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英 韩璞庚

摘要：由马克思开创的“异化研究”方法已成为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范式，阿甘本的“政治觀”在其理论内核中展现出了“异化政治观”的特质，他对现代政治的反思抓住了现代性的根本问题，但同时也具有片面性、主观性、无根性等缺陷。阿甘本的“异化政治观”在本质上是一种后现代思维对经典现代性的单向度批判。“中国新现代性观”既坚守现代性，也主张立足社会现实对现代性做出重新思考和选择，是现代性研究也是生命政治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生命政治是现代性的产物，本质上是人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断裂。秉持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将人民作为新时代主体尺度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给出了生命政治问题的中国解答。

关键词：生命政治;异化研究;阿甘本;历史唯物主义;新现代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研究”（12&ZD108）;江苏省2016年度“青蓝工程”资助;2017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主体、自由与权力：阿甘本生命政治学批判与重构”（KYCX17_205）

中图分类号：B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7-0046-06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等文献中所奠定的“异化研究”方法已成为了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范式。作为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推进者，以《例外状态》、《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等论著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的意大利学者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阐释他的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过程中虽然并没有自觉使用“异化”、“生命的异化”等范畴，但是作为激进左翼学者，阿甘本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研究传统，他的生命政治学正是对现代性、现代政治进行“异化研究”的现代社会批判理论。“异化”是指一种由主体产生，反过来奴役、压制主体的力量。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揭示了人的生命在现代国家实施治理功能过程中，潜在性地处于一种随时可以被剥夺所有的权利保障、被任意处置的“赤裸生命”的异化状态之中。现代政治的“治理”特质区别于传统政治的“统治”特质，生命与政治的关系也发生了由“使你死，让你活”的传统“统治”形态到“使你活，让你死”的现代“治理”形态的转变。在现代社会，生命与政治的关系在本质上呈现为一种“异化”状态，人的生命为政治所配置、制约甚至是剥夺，我们把它称之为“生命的异化”。阿甘本不同于福柯，他认为生命政治不仅是现代性的产物，更是伴随着政治的发生发展而始终“在场”，并在“例外状态”逐渐常态化下表现的更为极端的现代政治形态。阿甘本对现代政治的“问题性”与“异己性”进行了揭示，他的“政治观”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异化政治观”。鉴于此，从哲学上展开对阿甘本“政治观”、“异化政治观”的辩证分析，对我们深刻认识生命政治学，全面把握现代社会的政治现代性不无裨益。

一、阿甘本对现代政治“问题性”与“异化性”的揭示与批判

在《例外状态》、《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政治学笔记》等著作中，阿甘本对现代政治的“问题性”与“异化性”进行了揭示与批判，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现代政治“极权性”的反思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是在与福柯、阿伦特的思想对话中展现出来的，他试图揭示与批判的是现代政治的“极权性”。在阿甘本看来，无论是福柯还是阿伦特都没有达到他的高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那新的生命权力所提供的规训性的控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胜利就根本得不到实现。”① 阿甘本认为，福柯看到了由生命政治权力创造的“规训的身体”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并没有做出超越“生命政治是现代性的产物”以及“生命政治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等观点的更高建树。在阿甘本的视野中，犹太裔美籍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是早于福柯触及生命政治的学者，他认为，阿伦特虽然在《人的境况》中通过分析“劳动的人”，阐述了“逐渐占据现代政治场景中的核心地位”② 的“生物性生命”这一范畴，但是，她对极权主义国家结构的分析缺乏的恰好是生命政治的视角。阿甘本认为，阿伦特没有注意到“政治向赤裸生命领域（即集中营）的彻底转变”③ 这一事实，而“政治向赤裸生命转变”恰恰是极权主义政治可能展开全盘操控政治野心的关键之处。

