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卿 邱丽

摘 要：以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发布的人类自由指数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化发展程度，实证分析市场化对国际足球排名的影响程度，并初步讨论发展足球项目所涉及到的社会、经济因素。结果发现，在控制收入、人口、区域等因素后，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自由度分别对国际足球排名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作用。

关键词：市场化;国际足球排名;人类自由度指数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9）03-0009-06

足球运动水平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一直是体育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研究对提高国家队赛事成绩至关重要。由于西方国家较早地推广联赛体系（League System）并获成功，一部分学者将国家队表现提高归因于竞赛专业人才的培养或职业联赛的经营。例如De Bosscher[1]认为影响竞技体育成绩的主要因素包括：对运动员及相关人员的金融性支持、训练机会、运动员选材与培养、对国家治理机构的投资、基础建设与俱乐部水平、跨学科的工作人员、精英培训设施的发展、专家型教练以及媒体与赞助的帮助。另一类研究则将国家足球表现归因于宏观经济社会因素。Hoffmann，Ging和Ramasamy[2]开创性地将气候温度、人均GNP、人口比重等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标用来解释2000年76个国家的FIFA积分排名，结果发现在控制气候、人口因素之后，人均财富水平对国家足球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后，Jacob[3]在梳理文献时指出，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对足球成绩的影响。一些重要的文献参见表1。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足球表现的相关文献较为缺乏。现有结论主要来自于西方学者的实证分析，即假定：各国足球水平是建立在无差别的市场化水平的基础上，因此忽略了市场化差异对足球水平的影响。在联赛层面，Ignacio，Carlos和Santiago[4]比较转轨国家（以东欧国家为对象）与发达国家职业足球联赛时指出，资源由市场支配（市场化水平提升）比由政府支配更能促进联赛竞争均衡水平（Competitive Balance）的提高。然而，在个人运动参与层面，Hall，Humphreys和Ruseski[5-6]卻发现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国家，一般运动参与率较低，而这通常被认为不利于足球项目发展。由此可见，市场化对足球表现的影响机制具有不确定性。正如Szymanski[7]指出，“那些在奥运会上获得成功的威权主义国家（如东德、苏联），即便依旧通过资源集中的方式投入到足球项目中（如招募青年球员、加大“反兴奋剂”研究投入等），仍未收获理想结果”。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自由度作为衡量市场化的代理变量。考虑到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采用更加合理的固定效应模型，使用2008—2016年157个国家（地区）的市场化指数和FIFA积分的面板数据，估计了市场化对足球国际表现的影响，以期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为我国的足球事业发展提供新的经验依据和政策实践思路。

1 研究方法

1.1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考察对象为市场化程度对各国国家足球队的FIFA积分的影响，结合Leeds.M和Leeds.E以及Bredtmann、Crede和Otten模型[8-9]，设置如下模型进行计量回归：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POINTi，t是各国第t年FIFA积分。FIFA官方每个月都会发布各个国家的积分、排名及其变动情况，所以该数据很容易获得。本文将月度数据取平均值，以代表FIFA积分的年度数据。该数据来源于Christian Muck网站（https：//laenderspiel.cmuck.de/index.php），时间跨度为2008年1月—2016年12月，包含206个国家（地区）的FIFA积分。虽然官网会公示当月的积分与排名，但是对历史记录则不会留存，因此本文使用Christian Muck提供的数据集。考虑到与其他数据集的匹配性与计算方法的一致性，本文数据的年份截止到2016年12月。另需说明的是，由于FIFA承认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是独立参赛队，参照Hoffmann等[2]方法，本文选取英格兰代表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核心解释变量EconFreei，t和PsnlFreei，t分别是各国第t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和个人自由度指数。该两项指标均取自加拿大弗雷泽智库2018年最新发布的人类自由度指数（Human Freedom Index），时间跨度为2008年—2016年。EconFreei，t和PsnlFreei，t的指标值范围从0到10，数值越大代表自由度水平越高，也即市场化程度越高;假如政府对市场过多干预或者对人民采取控制手段，指标值就会降低。本文使用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自由度代表市场化水平，首先是基于经济学的传统认知。现代经济学起源于西方国家，按照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大多数西方国家更早地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对市场的理解更为深刻。相比危机时刻强调的国家干预主义，追求经济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最重要信条。一个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通常意味着更高的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自由度。其次，该指标的使用在学术界具有较高的认可度[11]。

Zi，t为影响各国FIFA积分变化的控制变量。本文分为与足球资源投入相关的控制变量和与国家形态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首先，Leeds.M和Leeds.E认为一国要想获得足球成功，就需要进行相关资源的投入，包括人才投入和资本投入。根据已有文献，本文使用人口规模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两个代理变量作为与足球资源投入相关的控制变量。通常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对国家足球表现有积极作用，即富裕国家有更多资源用于足球基础培训设施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或者其他与足球相关的生产力投入;人口规模则代表了潜在人才库规模，即人口越多意味着更有可能选拔出具有天赋的球员和教练，同样具有正向作用[2， 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pGDPi，t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且与人口规模lnPOPi，t均取自然对数形式。本文控制这两个变量的二次项形式，以考察二者对足球表现的非线性影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自然对数的平方项（lnpGDPit）2的预期符号为负，是因为更富裕国家的家庭有能力选择那些更轻松、回报更高的娱乐形式，而这些娱乐形式都可能是足球消费的替代品。本文加入人口规模自然对数的平方项（lnpPOPit）2，是基于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像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在国际足球比赛中往往取得有限成功的事实，由于过多的人口规模可能会抢占有限的运动资源，对足球发展的边际贡献度递减[12]，因此其预期符号为负。其次，与国家形态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主要是城市化水平URBAN/POPi.t，通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得到。大量文献认为城市化水平越高，意味着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不同城市间的可达性越高，信息网络也越发达;另外，城市人口具有高人力资本的特点，协会或者联赛的职业化程度相对更高。城市化水平变量的预期符号为正。以上数据均取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表2中呈现了本文分析包括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