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游戏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点以及文化特征研究

2019-08-30胡天弄左逸帆陈小蓉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9年3期

胡天弄左逸帆陈小蓉

摘要：基于GIS技术对我国游戏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以上）进行研究，指出我國游戏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主要的分布特点是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主，集中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吉林等省份的少数民族聚集区，有着鲜明的少数民族特征。核密度分析得出五大游戏类非遗核心圈，并通过文化锋面理论剖析了东北核心圈、河西走廊核心圈、云贵高原核心圈、阿勒泰-阿克苏核心圈以及江南地区核心圈的地理文化特征。

关键词：游戏;非物质文化遗产;GIS;分布;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G80-05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9）03-0051-06

游戏是一种古老神秘而又流传甚广的活动。古时的教育家们对这个矛盾的概念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柏拉图认为幼仔本能跳跃的需要促使了游戏的发展;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游戏并非一种直接目的，仅是劳动后人们的放松和消遣[1];卡波特认为人生的四大内容便是游戏、爱、工作和沉思。[2]

中国人的游戏积厚流广，种类繁杂。笔者根据我国已经收录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省级以上），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游戏类（下文简称游戏类非遗）进行研究，探讨其分布特点并对游戏的文化特征与社会表现进行分析。

1 关于本文“游戏类”的定义与解读

从古至今无论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对于游戏的定义总是模糊的，人们总是试图给“游戏”做一个准确的阐述和定义，找寻其独有的可供描述的特征。游戏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下有着不同的解释与定义。所以本文只能在广泛且较为松散的意义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游戏进行汇集。如Wittgenstein所说“如果你看着这些游戏，你是不会看到所有游戏的共同点的。你只会看到相似之处和他们的联系，以及一系列关系。”游戏和非游戏之间便不存在许多明确而清晰的界限。“什么东西仍然算作是游戏，什么东西不算作是游戏呢？你能划出界限吗？不能。我们不知道界限是因为界限还没有划出……我们可以划一条界限——为一个特殊的目的。[3]”体育类非遗涵盖项目十分广泛，游戏仅为其中一类。各个项目所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千差万别，所以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根据胡伊青加在文化游戏论中对游戏特征的归纳与界定：游戏自愿性、非功利性、特定的时空范围、秩序性以及交际性的特征，区分开其他特征鲜明的项目，主要将秋千、跳绳、叼羊、棋类等列入其中。

2 游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现状

通过收集第1至5批省级以上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结出游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共119项（见表1），其中国家级14项，省/区/直辖市级共105项。非遗项目申报地点共132个（不包括台湾地区）。

为了在视觉上更直观呈现我国游戏类非遗的分布情况，更加方便地分析其分布特点，笔者根据项目申报地的具体位置（具体到县），将表1数据通过ArcGIS10.2软件进行处理，将我国省级行政区地图矢量化，并输入游戏类非遗申报地坐标数据，得出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游戏类分布图（图1）。如图1所示，图1中对应颜色越深的省份，所申报的游戏类非遗数量越多;颜色越浅的省份，所申报的游戏类非遗数量越少;白色表示该省份没有游戏类非遗的申报。图1所示，我国游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较多的省份是内蒙古、新疆、吉林，这三个省份的游戏类非遗达到了11个以上;其次是青海、贵州和浙江，游戏类非遗数量也在6～10个之间。而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五省没有游戏类非遗的申报。究其原因，并非这五省没有传统游戏活动，而可能的原因有：特色不够突出，保护不够完善，流传不够广泛，当地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等，从而导致其没有申报或者没有申报成功游戏类非遗。

3 游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点

3.1 显著的民族性

通过对项目申报地的归纳总结，以及对图1分布图的研究，不难发现游戏类非遗项目大多属于少数民族项目或是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项目。

查阅中国体育非物质遗产各省第1至5批申报名录，以内蒙古为例，内蒙古共申报省级以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38项，其中游戏类19项，且19项全部为少数民族项目，所占比例达100%。再如吉林省，共申报省级以上体育非遗项目15项，游戏类占13项其中属于少数民族项目的就有12项，所占比高达92.31%。由此可见游戏类非遗中，少数民族项目所占比重之大。

为了更好地处理视图，笔者将《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集》中的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图在Arcgis10.2软件中进行矢量化处理，并将图1的分布图与之进行重叠分析得出游戏类非遗少数民族申报点分布图（图2）。

