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楚印

摘 要：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都放置在“革命”的整体视域来审视时，可以明显地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时间节点将其分为“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两个阶段。在“告别革命”的后革命时代，革命的语境已经远去，但仍进行着以“革命”为底色的“改革”伟业。作为叙写革命内容的“革命文学”扎根于20世纪文学创作的土壤中，并向后延展，而且在“革命时期”和“后革命时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无论是身份的重新扩展、伦理的深度开掘，还是叙事的重述和重构，都能感受到现代书写和多元表达。本文力图对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学叙事进行阐释，找寻继承与发展、延续与嬗变，以此来发掘革命文学在新时期的独特价值和美学意蕴。

关键词：后革命时代;革命文学;文学叙事;文学重构;美学意蕴

一、引言

“后革命时代”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阶段。所谓的“后革命”，是因为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社会动员与政治运动被摒弃，转而在稳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中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告别革命”[1]。改革崭露头角，革命已经远去，反映革命的“革命文学”在两个时间段有着某种继承和嬗变。因此，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学有着特有的叙事，值得在远离革命话语的时代重新审视。

革命文学作为叙述和呈现革命历史的载体，成为“把握和理解”革命历史的一种途径。整体的革命文学叙事把“我们无法理解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社会历史”讲成了“一个有头有尾、向着未来发展的、情节统一的大故事”[2]。但革命文学并不能原生态地呈现出它所反映的革命历史内容，因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3]。詹姆逊认为，叙事不可避免地被政治无意识所笼罩。我们所接触的革命历史只能是革命叙事的结果，而叙事是意识形态活动的一种体现，受当时的政治话语的影响。因此，同一个革命历史，其意义和面貌在不同时段的文学叙事中是不可能固定的，而是有着多种呈现和阐释的可能。革命时代和后革命时代的更迭变化，不同時代的革命文学的叙事对于同一段革命历史的阐释和理解就会显示出差别，从而内蕴着革命的独特理解。

回顾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其中都不缺乏对于“革命”的强调，它是由文学发生到启蒙解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动力。但是，随着统一性的革命要求，革命文学逐渐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革命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视域中变得越来越窄，革命文学在此阶段努力去勾勒的典型革命模式。当然，我们不可置疑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叙事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但我们理应看到革命文学被革命话语所遮蔽下的缺憾。当革命文学进入了后革命时代以后，革命文学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特征。

二、身份的模糊定位

革命时期的文学叙事多讲述许许多多个体的成长史，从对于革命的懵懂理解到最终成长为革命的集体肖像群是成长的必经阶段，脱离落后的阶层群体从而获得革命的自觉。而在后革命时代，身份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定位，不仅是完全成长的坚定革命者进入文学写作中，而且是能够促进革命、影响革命的“革命者”都可以在革命文学叙事中找到安放的位置，大量的地主、土匪、富商等进入了文学视野。这样的叙事体现着革命本身的丰富复杂与跌宕起伏，在将其搬到荧幕上更吸引着现代读者对于革命的遥远想象。

土匪在中国传统文学的接受史中是一个矛盾的群体，在随着社会安稳时充当着政治话语的阻碍角色，而在社会动荡时充当着民间话语的反抗角色，同样在革命文学的不同时期的书写中着墨点亦是不同。在《遥远的风沙》《伙伴们》等小说出现了匪类的抗日英雄。而在更多文学中土匪却是反面形象，他们多作为阻碍革命进步、无视社会前途的恶势力站在了革命的另一边，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就以典型化的写法，集中描写了各色恶匪形象。新时期以来，《红高粱》首次将土匪形象纳入革命文学的叙事中。小说中，土匪余占鳌、财主戴凤莲带领乡民与日寇奋勇拼杀。莫言极力渲染了他们身上充满的原始生命活力，描绘着高密东北乡的地域文化和民情风俗，展现着革命图景，它被认为完全开辟了抗战的新局面，救活了革命历史题材。土匪余占鳌出于复仇和生存，但理想不在于此，他从另一种维度进行着民族革命，他试图建立自己的“铁板国”，“再以后，就派三路兵马，一路攻胶县，一路攻高密，一路攻平度，力拔三城之后，天下就算初定了！”[4]同样在杨少衡的《昨日的枪声》中以一种模糊的身份定位来诠释革命者林一新的形象。林一新即文本中叙述视角“我”的爷爷，与《红高粱》一样，用断代叙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来诠释革命，拉近与读者距离。林一新是匪首吴文龙的儿子，按照叙述应该把林一新塑造成一个革命成长的典型，但我们在文本中看到林一新成长并不明显，“这人货真价实，为本地土匪头子吴文龙的大儿子，吴家的大公子”[5]“林一新承认，从小到大，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亲手把‘阿叔给毙了”。林一新身上的土匪习气残余就在他思想行为里已经透露出来。同时“他又声称要跟自己的老爹算总账，不是为了自己和母亲的家庭恩怨，是为了被欺凌被杀戮的所有受苦人”，则出于对父亲恶劣的土匪行径所作出的狭隘的一种反抗。

