圈子内的意见领袖，对滋生的文化产品敝帚自珍。以往，青少年的“代理经验”多来自于父母亲朋、同学老师及书刊杂志，接触的多是一种被规则、被限制的主流文化。现在，互联网的兼容并济不仅使代理经验人增多，而且给青年亚文化的壮大发展创造了良机，无论是抖音、西瓜等短视频用户，还是自媒体的公众号平台，都反映出一种传播意义上的主动。

其次，要明白亚文化中青少年自身也热衷于为他人提供“代理经验”。“低头族”们长时间沉溺于社交网络，在琳琅满目的亚文化产品中他们总倾向于找到自己钟爱的那一种，然后在该文化圈子内享受自我的传播行为以及被发现、被支持的认同感。在此过程中，他们沉溺在自己对该文化发展做出的推广贡献中，无形中也成为了其他网民的经验代理人。这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使用与满足”，从文化消费的意义上来讲，用户主动推广甚至售卖亚文化产品蕴含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最后，要明白青年亚文化是一种边缘的文化形式，与大众日常生活大相径庭，是相对陌生而小众的，它虽不依靠网络而生存，但当下却需要借网络“代理经验”来发展壮大。迷恋嘻哈可能会让你觉得很酷，但不得不说若不是《中国有嘻哈》的热播，中国hip-hop文化至今仍鲜有人问津。青年亚文化发展中固有的边缘与小众等弊端，完美地被互联网时代下“代理经验”的广泛和全面所包容。

三、网络“代理经验”对青年亚文化的影响机制

（一）催生脆弱的网络“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一词最早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把意见领袖称作是在团队中构成信息和影响的重要来源，并能左右多数人态度倾向的少数人[3]。长期以来，若青少年仅依靠网络媒介传递的代理经验来了解一种文化，而不是由自己主动创造，他们会很难理解透彻该文化，并且易忽略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行家”。那些最先带他們进入“圈子”的人是一般网民对意见领袖的优先选择。不难看到同一种亚文化中社区集群和粉丝团体之间的多样性，他们彼此联系又相互独立，在不断的冲突与接触后，最初的意见领袖可能逐渐会被代替。《中国有嘻哈》让hip-hop之风刮进了大街小巷，那些门外人想了解嘻哈最直接也是最便利的途径就是通过其中的人气选手们。这样选手们就是广大受众在嘻哈圈中承认的意见领袖。粉丝们互相取暖与认同，逐步壮大，痴迷于嘻哈的快感同时拥护着共同的“领袖”。但也正是由于嘻哈歌手背后都是独立的支持群体，粉丝之间的互相嘲讽谩骂时有发生。同时，随着对嘻哈文化了解的不断深入，网络的虚拟与狭隘导致了这些意见领袖的脆弱性，进而导致原先被认同的选手会渐渐被另一位更有威望的选手代替。例如，《中国有嘻哈》首届冠军PGONE没有承担起弘扬嘻哈文化的重责，反而由于自己的不检点行为为中国嘻哈文化添加了污点。数以万计的青少年之前因为他提供的代理经验迷上了嘻哈，而现在这个曾经嘻哈圈的“意见领袖”却被人所嗤之以鼻。

（二）孕育腐败的粉丝经济

法国学者德波曾提出“媒介奇观”的概念。奇观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多半是以视觉形式出现的一种表征，一种表面热闹，表面富有吸引力的文化外在形态[4]。网络媒介下提供的“代理经验”也常常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行为。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里，亚文化为圈子里的青少年树立的消费偶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意识，许多文化产品如书籍、电视剧及网络等，以多种方式展现着偶像们的生活，意见领袖们对时尚推崇和消费方式的信息对大众生活尤其是粉丝们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在世俗的生活中，明星被物化了、商品化了，在文化市场上，他们是作为娱乐化的商品存在。在一个文化消费圈内，粉丝团体会对该品牌商品青睐有加，但他们喜欢的仅仅是品牌符号，而这符号与价值无关。更让人悲哀的是，“代理经验”孕育的追星文化和粉丝经济不仅是对经典与传统的一种颠覆，更是对亚文化自身的一种错误理解与展示。

