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圣锋 邱丽 赵发田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把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发展置放到国族存亡的社会背景中，使其和当时国民身体的改造发生勾连。近代中国的身体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肉体性存在，引介传入的现代体育亦处处体现着国家社会的塑造与干预。基于身体社会学视角对近代中国体育的现代化进程作历史性考察，不仅对其历史的来龙去脉更加了解，而且对于体育之于人的身体究竟应该存有怎样的一种关联会有一个更加厚重的审视。

关键词：近代体育;体育思想;体育国家化;身体改造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9）03-0027-05

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之后，体育与教育、文化、政治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盘根错节。换言之，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格局中，近代中国体育出现的多种面相交互杂糅，其间哪种元素有其惟一、独大的主宰力量难有定论。事实上，在中国，以客观的历史结构来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这些被迫失掉国际容颜的事件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然而这些客观条件仅仅是中国近代体育以变图存的外因，而内因则是人们在看到既有器物和典章制度改革均无法达到国富民强的期许时，对整个19世纪的中国近代传统中儒家文化经世致用事功能力的彻底否定。也就是说，中日甲午战争抑或洋务运动的失败意味着中国真正开始了旧意识形态的解体和新思想的诞生。在此背景下，这种以身体改造为实践行动的出发点，以富国强民为最终目标的体育诉求，实际上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和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存在的某种暗合。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身体所遭遇的过度政治性支配是研究近代中国体育的唯一正确进路。其实将体育赋予一个御国强种的职责，是一个十分时代性的决定。就此而言，基于身体社会学视角考察和分析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与发展，对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体育发展所无法回避的一些关节性问题，应该具有一些理论指导和启示作用。

1.时局紊乱与身体的改造与更生：清末开明专制化下的中国近代体育

依史学家的时间划分，中国近代体育始自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但身体的改造并不始自清末民初时期，笔者之所以选定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体育的研究起点，主要是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困顿局势迫使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军国民体育改造运动等，这些都和身体的打造和再造有着直接的关联。换言之，这些变革运动尽管都以失败或夭折告终，但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即从宏观层面对社会进行变革的措施无论多么美好，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落实到身体改造这一社会基本构成元素的微观层面上，“强国保种”的愿望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此种意义上，如果我们要了解和透析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与发展，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各种力量基于身体的诉求必须要有一个全面、深度的挖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种多力并存的局势中，对近代中国体育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概括性叙述中。

以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情势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历史局势显然是阻滞近代中国体育正常生成和发展的因素之一。然而在做出如此的认知后，我们仍须留意，当时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主导文化思想未曾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而真正遭到颠覆性的影响，实际上这种格局一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彻底打破。因此，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体育的国家化思潮并未成为近代中国开展体育运动的唯一思想主宰。对于这一点我们务必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否则我们就会对近代中国体育生成初期的多种面相做出片面性的误判或支配性的专断。毋须讳言，在近代中国，体育首先作为租界西侨的一种生活方式进入国人的视野。据熊月之、张敏在《上海通史·晚清文化》一书中记载，赛马、赛船、三柱门球戏、赛跑等体育运动在租界成为西侨重要的生活内容，并很快带上了功利的性质。但这些运动项目对于中国大多民众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所以绝大民众一开始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好奇的观众而已。甚至有些民众将这种崇尚体育的行为视为“发疯”。其实不难理解，因国人顺应农业岁时变化的生活方式，这种集“竞争”“物质”“超越”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西方体育，不可能和中国传统体育的“身心合一”“由外及内”的和谐价值相融通。由此可见，最初进入国民视野中的体育，一开始就呈现出多种样貌而非单一的面相。之后，体育和教育开始挂钩，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到官方设立的语言与军事技术学堂，再到当地士绅创办或协办的变通书院，体育这个健体鼓力的身体改造运动无不充斥着近代中国教育活动的始终。在这多种途径奋发努力的教育实践中，尤以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体育运动开展最为活跃样式也最多元。甚至可以说，由于宗教对理想人格的推崇，当时的体育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世俗和功利的趋向，为国人展现了体育精神层面的内涵[1]。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考量当时的历史局势，才能对教育中体育的非政治性论述，有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估和透彻了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一些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开始在既有的器物和典章制度层面寻找国富民强的出路，洋务运动及新式教育就是其选择的进路之一。一方面，洋务运动设立官办的新式学堂教授“西艺”（体育也作为“西艺”在这些学堂中开课），另一方面，洋务运动也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据史料记载，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先后派120余名幼童到美国留学，这些学生迅速学会了棒球、足球、橄榄球、溜冰、划船等现代体育活动[2]。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近代中国在传统社会架构下进行的温和改良运动，因此对西方体育的进入一开始就有其针对性和选择性，它不可能把西方体育思想观念与西方近代体育的形式和手段一同引进，一个社会文化结构超稳定的国度，要它否定自我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实在是勉为其难。