通过分析福柯与阿伦特的观点，阿甘本将他对现代政治“极权性”的发现做出了具体阐述。他认为现代政治的“极权性”以“至高权力”的形式隐藏于一个特殊的法律结构（“法+法的例外”）中。在论述“例外状态”时，阿甘本谈到希特勒掌权后颁布《人民与国家保护法令》，第三帝国随即便进入了长达12年“例外状态”的历史。阿甘本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极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通过例外状态的方式，建立一场合法的内战。这个合法内战不仅可以消灭政治上的敌人，而且还可以消灭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融入现代政治体系的公民”④。“无法融入现代政治体系的公民”就是指希特勒执政时期的犹太、斯拉夫等被称之为不配活下去的所谓“劣等民族”。600多万人的生命在“例外状态”下的“至高权力”那里得不到丝毫的保障，像蚂蚁一样被践踏。“在剥夺对欧洲犹太人的法律保护之后，马上就是剥夺对欧洲绝大多数民族的法律保护。”⑤ 阿甘本语出惊人，他指出随着“例外状态”的常态化，“隐型集中营”无处不在。所以，现代政治的“极权性”不可视而不见。

2. 对现代政治“异己性”的反思

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高呼保障人权，但在难民问题的处理上显现了“异己性”特征。阿甘本将人的生命划分为“zoē”（自然生命）和“bios”（政治生命）。自然生命是建立政治国家的基础，人民通过让渡权利而形成社会契约式的现代国家，期望人的自然生命、自由以及作为政治生命应该享有的财产、安全等基本权利得到法律的保障。但是，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国家的运作在表面上努力实现着对人应当享受权利的保障，事实上在特殊情况之下却将人的生命随意展现于外，使人的生命处于可以被任意处置的赤裸生存状态。“在民族国家制度中，人所谓的‘神圣且不可剥夺的权利表明，当他们不再以属于国家公民之权利的形式存在的那一刻，他们自身就立即丧失了所有的保护和现实性。”⑥ 也就是说，人作为政治生命可以享受权利的前提是他必须为本国公民。那么，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一当丧失了作为一国公民的政治身份，不要谈作为政治生命所应享受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就连自然生命的安全都成了问题，比如失去国籍的难民，阿甘本认为难民的形象标志了人权这个概念的彻底危机⑦ 。

“一方的衰落与危机必然暗示着另一方的终结。”⑧ 人的权利与民族国家是绑定在一起的。难民概念的界限应该如何定义？看似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反思，实则现代政治国家更应该反思关于生命的“出生—民族—公民”等一系列关联性的问题。人的自然生命如若被排除于或者分隔在国家秩序和人权形象之外，那就绝然避免不了暴露现代政治的“异己性”特征。可以说，现代政治本应该赋予人的生命以权利的保障，但是，在人的自然生命务必首先要进入民族国家的保护才可实现上，阿甘本看到并反思了现代政治的“问题性”与“异己性”。正如阿甘本所呼唤的那样，“是到了停止将权利宣言当作关于永恒的、元司法的价值的宣告书，指望他们能约束立法者（事实上并没取得多少成功），去尊重那些永恒的伦理原则的时候了”⑨。一当处在“例外状态”时，或面对无国籍的难民时，所谓的权利宣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3. 对现代政治“两面性”的反思

阿甘本通过揭示现代民主的困境反思了现代政治的“两面性”。阿甘本认为，现代政治所努力展现的民主向度面临着一个特定难题：“现代民主从一开始就将自己表现为对自然生命（zoē）的一种拥护与解放，而且它总是试图把自己的赤裸生命转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并努力找寻那或可称其生命为生活（the bios of zoē）的东西。”⑩ “它想使人们的自由和幸福在‘赤裸生命这个地方得到安置，然而，就在这个地方却标志着人们的屈从。” 在阿甘本看来，相对于传统专制对人生命权利的漠视，现代民主致力于对人生命自由与权利的保护，而且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试图将人的自然生命（zoē）拉入到政治生活（bios）当中，并承诺在政治生活中给予自然生命以保护。然而，人的权利在得到政治允诺的同时，生命又同时需要接受政治的规约与治理，人的生命随即就会为政治所捕获、控制。主权政治始终无法解答“赤裸生命”问题，这便是现代民主面对的难题。

