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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基座

2016-09-07崔永和

理论导刊 2016年8期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崔永和

摘要:正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需要把社会史与自然史有机统一起来,而且需要实现从本体价值向主体价值的转型,从主体维度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基座。实际上,生态价值不是预成的,而是生成的。正确的历史观必然是正确的自然观:人与自然交相利、自然史与人类史彼此和谐同步可持续。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并非指外在于人的客观物质、纯粹客体或物质财富、“物质生产力”,而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的实践,人的活动,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意义。从主体出发去看待“物”,它们都只能是人的活动过程或活动结果,是人的对象性存在。现实生活中一旦自然生命体和人类生命体同时受到威胁,遭受摧残,历史唯物主义将名存实亡。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意义生成论;生态价值基座;人的实践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8-0033-05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一种既有的理论形式都不可能是臻于完美的神圣教条,都要经受发展着的人类智慧和历史经验的审视、矫正、扬弃和发展。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产力中心论、经济中心论、实践中心论、人的因素中心论、制度中心论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弱化了自然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不能不受到生态价值论的严峻挑战和深刻反思。

一、“意义生成论”对“需要决定论”的超越

全面的价值生成机制蕴含着自生价值与互生价值、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暂时价值与长远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近几年来,我国存在过分强调自生价值、经济价值、暂时价值,忽略互生价值、生态价值、长远价值的倾向;理论界围绕价值问题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如何看待价值与需要的关系,即价值是否等同于满足人的需要?前些年国内有学者曾经认为:“所谓价值,是特指主客体关系的一种内容,这种内容就是:客体是否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同主体相一致、为主体服务。肯定的答案,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即正价值;否定的答案,则是我们所说的‘坏,即负价值。”[1]34这里意味着,价值是用来表征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哲学范畴:如果一个物件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那它就是有价值;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越高,效用越大,其价值也就越大;反之,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越低,效用越小,其价值就越小;如果客体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那它就没有价值,甚至具有负价值,这实质上是本体价值观。时至今日,在我国学术界坚持以“需要决定论”的本体价值观来界定价值,依然占居主流地位。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社会,无不自觉不自觉地以其自身的需要、利益来评价事物。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评价会直接受到偏好、规范、理想等因素的影响,把符合自己的偏好、规范和理想的事物判断为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没有价值的。但无论是偏好,还是规范、理想,最终都根源于人的需要,是主体不同层次需要的反映。”[2]21-27从满足人的需要出发界定价值,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尊重人、尊重生命的意义,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需要与价值之间的关联事实上并非完全对等的,即是说,用“满足主体需要”来界定价值,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不周延”的弊端;实际上,价值远远高于“需要的满足”,比如,见妇孺落水,而起恻隐,并施之以救助,在这种救助行为的背后,救人者并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是人性的“善”所生发的施善行为,是人生意义的主体展现。价值的选择、创造和实现的过程,是价值主体自我实现的随机行为,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人生意义的本真体现。因此,真正的价值并不局于客体能够满足人的具体需要,而是价值主体的自觉选择——只要他觉得是有意义的行为,不管别人对之做出怎样的“评价”,对于他来说就都是有价值的。张岱年先生曾就此做出独到的分析:“以‘满足主体需要为价值的意义与标准的观点,作为一种价值学说,也存在着一些理论问题。一个重要问题是,需要也有高下之分,对于需要也有一个评价间题。对于需要的评价,就不可能以满足需要为标准了。人们都承认,有些需要是比较高级的,有些需要是比较低级的。饮食的需要,择偶的需要,互助的需要,在民族危急的时期救国的需要,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革命的需要,在有人陷入危难之时加以拯救的需要,还有人追求声色货利、贪财好色的需要……这些需要显然不是齐等的,而有高下之分。”[3]3-10

探讨价值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直接关乎人的实践活动的性质和效率。由于“需要”有低级与高级、消极与积极之别,因此,“需要决定论”的价值观必定要被“意义生成论”所超越,突破满足特定需要的限定,全面着眼于人的生活与生命存在的意义。凡是有利于全面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近期和较长时期内有利于生命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意味着价值的实际生成。实际上,人的价值追求并不完全受“满足需要”的驱使,甚至人的某些追求往往是超越需要的,诸如“为真理而斗争”,就超越了特定的“物质需要”;“为自由而献身”,就超越了“维持机体的生理需要”;“保护环境、维护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片面发展经济、获取实惠的需要”……。再比如,人争取“有尊严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争取话语权、知情权”“维护公平、主持正义” 以及“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等等的价值诉求,就远远超越了“满足需要”的具体诉求。