如图2所示，红色标记点为申报地未与中国少数民族聚集区重合的项目坐标，而黄色点则为项目申报地与少数民族聚集区重合的项目坐标。统计得出，共132个项目申报地，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黄色标记点共98个，占比71%。为何游戏类非遗的民族性如此突出？少数民族地区游戏类非遗数量如此多？这是因为游戏形式的快速衍进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是有必然关系的。

我国的少数民族流传下众多特色鲜明的民俗游戏活动，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地理条件的影响，受制于经济发展和政治需要等因素，这些游戏活动无法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转化为有规则的“sport”，绝大多数停留在无规则或规则不完善的“game”阶段。例如傈僳族嘟哒哒，是云南傈僳族特有的民俗传统活动，是一种类似于排球的手击草编球运动，且以此申请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究其文化源头，本是在山中打猪草时消遣所发展而来的游戏，其娱乐性远大于竞技性，且流传至今依然没有固定的规则标准，因此，当地人对游戏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看重，而是更侧重于“戏”而非“竞”，其游戏形态的意义远远大于奥林匹克文化和现代体育文明语境中的身体竞技文化。综上所述，非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制度中占主导地位，其“play”到“sport”的演变较少数民族进程更加快速，而少数民族地区游戏演化进程相对较慢，因此现阶段的环境下，遗存着更多的游戏类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3.2 集中分布在文化锋面地带

“锋面”原来是一个气象学术语。它用来指两种不同性质的气团在相对运动的过程中相遇，在交界处形成的狭窄过渡地带。顾名思义，“文化锋面”则是形容特质相异的文化碰撞形成的文化过渡现象，是两种社会文化气团之间的交错带。与气象学中所指锋面地区空气运动活跃、气流流通不稳定、形成剧烈的天气变化一般，文化锋面地区的文化空间演化的急剧性、多样性与不均质性是其内的重要特征。

通过Arcgis10.2软件，将重叠分析后的图2游戏类少数民族申报点分布图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出游戏类非遗分布点核密度图（图3）如下。

通过图3可以发现，核密度图上有5处地区核密度较高，分别是东北地区、河西走廊地区、新疆阿勒泰-阿克苏地区、云贵高原以及江南地区。笔者将从文化锋面理论的视角，对其成因进行分析。

1）东北文化锋面区

图3中所示的东北锋面地带——黑、吉、辽大部分地区在王会昌先生的《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被划分为关东文化副区。而这一地区目前是汉族为主体，满族零散地分布在其中;在西部的大兴安岭地区分布着达斡尔、鄂伦春和鄂温克等民族，他们生活方式主要是狩猎兼营农业;在三江平原处则是以捕鱼为生的狗拉雪橇民族——赫哲族;而在广阔的东部地区，以及长白山区大面积居住着朝鲜族人民。因此从民族分布的现状来看，图示的东北锋面地区是一个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共同发展的多元文化地带。

从民族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此区域内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中都是以少数民族的文化为主导地位的。从商周时代的肃慎人、战国以后的挹娄族，到隋唐时代粟末靺鞨人，满族的游猎祖先们早已活跃在此。到了明朝末年，女真族逐渐演化为而今的满族随即统一全国。纵观东北历史不难发现，在满族挥师南下统一全国之前，东北地区虽然不断受到中原汉族文化影响，但是始终没有摆脱游猎文化束缚，直到明末清初，河北、山东等地数百万农民迁徙东北，才将汉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东北地区，与东北少数民族游猎文化产生激烈碰撞，形成了东北文化锋面区。

从图3中还可以发现，东北地区的游戏类非遗核心圈处于东部长白山区，正是朝鲜族人民的聚集区，且与朝鲜山连水接。在历史上，我国与朝鲜半岛的朝鮮民族本是同源。因为在刚刚迁入时，由于语言的不通，朝鲜族与我国其他民族的沟通甚少，闭塞的生活环境使其一直保持着其独有的礼仪文化。但是根据文化锋面理论，当一种文化形成后，在保持一定稳定性的同时会发生向外的迁徙和扩散，甚至发生“变性”。因此不论是朝鲜民族还是汉族抑或其他少数民族，不同性质的文化相遇时，必然会发生文化的冲突、融合和整合。于是，不论是唐朝时期的新罗国还是宋元时期的高丽国，中朝的文化与经济交流都十分频繁，处在陆路必经之处的长白山区的朝鲜族人民更是直面文化锋面带来的文化气团的激烈碰撞。