笔者认为，阿甘本对现代民主困境的揭示，体现了他对现代政治“两面性”的反思。对于现代民主来讲，一方面，现代民主是一个满足政治主体性发挥的政治发展向度，致力于保障人生命的基本权利，没有现代政治也就没有对传统、专制的克服，人们就很难获得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从生命政治学的视角来看，现代民主无法避免政治在自然生命领域成为控制与约束生命的因素，暴露了现代民主对人生命的压制与排斥。对于现代政治来讲，阿甘本所揭示的现代民主的“两面性”，恰好与现代政治所凸显的问题相契合，他所揭示的实际上是政治现代性在“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以及“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冲突。政治现代性一方面高呼自由、民主、正義，另一方面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却无法真正地实现。这是一个最早由卢梭发现，后又有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等学者持续关注的现代性问题。

总之，在阿甘本看来，现代政治“极权性”、“异己性”、“两面性”等问题都指向了一个事实——现代政治出现了一个“生命政治转向”，只有将现代政治的视角转向思考政治与生命关系的政治哲学高度，才能看到现代政治领域所存在问题的实质。“只有当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已经完全转变为生命政治，政治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极权政治。” 按照阿甘本的思路，他想要表达的正是：唯有当我们时代的政治已完全转变为生命政治，才能洞察二战集中营妄图全盘操控的秘密;才能看到在难民问题上人道主义与现代政治的秘密勾结;才能警觉到在“不配活下去的生命”被实施安乐死、“人类豚鼠”被使用的时候，事实上不过是“医生与主权者互换了角色” 等问题。那些“不配活下去的生命”以及“人类豚鼠”不过是被排除在政治身份之外的“赤裸生命”而已。由此，阿甘本以对现代政治异化性的揭示与批判为出发点，建构了他的一套生命政治学理论。

二、阿甘本对现代政治异化分析的理论缺陷

人类的政治生活从“统治”性传统政治到“治理”性现代政治的转变，是现代性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阿甘本对现代政治进行的“异化研究”抓住了政治现代性研究的根本问题，对我们全面认识现代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阿甘本生命政治学也存在着深刻的理论缺陷。

1. 对现代政治作用评价的片面性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建立在福柯生命政治学的基础之上，但是，阿甘本不及福柯的是，福柯看到了生命政治的现代性根源，他应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客观地阐述了权力从“使你死，让你活”的传统政治到“使你活，让你死”的现代政治的转变，展现了现代政治在实施“治理”功能的过程中对人身体的“调节”行为。尽管福柯揭示的是现代性对人身体的“规训”，但字里行间却展示出了人在生命健康、卫生等方面获得的“关怀”，相比之传统政治对人身体的“惩罚”，现代政治无疑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就连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无情的资本批判时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种从客观事实出发，遵循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全面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阿甘本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最初从事哲学研究时，他就进入了西方批判哲学谱系之中。” 这个批判的哲学谱系就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定的激进思想传统。可以说，作为激进左翼学者，阿甘本将福柯“客观主义”的生命政治学演变成为了“激进主义”的“死亡生命政治学”，将对现代政治的批判“还原”到了传统政治体制下的“至高权力”。我们认为，阿甘本只关注了“至高权力”可能对人生命产生的“压迫性”与“否定性”，而忽略了现代政治在治理技术上的“生产性”与“文明性”。阿甘本虽然看到了后9·11时代随着“例外状态”的逐渐常态化，人的生命确实面临着“赤裸生存”的风险，但是他同时低估了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危害。同理，阿甘本尽管看到了人的生命在“至高权力”面前的被动性，却忽视了人具有无限能量可以去争取生命的自由与解放的主体性。所以，客观上讲，阿甘本对现代性社会中的生命政治问题的批判确实是深刻的，但是他对现代政治的历史作用的认识还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2. 对现代政治问题批判的主观性