大致说来,“需要决定论”的价值观具有如下局限性:

1.用人的消极需要遮蔽人的积极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人的需要总是存在不同的类型,有积极需要与消极需要、正向需要与负向需要之分。因此,需要的满足,不一定令人如愿以偿,它既可能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也可能有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某种需要的满足,既可能是人的正向实现与发展,也可能是人的负向实现与退变;还可能是少数人的需要的满足建立在大多数人的痛苦的基础上;有些需要的暂时满足也可能导致历史性灾变。这表明,人们对于满足需要的目标追求,始终存在着一个确立什么样的价值基座的问题。比如说,人的吃饭,选择怎样的食物结构以及吃到何种程度才有利于健康?假如出于某种偏好而执意追求某种食物甚至暴饮暴食,其结果必然是在盲目满足片面需要的同时有害健康;再如,如果有人一旦陷入懒、贪、赌、毒等恶习的深渊,失去必要的节制,那么,用来满足这些消极需要的过程都将毁掉身心健康甚至搭上宝贵的性命。正因如此,笼统地把满足需要等同于价值,必将掩盖人生意义的全面生成,以至于误导人生。

2.用人的片面需要牺牲人的全面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由于人们过分追求某种片面需要的满足,常常由此忽略其他方面的需要,比如,有人痴迷于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忽略心理愉悦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导致价值主体的“平面化”“片面化”“庸俗化”或“单一化”,即导致人性扭曲、人性失落的“异化”。为了价值主体的全面发展,伴随着人们对于需要系统的认知的深化,片面需要将不断向着全面需要拓展,“需要决定论”的价值观必将被“价值生成论”的价值观所超越。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的需要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或基本形式,但是,任何需要的满足都有一个“度”的限定,超出了这个“度”,把某种需要夸大到绝对的或唯一的地步,那就必然走向反面,最终否定或削弱人生的真正意义。比如,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有人一味地追求物质利益,无度地贪欲金钱和财富,忽视必要的精神生活和理想追求,那就有可能沦为“行尸走肉”的躯体空壳。

3.用虚假需要排斥真实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当人们执意追求的需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需要的满足不是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而是有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将这种需要视为过度需要或虚假需要。虚假需要不同于虚妄需要或根本无法达到的需要,它一方面既可以追求得到,又实际地危害人的健康,扭曲人的生活,甚至危害人的生命安全。现代以资本增殖为轴心的市场经济社会,成功地培育了一种“虚假的需求”,给人们制造出一种“额外压抑”,马尔库塞说:“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4]6。这些与人生意义根本相背离的需要,在得以满足的过程中同时否定了人之为人的真实生活和人生意义,诸如,一些嗜赌成性、吸毒成瘾的人,对于赌徒境遇和毒品的依赖,几乎达到了须臾不可释怀的程度,但它却严重摧残着人的自然肌体和生命安全,引发家庭悲剧和社会危机,因此,弃除一切虚假需要,超越和远离这种虚度人生的异化境遇,用真实需要充实人的生活,逐步走向“意义生成”的人生价值选择。

4.用暂时需要排斥长远需要。有些当下需要的满足,尽管是人的必要的需求,但并不一定能够真正保证有利于人的后续的需要和长远的发展,甚至在许多场合下,因当下需要的过度满足而有碍于后续需要的满足和人的世代发展。即是说,需要不仅是一个系统,它同时也是一个过程。在“需要决定论”的视阈内,人的当下需要的满足,就等同于人生价值的实现。但是,这种所谓的人生价值很可能是一种人生历史过程中的负价值,它在人的后续发展过程中将迟早会遭到人们的反思、清算和矫正。这说明,“需要决定论”的价值观在历史过程中具有不可持续性,它往往以所谓“今日有酒今朝醉”的低俗逻辑来为瞬间“需要的满足”做辩护,以至于人生的未来发展被种种难以持续的近视行为所干扰,所阻碍,所断送。当今世界上普遍流行的用破坏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来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式,就是受这种只顾追求满足当下需要的狭隘价值观所驱使。人类需要的选择、生产和满足的过程,同时具备认知基础、道德基础和审美基础,因此,任何具体需要的满足都只是人生意义的从属现象或暂时环节,不能以此掩盖或遮蔽人生价值的全部意义生成过程。