文化的交融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直观地体现在了东北地区的游戏类非遗上。黑、吉、辽三省共19项游戏类非遗项目中，既包括了益智类的永吉走五道、祭神祈福类的掷柶游戏，还包括了朝鲜族的象棋和满族的欻嘎拉哈;既有趣味十足的踩地神、花图游戏，也有精彩刺激的朝鲜族跳板和秋千。多种文化气团在此处交织、碰撞，形成东北地区的文化锋面，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游戏。

2）河西走廊文化锋面区

河西走廊深入我国大陆腹地，夹处在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走廊内形成了大大小小许多肥沃的绿洲和平原。因此，草原、戈壁以及绿洲平原相互交错分布的独特地理特点为不同的民族入居在此提供了理想的生存条件。一方面，长年日照充足为灌溉农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另一方面，狭长的地貌特征、大小绿洲的交织分布，为游牧民族也提供了优越的活动场所。

目前河西走廊地区共生活着汉、蒙、藏、回、裕固等40多个民族。历史上的河西走廊，处于丝绸之路之咽喉，乃各方势力争抢之地。频繁的战争和极不稳定的政权，使得河西文化不断地发生分异与重组。又一文化锋面应运而生。

文化因为分异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存在着趋同性。如河西走廊地区不论多少种文化交汇，居于此地的民族或者部落都形成了深厚的“河西”文化情结。河西情结已然成为历史时期生息在此的民族固有的文化“基因”。除了少数民族，甚至来到这里的汉族人，不论是被贬官还是戍兵在此，许多年后都会入乡随俗称自己为“河西土著”。这种不同民族的共同乡土意识成为河西走廊地区民族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内在推动力，也更加体现了文化锋面内文化过程的多样性。

图3中核心圈正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地带，此处在不同民族、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语言交流的大环境下产生了众多的民间特色游戏。位于此处的游戏类非遗申报点就达19个之多，如宁夏海原打梭、同心方棋，甘肃万人扯绳赛、乐都南山射箭等。

3）云贵高原文化锋面区

云贵高原地处长江和珠江中上游，范围主要包括今天的贵州、云南两省及其延伸地带。云贵高原地形纷繁复杂，地面七高八低，山地面积庞大，“多山”是云贵高原最大的地貌特征。云贵高原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众多的区域，这里密集地分布了南方四大族系——氐羌、百越、苗瑶和濮人。除了民族众多特征以外，还有许多生活在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为本区独有。在历史的进程中，众多的民族交融与摩擦，使得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形成了文化锋面。而在此处，鲜明地表现出文化锋面的不均质性和复杂性。

依据文化锋面理论，在一些相对稳定的文化气团内，文化的空间演化是渐进式的和缓慢的，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存在一个文化中心，例如长安之于唐文化、江陵之于楚文化。然而在云贵高原核心区，文化的空间演化非常激烈，形成了有多个文化中心或没有文化中心的情况。这是因为云贵高原交通闭塞，各民族“原生态”文化沿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向前滚动，地方性、民族性不断凝结、聚合，各自的特点鲜明而又突出。多种民族文化与周围文化看似不同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呈异彩，共生共荣，形成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文化圈”，呈现出“文化千岛”的绚丽景象。

云贵高原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渗透，经过消化、吸收，变成了自己的东西，纳入了本民族的文化体系，而不是被其他文化完全“同化”，也体现了文化锋面内文化整合过程共栖、融合和取代的三大形式。例如游戏类非遗中的瑶族民间陀螺竞技与景谷县的彝族打陀螺就有着相似而不相同的联系，虽然都是打陀螺但表达和传承的文化内涵却不尽相同。瑶族人民的打陀螺比赛逐渐演变为瑶族的婚恋习俗，许多青年男女都会在陀螺比赛中寻找自己的意中人;而彝族人民因为参赛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因此则认为打陀螺已经演化为一种稳定聚居区和谐关系的纽带。正是这种文化的多样性直接导致了“锋面”里文化过程的复杂性，也使得文化碰撞的表现更加明显，在不断的交融中孕育的民间特色游戏活动也随之增多。