以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而言，真正关键的转折期实际上是出现在为期不长的中日甲午战争，这个令全国羞愤以终的战争，不但使全国朝野人士体认到明治维新的厉害，同时也使他们明白进行了半个世纪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未能使中国富国强民，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3]。在社会层面，1904年，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人在上海创立光复会。1905年华高体操会和中国同盟会成立。1906年，北京译艺女学堂设立体操课，聘请了娴熟兵操的女教师，按照行伍新规，一律训练[4]。1908年，徐一冰为了“秘密宣扬革命，志在颠覆满清，同时提倡国民体育，以图强身御侮，发扬民族精神”[5]而在苏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所体育学校——中国体操学校。1910年，中国精武体操会在上海闸北正式成立。由于当时时局的影响，这些团体都把体育当成社团的重要活动内容，很多所谓的“体育”实际上意味着“军事训练”。在国家层面，1903年的“癸卯学制”、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以及1906年的《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也无不在体操或兵士體操方面大做文章。上述的情形表明，这个由知识分子推动、引介并被晚清政府最终采纳的“以兵式体操为主”的体育，虽然未能取得在社会取得良好效果，但在去除文弱娇惰的传统习性上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2 时局动荡与身体思想的分流：议会与强人政治下的中国近代体育

清末开明专制化的一系列运动失败之后，有识之士意识到，满清贵族的统治已经成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障碍。要想从根本上挽救民族危机，只有推翻清政府。为国家的自主、个人的自立开启希望之路的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换言之，辛亥革命不仅仅是由于西方世界带来的冲击，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中国社会自身变革的需要，是中国被纳入全球范畴而步入近代这一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的自我选择。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近代变化早在明末清初时期已现端倪，这种变化对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激烈变革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所做出的一次选择，从此中国走上了与封建帝制的彻底决裂[6]。体现在体育上就是，从传统身体的德行场域中强制开辟一个国族生存的基础领域。正是在这种立论的指引下，保国强种、振兴国势、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军国民体育思想日益兴盛。众所周知，军国民体育始于19世纪欧洲的德国，它以“忠君”“爱国”“尚武”为旨趣，以兵式体操为手段对青少年进行强制式的军事训练，为其对外侵略战争政策培养军事人才[7]。1912年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曾毫不避讳地指出“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实际上，同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壬子学制”确实对体育进行了确证，“使身体各部平均发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兼养成守纪律尚协同之习惯”[8]。也就是说，军国民体育的弊端或偏向对当时的一些有知之士并非一叶障目，但在内讧外侮、兵荒马乱的时代，打造一批强悍和服从纪律的身体也许是当时的最好的无奈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不足以及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奴性品性的根深蒂固，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注定以短寿而告终也是不争的事实，取而代之的是军事强人的威权政治——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从1914年后的几年里，由于世界列强注意力的转移，国内形势大见好转——全国各地均属安定，财政情况已臻无须担忧的地步，铁路与工业发展到处受到鼓励，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友好迹象[9]。可是，军事强人威权政府毕竟不是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政府，格局和思想的局限使它很快趋于流产。军国民体育的弊端也开始遭到更多人的诟病，之后，一些学校相继宣告废止兵操，将“体操”课改为体育课，课程内容也随之改为以田径、球类和游戏为主[10]。可以说，随着军事强人威权政府的破产，军国民体育思想也开始由盛趋衰。这种因着国情的更动而骤变的体育思想，尽管有着急功近利的工具化趋向，但使体育脱离单向度的畸形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一定的正向功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开始广为人知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源于18世纪60年代的欧洲，是在自然主义教育思潮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有关体育教育的学说。