阿甘本对现代政治作用的评价所体现的片面性缺陷，本质上在于他对现代政治问题批判所持的主观性态度，缺乏历史性视野。不可否认，阿甘本揭示的生命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个真问题，生命与政治从亚里士多德“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命题开始就是一对密切联系的范畴。一方面，人的生命存在是政治的呈展，政治是生命有阶级以来的最高表现;另一方面，政治通过对人的生命活动的治理得以呈现，人与人关系的处理是政治活动的最初表现。生命是政治的治理对象，一个社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都是通过生命的存在得以展现。生命与政治的关系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之中，互相依存，相伴始终。阿甘本的问题是没能在社会历史变迁中全面把握生命与政治的关系。

要审视生命与政治的关系就一定要把握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要把现代性放在历史中展开全面、辩证的研究。既要看到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控制术。科层制就是通过精确地划分并合理配置岗位与岗位之间的关系，将人的生命交付给政治的“机器”来操控;又要看到现代性对人生命的“服务”效应和对人生命的“统治”结果是同时进行的。现代和传统最大的不同就是提供了一种文明，提供了一种进步的关怀人生命权利的人口服务。任何问题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韦伯认为国家能够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高效率运转，这就是理性;而阿甘本等后现代学者认为正是这个理性压制了人。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所要揭示的无非就是现代性在对人生命治理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矛盾与冲突。但是阿甘本认为生命“应当”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权力的束缚与控制，他把生命的“应有”状态和“现有”状态分割开来，完全撇开了生命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实有”状态，最终使他对现代政治的批判走向了单纯的“应当”这种主观主义判断。

3. 对现代政治问题解答的无根性

正是因为阿甘本没有将生命与政治的关系放在社会历史变迁中进行考察，所以他对现代政治问题提供了一种无根的解答。阿甘本的“异化政治观”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至高权力”，揭示了生命在权力面前的异化特征。在他看来，“例外状态”是孕育生命政治的土壤，“至高权力”是自然生命的压迫者，“赤裸生命”是生命政治的具体表现。所以，在阿甘本的视野中，取代现代政治的便是一种“不再以纳入性地排除（exceptio）赤裸生命” 的政治形态——“即将到来的共同体”（The coming community）。而得以取代“赤裸生命”的，则是能够克服人生命异化的生命与生活的结合形式——“生命—形式”（form-of-life）——这种阿甘本所认为的“绝无可能分离出类似赤裸生命的东西” 的建构。

然而，“即将到来的共同体”并无任何历史依据，不过是一种“弥赛亚主义”的解释。生命只有在与“思想”（thought）同在時才能转化为“形式生命”，生命只有与“形式生命结合”，摆脱主权后才是自由的生命，“只有当思想存在的时候——形式生命（form of life）才开始在其自身的事实性与物质性之中转变为生命—形式（form-of-life），在生命—形式中，才绝无可能分离出类似赤裸生命的东西”。阿甘本的“思想”在这里指向的是一种“潜能”，“它（思想）把生命以及人类理智的潜能特性当作自己的思考对象”。阿甘本对生命政治出路的解答就是基于他的“潜能”本体论，包括“即将到来的共同体”都是一种“潜在性”，“它不是我们要去制造的未来，而是一种当下的闲滞性与潜在性”，“我们只需要通过和当下现状的一个断裂而让它‘到来”。阿甘本的这种观点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所以，阿甘本对现代政治的批判性值得肯定，但是由于失去了现实的历史根基，便缺少了革命性，他的理论也成了无根的批判。

三、对阿甘本“异化政治观”以及西方生命政治学的历史超越

1. 确立“中国新现代性观”