80年代中后期，《一个地主之死》《父子》《五月乡战》等地主抗战场景的存在都显示出新时期小说革命叙事特点。在《一个地主之死》中，王香火是一个地主家的纨绔子弟，去城里寻乐回来的路上，碰见正残害、侮辱中国人的日寇。他猜测鬼子要找向导，于是主动走了过去。日寇并没有因为他的主动而对他客气，用铁丝把他的手掌刺穿缠绕起来，让他带路。日寇要去松篁，他却故意把他们引到了四面环水的孤山，并一路上伺机让人将桥拆掉，使日寇和自己一起陷入了必死的境地。《父子》中，地主、富绅邢老爷的独子从日本留学归来，打算去做侵华日军的“客卿”。邢老爷哭劝无效，父子陷入僵持。就在儿子去做汉奸前的晚上，邢老爷放火把儿子烧死于楼中。

余占鳌、林一新等人身份的模糊定位，是对革命偶然性的一种诠释，余占鳌、邢老爷、王香火对革命的促进是一种偶然，因为生存亦或是对于革命正义的理解、或是反抗侵略、压迫就成了一种必然。林一新走上革命道路也是一种偶然，因为知识文化生长环境不同，所以反抗父亲的卑劣行径是一种必然。这样的文学叙事用身份的模糊定位，解释着革命的多样化可能，而非模式化的道路选择。后革命时期的文学叙事将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冲突引向了人物的性格、个性和心灵的内在冲突，真正把聚焦点对准了人物自身的内宇宙，使革命历史悲剧包容着广博丰繁的社会涵量的同时，更具有人性的况味。

三、伦理的深度开掘

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为内容的“革命”必然隐含着伦理性的思考，在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化与革命述求中催生了一种特殊的伦理形态——革命伦理。那么，革命伦理必然以革命的成功与否为旨归，将一切有利于实现革命的目的和终极目标的道德、行为等视为“善”。在理论上，革命伦理必然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但有时又会超出一般的伦理思考。在革命的诉求下，革命伦理具有直接的目的性，与革命进程紧紧相连并深深地打上了这一特定时期烙印的伦理形态，并以其教化规范力量参与了现代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革命伦理的冲突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革命道德，也包括一切指向革命的目的和终极目标的革命行动、措施、规范与准则等。革命文学的叙事也必然包含着革命伦理规范的形成、衍生、升华等内容。随着革命时期与后革命时期的接替，革命叙事文学在革命伦理的差异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

（一）个体的主体性彰显

个体的革命伦理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一种献身伦理。新时期革命伦理在对于献身思考的同时，亦将个体生存的思考放置进革命环境进行思考。《灵旗》中集中笔力描写了在朦胧的觉醒意识和复仇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的悲剧性与复杂性。《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的描写走向了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矛盾、真正的人物和真正的情感世界。原来充满着诸多困惑、疑难的文学与生活、政治与文学、个性与共性等诸多关系，经过新时期革命文学的大胆突破和不无粗糙的艺术传达，给期待已久的读者带来了从未有过的生活认同和审美共鸣。是它们，把革命文学的视界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拓展到了更为广阔庞杂的社会原野，贴近了军人的生存空间、面向了军人的凡俗人生;也同样是它们，把笔触深入到了当代军人深邃复杂、敏锐多变的心灵世界，切切实实地把革命的主体请下神坛，走出圣殿，让人们景仰的英雄具有了凡人的喜怒哀乐与七情六欲，把革命通向了文学叙事的真实主体。