基于上述,“需要决定论”必然导致价值错位。在价值生成过程中,如果价值主体一味地跟着需要转,那就很容易导致需要支配主体的“见物不见人”、“要钱不要命”的主体失落,不仅追求需要的价值主体本身容易沦为自己需要的奴隶,而且也容易把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主体当作单纯的工具,扼杀对象主体的能动性、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其结果必然导致本末倒置的价值论错位。工业文明以来,在资本增殖法则的支配下,“需要”牵着人的鼻子走,人就逐步被嵌入单纯的物欲需要的链条之中,于是,人也就没有了自己的自主、自尊、自觉、自由和应然价值追求。比如,学界有论者曾经把利他行为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以自己利益为条件的,这其实是从属于利己性质的行为;另一种是以自身价值为条件的,这是出自美好心灵的行为。这两者都是‘为自己着想,但前者是自私,后者是自重。自私只是做事,而自重却是做人。”[5]36这里的“以利益为条件”,用“做事”淹没“做人”,让人围着“需要”转;“以价值为条件”则是以主体自身的意义生成为主旨,既兼顾需要又超越需要,既尊重自己的价值追求,又兼顾自己价值活动的全面的、长远的人生价值过程。长期以来,人类在使自然物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把自然界糟蹋得遍体鳞伤,生态环境蜕变得不可持续,它所带来的价值悲剧几乎尽人皆知;又如,发展生产力曾经是人们的活动目标,但是,在资本增殖原则驱使下,围绕需要或经济利益的发展生产力的活动,难以经受环境伦理的价值审视。马克思曾经认为,在少数有产者占有大量社会财富并掌握意识形态或社会的主文化控制权的历史阶段,“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资本)。”[6]542这种根本的价值错位,是本体价值追求湮没了主体价值的生存和生命意义,成为当今生态环境蜕变和人的异化的深刻社会根源。

对于现实的个人来说,价值生成的内涵远远超过对特定需要满足的追求,人的生活或存在意义是全面的、丰富的、生动的,许多作为价值活动的驱动因素既受外在客观条件的制约,又受内在主观条件的支配,人的全部生命意义的价值生成,是真善美高度统一的丰富的历史过程。

二、“意义生成论”的基本特征

作为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价值基座,其主要特征如下:

1.个体性特征。“意义生成论”的价值观,其主体依据在于活生生的生命个体,这些鲜活的个体生命彼此存在个性差异,诸如先天的天赋因素差异、情趣爱好差异、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差异等等,从而导致各自对于价值生成过程可能遇到的或然性或随机因素的认可、判断、选择的视角和程度各有差异,因此,他们的价值选择、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也相应存在差异。由此不同价值个体的活动方式、生活样式也就彼此各异,个人与个人之间不能彼此通约,否定了价值生成中的个体差异,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的个体及其存在意义。

马克思十分重视个体的价值意义,他认为,由于彼此不同的个体及其活动样式,决定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形态的面貌。马克思由此出发,把可以预见的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7]104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才可能有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人类早期,不论是处于血缘关系下的人身依附,还是处于政治服从关系下的人身依附,个人都缺乏独立性而没有属于个人的活动空间,他不能不高度依附于他所属的社会群体,一旦离开这个群体,他将无法生存;这样的社会形态几乎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自然界的摆布。随着个人的素质能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们首先在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领域有了一定的独立性或个人自由,他们可以在开放的社会关系中,按照个人选择进行有利于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交换。随着个人素质和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不仅有能力获得充裕物质生活条件的主动性,而且有了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能力,不断从自我否定中肯定自己,个人逐步趋向于自由个性,逐步趋向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294这样的高度文明的人生境界,亦即“自由人联合体”。可见,离开个人的发展程度奢谈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到头来只能是空中楼阁。

2.内生性特征。个体的能动选择和创造活动,决定了价值生成的内生性特征,即是说,价值生成的机制在于价值主体的自主选择、能动创造、自我实现、自我评价、自我反思和自我矫正,人生意义的价值生成从来不是外在的赋予或外力的恩赐。对于 “外在恩赐论”,马克思曾经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做出过彻底的剖析,他认为,分散的小农之不幸,在于他们自身的主体失落或主体“让渡”,自己不能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8]678价值的内生性同时决定了价值生成的自主性、生动性、多样性。历史上凡是处于被支配、被主宰的依附地位的人们,以及祈求“神灵”“上帝”和别人施舍的人们,都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美满的人生。

3.系统性特征。现实的个人不仅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同时还生活于一定的自然环境,不论是切断个人同社会的联系,还是切断个人同自然的联系,个人就立刻不复存在。因此,从价值生成的意义上说来,在个人价值的生成过程中,总是充满了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自然的互补关系,即在个人的价值生成过程中,不仅生成有利于个人的自利性的内在价值,同时还生成利他性(有利于社会、有利于自然)的工具价值;个人自利性的内在价值、利他性的工具价值在整个生态大系统中,是彼此交融互补的,由此生成系统内互利性的系统价值。这样的三重价值所构成的价值系统,具有整体性、有机性、互依性,价值不仅是个体自生的,同时又是不同价值主体之间互生的,任何一种主体价值形式的缺位,都会彻底颠覆整个系统价值。