它以儿童的身心发展为中心，强调人性解放和个人价值。也就是说，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开启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近代体育的现代化进程。它的出现不仅使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丰富多彩起来，而且也使课堂氛围趋向融洽和谐。自此以后军国民体育渐渐褪去往日的光环，人们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体育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更趋向于理性和科学性。譬如，以前一致坚守武术救国的“国粹”，也开始试着接纳武术“强健体魄”的传统功效。1919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呈教育部请定武术教材文”从有益身心、提高修养、陶冶性情等角度出发列出了拳术的八大优点：“（一）使人身全体内外平均发育;（二）得精神之修养;（三）增进智慧;（四）陶冶性情;（五）便于锻炼;（六）富于运用;（七）材料丰富;（八）长幼咸宜。[11]”另外，在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传统体育的多种形式也都得到了整理和研究。不少人先后从民族民间整理出许多项目供给体育教育之用，如踢毽、跳绳、空竹、抽陀螺、滑冰、风筝、跳房等等。这个事件显然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体育渐渐褪去军事和尚武的神圣光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进入部分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12]。换言之，新文化运动之后军国民体育思想不再一支独大，自然体育思想亦深入人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以军国民体育和自然体育的开展而言，这两个活动都隐含了一个为国育人才、以人才解决国难的顺序和目的指向。在这个动机的激涌下，它们都把国族发展和身体强健联结在一起。五四运动对儒教束缚人心、侵蚀个体发展的激进批判，对国民性与抵抗力丧失的关联思考，以及对于国人动辄就鼓吹传统体育不仅有练身体、练肌肉的方法，还有练精神、练内脏方法的讨伐批评等，都说明它们对于身体的开发有着一份功能性的想象与期待。尽管在表面形式上，自然体育思想厌恶缺少德智平衡发展的军国民体育的兵式杀人思想，然而在内在价值取向上，新文化运动下引入的自然体育思想希望以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作为起始，来达到国家最终独立解放的努力，其实和军国民体育试图透过国家生存能力集体优先培养来达到个体全面发展的后来居上，有着同样的功用和目的。这些深度的片段相似说明我们不能再以过往一分为二的视角来看待这两个同时存在的现象，从而忽略自然体育思想的发展背后，亦含有一个浓厚的身体规训与工具化的趣向存在。

3 局势相对稳定与“独立”身体的相对发展：威权政治下的中国近代体育

由上文的回溯性检讨中，我们可以清楚发现清末民初的中国体育一直有着一种浓厚的使命化（国家化和工具化）发展趋向。这个因应着亡国的压力而来的体育运动，并不是一个由上而下或由国家启动再由民间进行配合的活动。与此正相反，从军国民教育运动之后的一些重要体育实践活动来看，国家大都处在一种消极和被动的地位来面对这些体育活动的开展。这种以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作为体育开发的依据，虽然是一个十分时代性的结果，却也造成近代中国体育自此步入一个与国家命运互嵌的状态。在国家、民族上升为主要价值的情况下，体育之于身体的本真价值成为首先需要节制的对象。这种局势大体反映清末民初时期国势颓弱以及政争不止的一种后果。直到国民党1927年在南京建立政权推行训政教育之前，这种情势都沒有太急遽的改变。换言之，近代中国体育自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之后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短暂发展。众所周知，1927年—1937年是近代中国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军阀混战结束，国家在形式上实现了南北的统一。原先散落在教育、军事、娱乐等层面的体育，如今被收拾起来，在政治制度中得到了明确的归属——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它不仅管理学校的公共卫生及体育，还负责各种社会体育管理工作：管理体育场、民众业余运动及民众体育团体，负责组织各类体育运动会以及制定各种体育法规等[13]。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在这期间行使了一些政府职能，为广大人们群众做了一些富有实效的体育工作，比如兴建大型体育场、筹办全国运动会等。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尽管中日战争还没爆发，但不管国际还是国内，政治形势并不明朗。换言之，军事化还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其实，不光在国民区是如此，在共产党的苏区根据地新民主主义体育，一切以军事化为导向也是不二的选择。据记载，苏区根据地领导同志积极带头参加体育活动。如毛泽东经常参加游泳、赛跑、爬山，还当过篮球裁判员;朱德特别喜爱球类运动，比赛时亲自做啦啦队;邓小平、聂荣臻坚持跑步锻炼;任弼时、邓发、张爱萍、杨勇等同志经常打球;闽南根据地的领导人郭滴人、邓子恢、张鼎臣组织过拳术馆、“铁血团”等武术团体。可以说，领导带头参加体育锻炼带动了广大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以致于跳高、跳远、秋千、赛跑、游泳、乒乓球、足球、篮球等体育活动在各根据地开展得十分普及。