（二）情爱伦理的感性置入

革命情爱叙事在革命年代，多在情爱叙事中蕴含着作者的叙事意指、道德价值取向等，情爱存在于革命文学叙事之中并不是真正的叙事目的之所在，而是时代革命的隐喻。然而在新时期的革命文学叙事中，情爱叙事不仅仅体现为一种革命的符号性能指，而且还在文学叙事中放逐“情”以及情爱的禁忌的书写来突破这一能指，革命浪漫主义不再是附庸于革命现实主义而具有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三）家庭血缘伦理的革命置换

在中国特有的叙事传统中，“家”“国”二字几乎是同构的，“齐家”“治国”虽在儒家传统中有先后的秩序，但却体现了二者在义理上的某种暗合。在革命文学叙事中，“弑父”情节作为一种阶级对抗革命意志最激烈的表达，同时虚拟意象上的“认父”是革命认同的最有效形式。“弑父”与“认父”都是作为身份归属的必经阶段，是革命者突围与被接纳的一个过程。在新时期的革命文学中，家庭血缘伦理被重新审视，作为突破环境的“弑父”的革命意义被重新思考，“弑父”并不是以往革命的完完全全的重生，而是在“弑父”的同时还隐藏着对于家庭血缘的情感记忆，它是千丝万缕、藕断丝连的革命伦理的最好写照，也是革命伦理深度开掘的最好阐释。在《昨日的枪声》中，“弑父”就得到了戏谑的书写，并作为一种实际行动展现出来，林一新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吴文龙这种革命壮举在整个革命文学的叙事中是值得称道和认同的。但是我们反观林一新的表现，林作为一个枪“打起来不准，不打自动走火”，而吴纵横匪湖这么多年，杀人不眨眼，枪法神准，在父子举枪相向的时候选择了父亲，选择了被杀，是新旧阶级两种生存状态的自我认同，也是对革命的正当途径做了一个合理的阐释。这样的情节书写，是让革命回归到一种真实，从而更让我们对于革命多了一种维度的理解。

四、叙事的重构意蕴

到了新时期，“改革”代替“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西方各种现代和后现代思潮涌入，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世界里革命图景随之重述和重构，保证了革命话语可以继续延流。

新时期的革命文学则重构着以往的革命叙事，将以往的宏大的革命图景进行着新的阐发。《红高粱》的成功，不仅在于率先实现了题材的超越，打破了历史战争小说的固定的模式，把“读者望而生厌，作家望而生难”的抗日题材做出了别样的阐释，重新赋予其盎然生机，召回了一大批早已失落了的读者。作品以崭新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对传统的抗日题材做出了全新的处理，通过对生命伟力的张扬和民族精神的表现，为今天民族性格的重铸提供了一種参照。

同样，革命是残酷的，是同一切不革命的因素作斗争。革命意味着流血，但在革命的现代性叙事中“革命”是不彻底的，藕断丝连的，与旧社会有着联系的，正常的革命不是一刀两段，打倒父亲形象，树立儿子的形象，而是一种承续的革命。

《昨日的枪声》中“我爷爷与我曾祖父现在呆在一起了，作为父子，而不是敌人。漫长的岁月已经过去，时间并没有磨平一切，他们还是他们，一个匪首司令，一个家庭逆子，一个属于正在被摧毁的旧社会，一个属于正在建立中的新社会，他们的对立曾经你死我活，浸透着鲜血和仇恨，当时的一切并没有因为时间而彻底消失。但是他们血缘相沿，他们是直系血亲，这是基本事实”。这一段文字的叙事里面，我们看到阶级与阶级之间、人与人不再是纯粹的对立，打倒与被打倒的承续性丧失在产生于内部根源的革命中得到维系。

革命是一种理解，与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叙事相比，我们在新时期的革命文学叙事中看到更多，里面融入了革命的一种现代的理解：平和、宁静、继承、牵挂，都成为革命炮火背后所支撑的一种精神。当锐利的枪声渐渐远去时，它的现代性更加凸显，革命成为了多维的思考更多的进入人们思索的视野。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M].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

[2][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费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莫言.莫言文集·卷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5]杨少衡.昨日的枪声[J].人民文学，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