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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悲欣,唯余欢喜

2019-08-27高天义

北方文学 2019年23期
关键词:人道主义汪曾祺

高天义

摘要: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始终游离于时代“共名”之外,坚持自己的文学追求,用质朴的语言将乡野趣闻、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在他人道主义的关怀下,世间的污垢被缩小,人性的美被放大,给在艰辛生活搏斗的人们送来温暖与欢喜。出身士大夫家庭的他,从小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作品中常带有文人情趣,平和冲淡的语言流露出浓浓的古典意蕴。

關键词:《汪曾祺自选小说集》;汪曾祺;人道主义;士大夫精神

汪曾祺是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他在四十年代文坛崭露头角后归于沉寂,80年代初重新回归文坛,以他独特的风格和文学观念引起轰动。在他逝世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出版界似乎是“不约而同”地出版了一系列汪曾祺作品集子,再一次掀起了一股“汪曾祺热”。这本由鹭江出版社推出的精装版《欢喜在人间:汪曾祺自选集》又名《茱萸集》,是汪曾祺先生在1987年应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邀请编选的一部短篇小说集,这也是汪曾祺先生前亲自筛选的唯一自选集,用其子女的话说,是“老头儿生前最看重的集子”。这本书也是最能体现汪曾祺先生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文学观念的作品集。在这部集子里,他对生活不动声色的体察和打量下,花鸟鱼虫都变得灵动有趣,市侩小民也丰满可爱起来,饱含了审美的意蕴;原本单调且辛酸的市井生活,在他人道主义地观照下,也流淌着默默的温情与深沉的悲悯。

一、文学史中的“另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汪曾祺可称得上是一股“清流”,此处的“清”是说他独具一格的清新隽永,温和敦厚的特点。文学应当是厚重的、崇高的,它记录了家国的苦难坎坷、砥砺奋进。二十世纪的中国,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天翻地覆的大事件都汇聚在这百年的中国,无论是出于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目的,还是文学家无功利地自觉写作选择的需要,这样激荡的时代自然为文学书写提供了绝好的素材。翻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呐喊》《彷徨》到“三红一创”,再到“朦胧派诗歌”,文学的主流无不关注着时代变化,反映着社会风貌;新时期伊始,文学的主流同样是“伤痕”“改革”“反思”一类较为沉重的话题。出于“启蒙”“改良”需要产生的新文学,在一开始就将目光投注到如何“引起社会疗救”上去了,新文学的主流始终在社会改良、思想解放、革命斗争中盘桓,而在关注普通大众庸常生活,描摹市井百态方面却有所忽略。“文以载道”自古便是中国的文学传统,但文学的核心是人,在关注世道,承担社会责任这类宏大主题的同时,文学也应当关注人心,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应当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关注个体的遭遇,反映个体细微生活的悲喜,应当寻找个体的人性之美,在人性之美的关照下构建这个社会的秩序,毕竟构建一个美好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个体都能“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幸而,有周作人之流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构建“人的文学”,从周作人到废名,到沈从文,再到汪曾祺,他们于主流文学之外,另辟蹊径,以平和冲淡的笔触,在文学的园地里开出一枝别样的花朵,在人们的庸常生活中,寻找细微的感动,于无声处沁入心田。幸而有这一脉,当我们倦于社会历史的宏大叙说时,在社会运动的空隙中找到一种轻柔缓慢的市井生活,偷得浮生半日闲。

文学评论家王干用“四个打通”来概括汪曾祺在文学史中的独特意义,称他是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第一人。“汪曾祺连接了曾经断裂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建国后出现的作家,在文脉上曾有过刻意和“五四”文学划清界限的现象,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出现过一道鸿沟。汪曾祺以含蓄、淡远的风格,努力建构文学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美学价值,丰富了新时期文学成果,在一片“伤痕”,人人“反思”的文学界开拓了新的领域,不过汪曾祺对于时代的回避,并不是说他对世道充耳不闻。“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在营建人性之美的文学世界的同时,对于现实社会,他也用近乎童稚的口吻去追问,用不动声色的文字去表露,于是就有了《黄油烙饼》中“三级干部吃饭会”的戏谑、有了《皮凤三楦房子》中“三开份子”的机智狡黠。

二、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1)严家炎先生在写《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时将其归为“京派”,并称其为最后一个京派。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放在京派文学背景下,从汪曾祺小说的人文精神、叙事魅力以及与京派的流与变出发,著成《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而通过汪曾祺本人与学者严家炎、解志熙、吴福辉前前后后地通信,我们也可以看到汪曾祺对于自我京派身份的认同。