通过总结与反思阿甘本的政治观，我们其实不难发现，从本质上来讲，阿甘本的“异化政治观”是一种后现代思维对经典现代性的单向度批判。克服阿甘本“异化政治观”片面性、主观性及无根性缺陷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新现代性观”。“中国新现代性观”既反对后现代的单向度批判，也反对将西方新现代性简单平移至中国，并拿之剪裁中国现实的态度，而是主张秉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深入到中国具体社会历史关系中对现代性的矛盾做出建设性思考，进而重写现代性，力求为现代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的一种现代性观。

一般意义上认为，经典现代性理论的奠基者是马克斯·韦伯。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洛克、康德以及黑格尔等古典学者建立了“框架主义”的政治现代性，解决了现代政治的“合法性”问题，那么韦伯则开拓了“功能主义”政治现代性，对现代政治如何运行的“合理性”问题做出了思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韦伯将启蒙现代性对理性与主体性合一的价值理性转化成了以“合理”为标准的“目的理性”。之后，以韦伯对经典现代性理论的阐释为起点，现代性成了西方现代国家发展所推崇的理论模式。以理性为基础，西方现代性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科层化和自由化的追求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单一的线性现代性观，并不断暴露出了各种问题。后现代主义正是一种针对现代性的矛盾与问题做出反思与批判的思潮，致力于对现代性进行消解与解构，主张一种没有中心、多元化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阿甘本的“异化政治观”即是如此，它抓住经典现代性暴露出来的政治权力对人生命的操控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批判，对现代性进行了消解，但是却指向了“即将到来的共同体”这样一种潜在性的出路，最终只能走向乌托邦。

现代性不等于善，不等于合理，对现代性的单向度否定也不是对善、合理的回归，这就需要反思性地批判经典现代性。哈贝马斯、吉登斯、鲍曼等欧美学者在坚守现代性的前提下，呼吁反思现代性，重建新现代性。尽管通过反思重建新现代性的思路坚守了现代性，吸取了后现代思想，又推进了对现代性本质的认识，但是，任何民族、国家的发展都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经典现代性、新现代性，甚至是启蒙现代、后现代的模式，而需深入到各民族、国家的具体社会历史关系中重写属于各民族、各国家的新现代性。落实于中国的本土发展，当然要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现实，重写“中国新现代性”。持“中国新现代性观”反思与批判阿甘本的“异化政治观”也必将反对拿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剪裁中国现实的理论走向，而是主张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对生命政治问题的本质给出科学解析，进而给出解答生命政治问题的中国方案。

2. 生命政治本质的科学解析

确立“中国新现代性观”，就要求我们明确现代性的矛盾性、历史流变性与辩证性，立足现代性将能够更加具体地揭示生命政治的本质，有利于我们全面科学地对待生命政治问题。

首先，从现代性的矛盾性来看，现代性是生命政治的根源。所谓现代性的矛盾性，是指现代性本身包含的二重性矛盾。现代性一方面利用人口生产实现了财富的增长与积累，另一方面却成了压迫、宰治人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对立面;一方面通过自由、平等、民主的呼声打倒了传统的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却又使现代社会奉行的自由、平等、民主价值理念在资本逻辑的掩盖下变成了羞羞答答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生命政治问题正是奉经典现代性为圭臬的“单向度”政治观对关乎人生命存在与发展的社会福利、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生存环境等领域基本诉求的漠视造成的。持消极批判态度的后现代学者如阿甘本正是持否定经典现代性的“单向度”政治观对自由、平等、民主等人的政治诉求在现代性的矛盾体中展现出的事实上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等现象进行批判。所以，生命政治问题是现代性的矛盾性在政治生活领域的展现。

其次，从现代性的历史流变性来看，生命政治问题本质上是人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历史性断裂。现代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对现代性矛盾的分析不应该停滞在社会历史中的某一个点、某一个阶段，而应该将其不断拓展至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只有在现代性的流变中才能把握生命政治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从来都没有抽象的人口规律，“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命受资本压迫的生命政治现象。同样，发展过程中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也会有特殊的、历史的发生作用的人口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生命政治问题在发生论上是现代性矛盾性的展现，在存在论上则是人的生命在其存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断裂，以及人的生命在其存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由、平等、民主等诉求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断裂。