事实上，近代中国体育并不源自于一个社会的真空状态，这个事实让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与体育生成发展息息相关的各种面相和力量，考量体育与这些社会力量之间的牵扯关联。因此，无论是南京政府的训政体育还是苏维埃政权的体育，尽管表现形式较以前更加丰富和多样，但本质上附加在融国家存亡与民族兴衰为一体的近代中国体育的规训性力量从未停止或间断过。实际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正是体育在近代中国所以获得大幅重视并走上特定发展路线的主因。

4 结束语

就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与发展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确实对体育有着一份高度的着迷与坚持。从清末开明专制化时期开始，近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努力于推动体育的改造，营造一个有关体育担当的“应然”大叙事。1902年出现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就明显昭示出一个欲以建立在体育改造上的真理性声称。这个以国家利益至上、以体育的军事化塑造为旨归的主张，毫无遮掩地道出近代中国体育的工具化指向。当然，在这些改造体育的努力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承载御国强民的军国民体育由于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变化和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没有把处于水深火热的近代中国带入国富民强的快车道，因而其他体育思想也开始走上历史前台。以儿童身心发展为中心，强调人性解放和个人价值彰显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勃兴就是例证。

审视这长达八九十年的近代中国体育生成和发展，我们发现，挟裹身体的工具化体育不但将原属于体育的展现自我、实现自我乃至超越自我的秉性在政治选择中变成极具政治张力的场域，同时也使体育披上国族化的外衣而获得一个爱国的美名。这种以救亡图存、强国强种为主旨的体育认知方式，尽管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势有其必然的关联，但是它的持续进行却也使体育的健康发展受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基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审视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与发展，我们不但可以从中看到当代中国体育缺失身体关怀的历史缘由和根基，同时也能对体育之于人的身体究竟应该存有怎样的一种关联会有一个更加历史的厚重审视。

参考文献：

[1]程卫波.自我认同与竞技体育解释的范式转换——基于查尔斯·泰勒哲学人类学考察[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40（5）：2-4.

[2]郎净.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84.

[3]梁四海，李斌.中国近代体育与政治勾连的思想史考察[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2）：25.

[4]译艺女学堂章程三十条[N].顺天时报，1906-02-21（2）.

[5]费石师.中国体育学校简史[J].国民体育季刊，1941（9）：84.

[6]王爱荣.论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关系[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9-10.

[7]陆小聪，吴永金.体育与民情：国家与社会视角下近代中国体育进程中的再思考——兼论对体育社会组织改革的反思[J].体育科学，2016，36（9）：4-5.

[8]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三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353.

[9]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书信集[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347.

[10]傅硯农，吴丽华.“军国民思潮”主导学校体育的社会背景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5（6）：71-72.

[11]中国体育史学会编.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136.

[12]程卫波，张志勇.近代中国体育生成发展的历史叙事[J].体育学刊，2016，23（5）：72-73.

[13]于海娟.苏州近代体育发展史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9：26-27.

[14]尹海立.传统体育社团的福利功能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0）.

[15]薛明陆.新农村社区体育共生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