学者孙郁说:“他其实更能意识到老舍传统的价值,那是平民的世界,我们可以在此聆听世界最本原的声音。在此,老舍给他的暗示,真的是多而又多。”甚至断言:“在一定层面上讲,老舍对他的亲切,可能不亚于沈从文。”(2)乡村是田园的、诗意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而市井是喧嚣的、市侩的,是“赤鸡白雉赌梨栗”的,因而也是被主流文学所忽略的。汪曾祺将老师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3)他努力让文学回到民间生活,并赋予它诗的意趣。在《受戒》中和尚们娶妻生子,天真淳朴的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可以产生懵懂纯真的爱情;在《徙》中埋没于市井的高北溟先生风骨超群;《岁寒三友》中三位小市民惺惺相惜,患难与共;《日晷》中青年学者蔡德惠的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除了这些风骨卓然的人物外,他笔下更多的是熙熙攘攘的众生相,是社会底层的百姓。他们是些精湛的手艺人:《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陆长庚,《大淖记事》中的锡匠们;那些游迹于市坊的市侩小民:《异秉》中的身怀异秉的王二与渴望出人头地的陈相公,《故里杂记.李三》中损人利己的地保李三,《八千岁》中节俭到了抠门的“八千岁”。这些人生活在社会重压下,生计的逼迫使他们市侩油滑,爱耍小聪明,但这些小小的缺点并非罪不可赦的。作者在对他们进行揶揄过后往往在会心一笑中原谅了他们,他知道生活不易,用包容的眼光去看待世间,经他美的视角的过滤之后,污垢被缩小,美被放大。他在艰辛的生活中描绘淳朴的桃源生活,展现人性的美,作为一种力量,来安慰在饱经磨难的人们,给他们以温暖和支撑,为生命增添韧性。

三、最后的士大夫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士大夫家庭,家学传统与高邮水乡的风光人情孕育了汪曾祺独特的士大夫气质。毕飞宇说:好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腔调。汪曾褀的腔调就是业已灭绝的文人气,就是业已灭绝的士大夫气,这种气息在当今的中国极为稀有。他的去世,也意味着那一代有士人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消失。

汪曾祺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孙郁说:“汪曾祺有明清文人气”。(4)的确,他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对于传统有他独特的理解和继承,他注重作品当中的意境美和气氛渲染,自觉地将古典的审美意趣与现实结合,在生活中捕捉美。因而,孙郁说“他(指汪曾祺)写文章,心是静的,世俗的烟雨过滤掉了,进入的是恬淡而不失伤感的世界,在清风白水之间独步于高妙之所。比废名多了温润,比沈从文多了俏皮,似乎有张岱的散淡,亦如徐文长的放达……你看《受戒》《大淖记事》,是何等的爽目高远。在那里,字、画、诗,都一体化了。”(5)在他的個人生活中,他同样深受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精神的浸染。中国古代士大夫于仕途诗书之外注重生活的趣味,陶渊明种菊饮酒、嵇康打铁长啸、东坡先生于贬谪之外专心于美食,在“身不由己”的时代里,他们活出自己的人生况味。汪曾祺也将生活当做一种情趣,努力在生活中寻找趣味和欢乐。生活中他童心未泯,如一个顽皮的孩子,自得其乐的把生活过的别有意趣。画画、做菜、偷酒喝,喜欢孩子们称他为“老头儿”。人生起落反而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他曾下放张家口四年,后来接受采访时自嘲说:“我三生有幸,当了一回右派,否则我这一生更平淡了。”正是他这种自嘲自解的性格使他在下放岁月里仍能保持审美的眼光,他可以尝遍各种品种的马铃薯,可以在描了花的粪桶上发现生活之美,可以专注于葡萄的生长周期,将繁重的喷药过程无限的诗化。正是他所濡染的文人士大夫情致,使他在风波骤起的年代能从容面对,并将寻找到的美赠予世人。

虽然题为《评<欢喜在人间:汪曾祺自选小说集>》,实则更多的是通过这本小说集回顾汪曾祺先生的美学追求和美学思想。而回顾的目的在于展望。本世纪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却是不匹配的,如何让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如中国制造一样遍及全球,是我们整个民族所思考的。在《受戒》中清新明丽的文字仿佛如一幅中国水墨画:芦花才吐新穗。灰紫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他的这种文学风格和美学追求对讲好中国故事也是大有启示意义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汪曾祺先生举重若轻的文风和与世无争的为人,可称是一面镜子。和他相比,当下文坛显得浮躁和自我膨胀。的确如此,一方面商业社会下,文学也变得商品化,猎奇、刺激的目的驱动着文化界的发展,缺乏深度的“鸡汤文学”泛滥的到处都是,媒体为了获取利益对于恶性事件的报道更是竭尽所能,缺乏文化内涵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使人们始终处在高度的精神紧张中,巨大的生活压力使人们精神异化,身处其中的个体变得阴暗焦躁,悲观厌世。汪曾祺带着“给人间送温暖”的观念出发,他以美的眼光寻找生活中细微的美好与趣味,专注于生活,写身边的凡夫俗子,小人小事,写地方风俗,草木鱼虫。他平淡温情的文字如一泓清冽的山泉让浮躁的心得以沉静,使读者在忙碌中获得宁静、闲适的心理状态,进而达到心灵的愉悦和净化,以对抗沉重的生活压力和巨大的精神危机。他努力在艰辛的生活中寻找光亮和欢喜,也使对社会缺乏信任的读者试图发现生活中的正能量,唤回人性的光辉,将在熙熙攘攘中走失的人重新拉回健康的童年。

注释:

毕亮.为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正名——读《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N].《光明日报》,2017-02-13(12)

孙郁.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M].北京:三联书店,2014

王干.汪曾祺的光芒里,是我们对传统的迷恋[N].文汇报,2017-1-10(11)

孙郁.诗性·智性·乡土——中国当代散文回望[J].《躬耕》,2010,9: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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