再次，从现代性的辩证性来看，生命政治不止有批判的逻辑，还有扬弃的逻辑，更有建构的逻辑。现代性本身蕴含着自反性与革命性，现代性的矛盾性决定了现代性的辩证性。现代性是一种再思考、再反思、再评价的辩证力量，在自身矛盾不断裂变的辩证过程当中，通过自反性实现着对自身矛盾的辩证的批判与辩证的扬弃。“中国新现代性观”认为，既然现代性本身就是矛盾的辩证统一体，那么对现代性就应该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对现代性创造性的历史作用和破坏性的消极影响要具体、辩证地对待，而不是一味地批判。

作为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洞察现代性的马克思，虽然并没有专门论述过生命政治理论，但是他的思想却蕴含着一个具有辩证地批判与辩证地扬弃的生命政治逻辑。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大量论述了人生命异化的事实，可以说是对生命政治“批判逻辑”的展开。而在《共产党宣言》中，“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这一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路径探索就是他对生命政治“扬弃逻辑”的指向。然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搭建了生命政治的建构逻辑。“全部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马克思表达了全部人类历史对人生命生产的前提性地位的肯定，没有人自身的生产，人类社会将难以延续。马克思“批判—扬弃—建构”的生命政治观，坚持了分析现代性的辩证原则，这无疑给当下生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

3. 生命政治问题的现实出路

（1）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

第一，用“历史说明异化”，而非用“异化说明历史”。人的生命为他物所控，是生命的一种异化状态。用“历史说明异化”就意味着要尊重历史事实，从辩证的视野看待历史发展过程。异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一种存在状态，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也是暂时性的存在。随着私有制的消灭，社会分工的消除，人的异化状态终究会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状态所取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界中，“生命的异化”根源于人自身存在的物质生活之中，应该从人生活的现实物质条件来说明“生命的异化”现象，并且还要认识到，隨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异化现象也必然会消灭。与此相反，阿甘本认为“生命的异化”源自于现代政治运行体制，源自于例外状态下的“至高权力”，扬弃“生命的异化”的出路也在于一种潜在的、即将到来的政治共同体。阿甘本没有深入地考察现代政治体制运行背后的推动力，也没有在人生存的现实物质条件中去考察生命与政治的关系，这无疑是一种缺乏历史辩证法的外在的批判，是用“异化说明历史”的逻辑进路。

第二，“内在超越”而非“外部超越”。新世界产生于旧世界，它总是以吸收、保留和改造旧世界中积极合理的因素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新世界对旧世界的取代，恰恰就孕育在旧世界的内在矛盾之中，就如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逻辑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本性之中一样。“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坚持用“历史说明异化”就意味着要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并能看到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事物发展的根据在于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阿甘本对经典现代性的“单向度”批判，没有看到现代性自身的自反性、革命性，只是提出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共同体”。他甚至因为美国在9·11后进入紧急状态，登机需要全面检查而拒绝去美国做演讲。看待生命政治问题，他显然是带有主观情绪的。对生命政治问题的超越不是在“观念中超越”，而是在“历史中超越”。资本现代性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要承认资本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以及“生命异化”的现实存在。生命政治问题的现实出路蕴含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只有坚持发展，坚守现代性，才能超越资本现代性，为扬弃生命政治问题创造历史条件;只有在现代性的流变中，在现代性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用历史的合理事实批判历史的不合理因素，才能逐渐走向具有质变性质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生命政治学理论。

（2）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对生命政治问题的回应

生命政治问题源于现代性，这就需要深度把握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既是中国新现代性道路选择的历史基础，也是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生命政治问题的理论基础。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以说，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历史阶段的定位。中国新现代性作为中国在走向“强起来”历史阶段时代特质的体现，应该是包含着多重指标的综合体。但是，毫无疑问，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关怀是这个综合体的核心指标。