在整个价值系统中,系统与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关系。其中,自利性的内在价值是最基本的要素,它是生成其他价值的源头和基础。比如,在社会历史领域,不能撇开个人的利害得失和生活状况,去追求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中,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特定的物种及其物种个体;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如果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的生活极端贫困,精神极其痛苦,那就根本谈不上这个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振兴。道理很简单,由一个个清贫痛苦的个人,没有可能编织构造成一个富庶强盛的国家和民族。

在一个有机系统中,不同要素之间是会经常地发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尤其是其中的能动性要素,常常会由于自身的积极能动的作用,给系统内部的其他要素输送积极能量,带来富有生命力的变化。比如,在当今自然环境的全球性蜕变的大潮中,也不排除个别城市、个别地区的人们由于其自身的高度自觉,洁身自好,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奇迹般地创造出局部的优美环境,由此也可以向其他地区的人们透射出美好的希望,产生可贵的启迪——环境是由人们亲手来创造的,人类的命运是掌握在人类自己手里的,深受环境灾难折磨的人们,完全能够在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中,走出生态困境,开辟自己幸福美好的新天地。

4.开放性特征。由自利性的内在价值、利他性的工具价值、互利性的系统价值共同构成的价值系统本身,是一个运动变化的动态过程,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自我封闭,不自满自足,不固步自封,永远面向未来,呈现出向外域开放、向未来开放、向自身开放。

所谓向外域开放,就是说价值系统的边缘是相对的、模糊的、不清晰的,这就为该系统的对外交流、不断汲取外部的信息、能量提供了可能。比如说,既定的人化自然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而尚待人化的自在自然却是未知的、无限的,人们通过自身的开放性活动,向着自然的深度和广度迈进,则有望为既定的价值系统不断增添新的信息和新的能量。

所谓向未来开放,是指在时间向度上的开放,已经过去的成为历史,成为定论,未来则是不可预设、不可精确谋划的,这是因为系统的存在和发展经常会受到或然性或者随机因素的影响,因此,向未来开放就意味着不迷信过去,不墨守陈规,勇于不断创新、不断走向新的领域,不断开辟新的天地,不断书写生活的新篇章。

所谓向自身开放,是指系统自身的每一个要素都是不可穷尽的,其中所蕴含的潜能具有不可预设的张力。比如说,目前测量人的体能,可以有许多办法或途径,用多种仪器来完成;而测量人的智能、智力、智慧,则很少有可靠的办法或仪器,也就是说,人的智力潜能难以精确测定,或者说,它具有无穷的开发途径和发挥余地。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的智力潜能将不断为价值系统输送能量,提供不断丰富和充实的新价值。

三、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基座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生态自然观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不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内在关系,就不可能全面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意义生成”的价值创造过程,从来不受任何固定模式或传统成见的约束,它总是集历史性、自然性、实践性、创新性于一身,不断上演着价值生成的生动画面。

“意义生成”的价值过程,深深地打上人的活动的历史的印记。人类的早期,人生意义围绕着人类个体的生存与种群的繁衍延续问题,因此,价值生成的主题主要是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价值生成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的生活趋向于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的阐述中,马克思对于现代化工业生产空前破坏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6]918-919马克思所揭示的这种双重破坏——劳动力的破坏和自然力的破坏,如今不仅没有稍事收敛,反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风潮而弥漫全球,变本加厉,以至于令那些原本曾持有虔诚崇高信仰的人们也坠入利益拼杀的漩涡。如果一任这种趋势继续蔓延,人类的命运就将陷入难以破解的困境,所谓生态自然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将同时受到致命的颠覆。

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基座,必须从根本上转换人的价值取向,下决心缓解和修复人与自然的矛盾,改变人类随意破坏生态环境、恣意掠夺自然资源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简要说来,这个价值基座的基本指向在于:

1.用绿色经济矫正GDP经济。生命是发展经济的价值轴心,一旦这个主轴被扭曲、被折断,经济活动就失去了灵魂。工业文明以来的经济过程,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赌上沉重的环境代价,换来一时的经济增长;只要能够获得经济效益,诸如道德成本、精神成本、文化成本统统可以忽略不计;在一些人看来,只要GDP指标上去了,生态环境质量下滑到严重威胁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地步,也在所不惜;这种单纯经济观念只是看到以年为计算周期的经济增长,根本看不到或根本不懂得环境价值的长远有效性或永恒起作用的持续性意义。早期发达的工业国家,对于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污染和破坏,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都难以治理得舒适如初;有些致命的生态破坏,根本就是无法治理的。大量事实说明,一切健康的GDP经济,必须能够纳入到绿色经济的大系统之中,受绿色经济的约束,从而成为绿色经济系统的正向要素。而一切与绿色经济背道而驰的GDP经济,无论它当下取得如何看起来多么了不起的效益,实质上都是人自身和自然界的双重异化,到头来统统不过是劳民伤财的无用功或负效应。

2.用自主型经济代替权力型经济。古典管理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把物质利益作为经济活动主体追求的目的,这样被扭曲的人无异于“经济动物”,他们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甚至为了获得经济实惠而不惜付出生态环境代价。在政府宏观计划起着根本调控作用的国度,“经济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便取得了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合法性”,成为不可置疑的权力型经济。这样一来,在精神文化层面,“经济人”的活动除了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之外,一概没有了其他任何有意义的理想追求。实际上,经济活动作为完整意义的人的活动,具有丰厚的思想意识的信息含量,因为人不同于动物,人的活动在本质上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9]58走出破坏生态环境的权力型经济的困境,就要倾听身受环境污染折磨的社会群体的意愿和呼声,尊重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选择,认真反思和扬弃经济活动的异化,变权力型经济为自主型经济。美国黄石公园附近的波兹曼市风景优美,那里的居民可以尽享湖上泛舟垂钓之乐。与美国其它地区比较,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家庭年收入平均两万美元左右,低于美国全国年平均收入3 万美元的水平。其实波兹曼市民只要改换一下思路,就能轻易摆脱贫困,因为当地有一个蕴藏量很大的白金矿,矿藏所在地的主人们大都希望政府批准他们开发,从而迅速脱贫致富。但这种意图却遭到当地其它人的激烈反对,多年来这个地区的议会与其它公共组织一直就在环保优先还是发展优先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波兹曼绝大多数居民认为:呼吸新鲜空气,饮用新鲜净水,漫步在树林环绕的河流湖泊之旁,比远离大自然的现代高水平物质生活要好得多。在台上发表竞选演说的议员们,在别的主张上有些差别,但在环保方面的看法却相当一致。

3.用生命意识扬弃财富意识。发展经济的正确价值选择,只能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生活舒适,空气清新,水源清洁,土壤生态,食品绿色健康,自然生态持续绵延。现在的问题,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异化之中,有些人为了一己的私利,肆意践踏自然,掠夺自然资源,从而不惜把全人类投入生态环境灾难的深渊。这样一来,人在物质生活层面的生理需要得到了满足,但是,人的更高层面的需要,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生的更加全面深刻的意义如认知的深化、善的外显、美的追求等等,都难以彰显出来。弗洛姆曾经指出:“就人是人而言,单纯满足本能需要并不足以使他快乐;这些满足甚至不足以使他健全。”[10]19托克维尔说得好:“利己主义是对自己的一种偏激的和过分的爱,它使人们只关心自己和爱自己甚于一切。”[11]682用生命意识超越财富意识,是对工业文明以来的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本扬弃,同时也是用生态法则矫正资本法则的本质要求。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再是以财富的多寡为标准,而是以生命的健康舒适生活与世代持续延续为标准。据有关调查,一些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不仅树木和植物的生长受到破坏,而且牲畜和人体发育出现畸形(脑残、躯体残疾和其他先天不足等),这样摧残生命的经济指标攀升,到头来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在价值评价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上,马克思曾经为后人做出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典范,他一方面从经济角度肯定了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277同时,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局限性,指出资产阶级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并没有真正使人获得实际的解放,反而使人陷于深刻的异化状态:“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8]775因此,人类要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8]294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高级社会阶段,就必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懂得对于自然的回报和感恩,而不能一味地“控制自然”,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生态平衡。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83对于这里“自然主义”中的丰厚的生态价值意蕴,人们至今都缺乏应有的生活关注和理论自觉,更谈不上深刻领悟马克思如下名言的真谛:“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9]105

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基座的基本元素和结构层次,主要包括自利性的内在价值、利他性的工具价值、互利性的系统价值,这些价值类型的并存互补与和谐交融,共同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基座。基于此,才有可能全面尊重自生价值与互生价值、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暂时价值与长远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全面持续地选择和创生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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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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