4）阿勒泰-阿克苏文化锋面区

阿勒泰地区地处新疆北端，东部与蒙古国相连，北部与俄罗斯接壤，而西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边境地区。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人口占比达总人口数的52.7%，汉族人口占40.04%（数据来源自《阿勒泰地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此阿勒泰地区的主要地区文化是由哈萨克族在长期的游牧、迁徙过程中吸收周围民族的文化内容创造而来的。

阿克苏地区地处新疆天山南麓和塔里木盆地北缘，西部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由36个民族组成，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阿克苏地区维吾尔族人口占比达80%，而紧随其后的是汉族，占比18%。

据历史学家考证，无论是阿勒泰地区还是阿克苏地区早在唐朝时期就已成为中国领土并设都督府管辖。归纳位于阿勒泰-阿克苏地区的游戏非遗项目不难发现，它们都具有显著的当地民族特色，结合当地独特的草原地貌环境衍生出各不相同的游牧文化。如叼羊游戏在此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分支，产生了维吾尔族叼羊和哈萨克族叼羊以及塔吉克族牦牛叼羊等不同的游戏形式。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融合和交流的过程中各自为营，丰富了游戏项目的多样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民族特点。

5）江南文化锋面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江南”一词的理解不尽相同。笔者参考王会昌先生《中国文化地理》书中对于江南地区的认定，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吴越文化副区。在中国历史上，隋朝之前江南地区仍属蛮夷之地，经济文化发展相对中原地区落后甚远，直到隋炀帝大规模修整扩大京杭大运河，我国的经济、政治中心才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文化中心也随之移向此处。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的世界级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古代运河。作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京杭大运河在承载着其特定作用——漕运之余，也衍生出了多种漕运文化，促进运河缓冲区沿线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往来，无疑是一条文化线路。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江南地区游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根据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基于DEM提取的二级流域空间分布数据集》（http：//www.resdc.cn），提取京杭大運河段地图（含卫河段），并在Arcgis10.2软件中矢量化，与图3得出的游戏类非遗点核密度图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图4。

在图4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江南文化锋面区正处于京杭大运河末端与长江下游汇合处。毋庸置疑，南北大运河的开通极大地便利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以商贸往来为载体，南北文化在此发生激烈碰撞。南方的文化结构是江、河、海三合一融合优化的产物，它有着鲜活清新的自动力和外向力，而北方文化则显得更古老和深厚。不同的文化结构存在不同的文化观念，这种深层的文化观念鞭策着许多文化方面的思维活动和外显行为。所以，不同文化的冲突最重要且最尖锐的是文化观念的碰撞。

值得一提的是，在图4中，大运河的两段始端恰好连接着东北锋面区和河西走廊锋面区的外缘，携载着迥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和风俗习惯，在江南地区与南方文化不断冲突和整合。剧烈且长期的文化对抗极大的刺激了这一锋面区文化的成长与崛起，发达的经济与文化环境自然而然催生了更多传统民俗游戏的形成。例如，在江南地区核心圈中有三项游戏非遗：三阳打秋千、瑶山秋千以及富山露台秋千。而查阅文献资料发现，大多数学者研究证明秋千起源于北方山戎族，属于北方地区的游戏活动[20-21]，由于人口的流动，文化重心的迁移，秋千逐渐为江南地区人们所接受，并在其游戏形式上进行改变和创造，形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游戏非遗项目。

4 结语

基于GIS技术，笔者发现我国游戏类非遗项目最主要分布特点是以少数民族聚居地为主，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且通过核密度计算，得出了我国游戏类非遗在地图上形成的五大核心圈。运用文化地理学中文化锋面理论对东北、河西走廊、云贵高原、阿勒泰-阿克苏以及江南地区五大核心圈进行分析后，对我国游戏类非遗项目分布的地理文化特征进行了阐述。

如胡伊青加所说：“即使是在动物水平的最简单形式中，游戏也远不止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或心理反应。它超出了纯粹肉体活动或纯粹生物活动的范围。[20]”游戏是一个极其古老且复杂的文化现象，它不分地区，跨越种族，是每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阶段都不能忽视的内在动力。至今，我们仍无法对游戏的源头给出确定的同一答案，它复杂且神秘。如今民俗游戏以其独特的文化活力活跃于当今华夏文明圈中，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与关注。研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游戏类的文化内涵，是丰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我国文化复兴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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