中国在追求“富起来”的过程中，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一度造成了对现代性的误读，造成过度重视经济增长而忽略了人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警示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务必要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道路，将人民作为新时代的主体尺度，发展的根据是新时代的时代特征，发展的目的则是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这一关乎人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根本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创造和选择现代性的主要标杆，把对关于人民群众存在与发展的美好向往的满足作为推动现代性的主要动力。可以说，在中国新现代性视域下生成的生命政治观既可规避西方资本现代性导致的人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断裂，又符合马克思生命政治观的建构逻辑。

（3）生命政治问题的中国解答

中国新现代性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西方新现代性，“中国新现代性观”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超越阿甘本对经典现代性的“单向度”批判，结合上文的阐述做一简要的总结，既是行文的需要，也是逻辑完整的需要，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生命政治问题的中国解答才有可能有立脚之地。首先，中国新现代性是在复杂语境中生成的。中国还没有完成现代性就遭遇了西方经典现代性显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与问题，就遭遇了后现代主义、反思的现代性、新现代性等原本在西方历时态呈现的现代性形态在中国共时态出场甚至是错位出场。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虽然与世界現代化历程具有“同构性”，但又必将是“差异性”中的“独特性”。这就必然反对将西方新现代性简单平移至中国的形而上致思。其次，秉持“差异性”中“独特性”的“中国新现代性观”也必然反对“拿来”阿甘本以及其他西方学者的生命政治学理论剪裁中国社会现实的态度。对阿甘本生命政治学“单向度”批判的超越在于明确中国发展语境中的生命政治定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口始终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新现代性观”的视野中，生命政治不只有生命被“政治化”的单一维度，生命政治关注生命的自由与解放，更是生命的利益表达与生命的政治关怀。唯有在这一维度看待生命政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时刻牢记人民是发展的主体，更是发展的目的这一重要原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针对民生幸福做出发展模式以及政策的调整，就是在理论以及实践上做出了对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的超越。

四、结语

立足于“中国新现代性观”揭示生命政治的本质与内在逻辑，在历史性与辩证性上探索了对阿甘本“异化政治观”的历史超越。我们认为，“中国新现代性观”作为一种根本的观念基础是生命政治学研究的灵魂。生命政治问题因现代性而生，这就要求我们深度挖掘现代性的矛盾性，在现代性的矛盾性中区分现代性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并在合理因素对不合理因素批判与超越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探讨对生命政治问题辩证的批判与辩证的扬弃。如果没有“中国新现代性观”的理念基础，就不能还原生命政治的应有逻辑，就不能在历史中探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良性互动的人口发展规律，就不能在社会历史变迁中探索中国的新现代性道路，就不能在对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过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政治学理论，而只能陷入阿甘本等后现代生命政治学学者消极批判的视野，只能任由生命政治学研究从一个抽象走向另一个抽象。

（近年来，苏州大学任平教授提出并倡导使用“中国新现代性”来对现代性问题做出中国反思，探索重写现代性的中国道路。“中国新现代性”范畴对本文的写作有重要启发，任平教授本人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指导性帮助。另，本文参阅了华中师范大学吴冠军教授的译著《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在此特做说明并致谢！）

注释：

①②③⑥⑧⑨⑩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 p.3， p.120， p.126， p.134， p.127， p.9， p.9-10， p.120， p.143.

④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Kevin Attell，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2.

⑤⑦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trans. by Vincenzo and Cesare Casarino，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2000， p.15， p.18， p.11， p.8， p.8， p.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Adam Kotsko and Carlo Salzani， Agambens Philosohical Lineage， edited by Adam Kotsko and Carlo Salzani，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Introduction p.2.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译者序第61、61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8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519页。

任平：《论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思想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马中英，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苏州，215000;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江苏徐州，221004。韩璞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江苏南京，221000;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