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媛

摘要：柯文的《历史三调》一书，在基于历史发生的真实过程中，展现了历史记载与阐述历史的不同角度，以及从该角度出发，历史发生的“变形”与流传。本文将用柯文在《历史三调》一书中的文本分析与叙事方法，对“下宫之难”这一历史事件在不同史料中的记载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在歷史陈述过程中夹杂的文学性想象与表达。

关键词：陈述;文学性;想象

历史的记载，往往被认为是对真实事件的叙述和还原，在大众认知中，将“历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学习时，书本上的历史即使不是连续的、能够完全叙述整个事件发生的，也是展现给了我们事件的一个片断或是原本事件的一个方面，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几段历史事件的简单的机械拼凑。在事件记录者记录历史事件时，其自身的个人感情、统治者的权力压迫、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约束对历史的还原有着极大的影响。此外，由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历史小说、稗史又为历史事件的考证和普及增加了阻碍。

“历史”这一概念在《历史三调》中被柯文表达为两层涵义，一个是指“人们创造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确定的，不变的”;另一个是指“后来的人们撰述并利用的历史”，即关于人类群体对历史的记忆和表达，“它似乎一直在变”过去发生的历史虽然存在，但已很难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认识。而作为撰述的历史“并非体现过去的全部真相，而只体现对事实有足够根据的一组有限的陈述”。显然不同文本中对历史的记录会出现偏差，为体现某一事件在同一历史学家的笔下的差别以及不同文本中的差别，引用柯文的叙事方法对赵氏孤儿进行分析。

赵氏孤儿一事主要保存在《史记》一书的《赵世家》《韩世家》《晋世家》和《左传》中，综合这几项文本，赵氏一族的灭族问题及原因、赵武复仇等问题疑点众多：

一、时间问题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居十五年……於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司马迁所著《史记·赵世家》中写屠岸贾灭赵氏一族的时间是晋景公三年（前597年），而赵武复仇的时间为十五年后，即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在《史记·韩世家》中对赵氏灭族一事的时间也有同样的记载：

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

《韩世家》与《赵世家》相互应征了事件的发生时间，但在《史记·晋世家》和《左传》中对赵氏灭族的时间与上述两则材料大相径庭：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柰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

《晋世家》中所载景公十七年（前583年）赵氏灭族，赵武作为赵氏唯一后嗣被藏匿起来。《春秋左传注》中同样记载：

（成公八年）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宫中。

与《左传》相较，司马迁将“下宫之难”的时间提前了十余年，赵武得以拥有了报仇的基本条件即作为成人在主观能动性的支配下进行报仇活动，在依靠真实事件又脱离真实的发生时间的情况下，赵武被藏匿山林又归来复仇，太史公刻画出了一个少年英雄的形象，为“下宫之难”的结局渲染正义的色彩，但从过去各项文本的记录中抽丝剥茧，“赵氏孤儿”一事可以看作是司马迁的创作文本而不是历史记录。

二、起因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中始终认为，屠岸贾为了给晋灵公报仇，才诬陷赵氏谋反，一日之内杀了赵氏满门。事件的主体看似是被树立成残暴之臣的屠岸贾与忠义之臣的赵盾之间的个人恩怨，其实是君主个人集权被臣子日益分散下的政治博弈。赵盾以大夫身份辅佐晋襄公两年，襄公卒，赵盾本想废掉太子夷皋而立襄公弟雍，却“恐其宗與大夫袭诛之”，不得已立太子，即为灵公，而“灵公既立，赵盾益专国政”。随着国君年纪成熟，想摆脱成为桎梏的赵盾，“灵公立十四年，益骄。赵盾骤谏，灵公弗听。及食熊蹯，胹不熟，杀宰人，持其尸出，赵盾见之。灵公由此惧，欲殺盾”。君臣矛盾日益激烈，国君的权力与威信不断受到挑战，因此灵公屡次暗杀、行刺赵盾，但结果均失败，赵氏势力越深，君主愈痛恨。由此才有了赵氏灭族事件，赵氏只是政治斗争战败后的牺牲品。

三、屠岸贾其人

屠岸贾此人在“赵氏孤儿”事件中既是灭赵氏一族的发起者也是执行者，同时与赵盾、程婴等人口唇交战几次，那么屠岸贾此人是真实存在的吗？“屠岸贾者，始有宠於灵公，及至於景公而贾为司寇”，屠岸贾作为晋灵公和晋景公的权臣，仅在《赵世家》出现过，而在《晋世家》中对他不置一词，在《左传》中也从未有过提及。如果只是为了给政治斗争的发动树立推动者的人物形象，屠岸贾这个角色无疑处于合适的政治地位，成为了合适的故事导火索，但该人存在的真实性是微乎其微的。

此外，赵氏并非全族皆被杀，“（成公八年）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据《左传》所载，赵氏一族，只赵同、赵括两个支族被杀，赵朔、赵婴及其后代并未受影响。可见，司马迁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前后逻辑不一致，对“下宫之难”的记载有所偏颇。

司马迁本身作为一个史学家，具有强大的知识储备，对于“下宫之难”和赵氏孤儿的时间、起因及发生过程不可能不清楚，但他在《赵世家》和《韩世家》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下宫之难”的发展时，选取了不太可信的传说，也加入了自己的创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颇具文学色彩的故事：背负血海深仇不得不隐匿世间的主人公，有朝一日成为英雄报得此仇，而后放下一切再次归隐。拉长的时间线，使打造“赵氏孤儿”具有可能性;夸大的事件起因，为赵氏孤儿的复仇提出了合理的背景。这样的历史描述少了研究历史的客观性、细微性，多了更多的娱乐性，在文本中蕴含了作者自己的私人情感和偏好，文学气息更浓厚，具有文学性的想象成分。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文本的感知和接受程度是不同的，司马迁在作《史记》时，也不一定想到他自身的行为和所记各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对以后两千年的人研究历史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价值。虽然他站在自己得心应手的方位记录历史，但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观察角度已经产生了重大偏差。由于这些偏差，后代种种以《史记》为依据所做的作品，难免会犯史实错误。例如，元代曲作家纪君祥所作的《赵氏孤儿大报仇》一剧，就是以《史记》为本，该剧主要刻画赵氏孤儿惩恶扬善的英雄形象，其中描写的屠岸贾为不折不扣的奸臣形象，赵武作为主要主角身负复仇重任，历史人物脸谱化，戏剧冲突更加明显但也更偏离真实的历史。

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每个人的经历都受到时间的严重制约，亲历者无法形成对事件的整体认识。在某一历史时刻，即使是将所有事件亲历者的口述资料、文字与视觉资料相结合，也无法还原事件本身，只能构成群体回忆。这种回忆以参与者自身的意识、感觉和情感为基础，因受到地理环境、思维能力的制约，参与者只能对个人经历进行重复性表达，在表达的过程中尽可能的描绘他当时的所见所感所想，所以作为经历的历史在没有历史学家将其进行抽丝剥茧的据实考证的情况下，只能作为一个具有群体特征的经验世界来看待。今人在研究历史时，不能只听一家之言，也不能只通过一种单一的途径来了解历史，只有我们不断的积累，认真的考辨，以动态认知的过程不断前进，历史的真相才可以被无限的接近。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柯文.历史书写的无声之处：一位历史学者的自白——以《历史三调》的撰写为例[J].文史哲，2012（03）.

[4]张振利，张志昌.从“中国中心观”到“历史三调”[J].中州学刊，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