（三）引导病态的亚文化实践

网络媒介提供的“代理经验”往往突破了传统教育的循序渐进，从而使青少年依赖的程度越来越深。布尔迪厄曾经提出过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处在某一特定场域中的人会受到相应规则的束缚与指引。在今天，粉丝自杀等新闻屡见不鲜，他们迷恋着自己心目中的“意见领袖”，为了内心挚爱的文化产品不惜倾家荡产，为了心中所谓的追求不惜头破血流，在主导或参与“爆吧”“微博轰炸”及“人身攻击”后仍能振振有词。网络媒介提供的代理经验催生出的意见领袖导致了腐败的粉丝经济。这无疑会引导病态的追星文化以及病态的亚文化实践行为，如“涂鸦”文化渐渐演变成了“恶搞”。尽管这种娱乐化的过程往往可以让青少年们释放激情、缓解焦虑及宣泄不满，但不可避免地将“涂鸦”这种原旨在开发想象力的艺术行为指向空洞和无意义。在嘻哈亚文化中，“对抗”“diss”甚至“嘲讽谩骂”等文化特征行为开始成为无数青年无知骄横的挡箭牌。

（四）激起舆论涡旋与反转

今天的青年更多的是通过网络媒介提供的“代理经验”而不是传统渠道，如家庭、社区、学校，来了解一种文化以及发现他们自身的才能和价值[5]。其中，依靠代理经验而获得的种种信息的不确定性无疑会在“该文化的弘扬与发展”这一个生态过程中表露无遗。嘻哈文化最初起源于黑人贫民窟的亚文化，在2017年开始在中国地区风靡一时。身为《中国有嘻哈》首届冠军且颜值颇高的PGONE成为了音乐迷内心的文化代表英雄，但在节目收官后PGONE就迎来了舆论的反转，那些曾迷恋于他的粉丝也反戈一击，曾经的人气偶像现已无人问津。从逻辑上看，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进步无疑会促成青年亚文化的发展，但其文化的发展意义并不是本质上的被认同和接受，而是青少年通过一种虚拟或伪真实的“代理经验”来认识并阶段性沉溺的一种文化，这也是诸多亚文化会常自掘坟墓的原因。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为什么青年亚文化从一开始就始终不被主流文化所认同？为什么它常常会激发舆论涡旋与反转？但所有这些如果仅仅作为对青年亚文化本身的指控，那便忽略了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观察视角。即网络时代下，当我们仅仅是依靠“代理经验”来认识一种亚文化时，本身得到的就是一种善变与片面的产品。追根溯源，当青少年对一个文化只追求其感官享受，而忽略其本质上的狭隘，忘却那些瑕疵而只享受其表面无疑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自娱自乐。

四、结语

网络媒介提供的“代理经验”虽为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能，但参与其间并作为亚文化实践主体的青年群体，其意识或潛意识深处，是否会将“这类荧幕中学到的亚文化”视为自然的存在之物，甚至视为一种“主文化”呢？答案是否定的。需明白，“代理经验”带来的文化认同本质上是片面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网络媒介提供的代理经验归根到底会让风靡一时的亚文化回归自然。但某些方面来说，即使它显然不足以让那些边缘和偏远的青年亚文化蜕变成主流经典，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亚文化之间的剧烈碰撞、争奇斗艳、风靡一时及浮沉变迁无疑会侧面加深大众对主流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这也许正是网络媒介提供的“代理经验”存在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2]张珊.青年亚文化对高校德育功能的弱化及对策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14.

[3]陈龙.大众传播学导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

[4]陈龙.媒介文化通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

[5]马中红.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转向[EB/OL].（2014-1-27_）[2014-1-27].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66962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