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朵

作为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柳青因其代表作《创业史》被誉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同时，柳青以其作品和人格魅力而被称为陕西文学的“教父”，如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京夫等多位陕西现当代文学作家受其作品影响，都将柳青作为自己文学膜拜的对象。柳青的创作生涯从1936到1978年，历时42年，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和《创业史》，中篇小说《狠透铁》，短篇小说集《地雷》，散文集《皇甫村的三年》。柳青的创作之路可谓不短，而他的主要作品却不过六部。那么，作为一位作家，柳青究竟拿什么让读者信服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深思之。从柳青的诸多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文字不全是纯粹的“文学”，很明显有许多篇目是其在具体工作生活中因事有感而发写就的。这就说明，作家柳青是用一种广阔的文化视野来面对生活、观照生活，表现了他强烈的参与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柳青是一位革命作家，其文学活动的崇高理想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柳青认为，人民群众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和他自己日常用笔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息息相关的，而且他都会以满腔的热情去倾其全力从事它。可以说，柳青视工作为己任，自觉为人民群众代言;他是先生活，后创作;先革命，后文学的。如他分别在40、50、60和7 0年代写的《米脂县民丰区三乡领导变工队的经验》《长安县三工区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土地经营方针》等文章，都说明了柳青和党的革命事业的直接联系。几十年来，柳青在实际工作中所花费的心血是无法计量的，其价值何止一部《创业史》！正是因为如此，柳青一贯深入生活，几十年如一日地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积淀了丰厚的生活经验，最终写出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巨著《创业史》。这使他不但享有“描写中国农村生活能手”的盛名，而且还享有“党的出色的实际工作者”这一声誉。而这一切都是他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具体审映，是他置文学活动于广阔的文化视野之中的必然结果。

小说创作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样，评价某一地区的文学，也不得不看其小说创作的流向。在我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上，陕西的文学创作确实受到过人们的关注。准确地说，陕西的小说创作成为诸类文学样式的主要标志而源远流长，受人青睐。《创业史》《保卫延安》《在和平的日子里》《大木匠》《新结识的伙伴》等许多长、中、短篇小说，都以其博大宏阔的思想内容，鲜明厚实的人物形象，浓郁的生活和地方气息，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但显示了陕西文学的巨大实绩，而且还为我国当代文学增添了色彩。

如果将陕西的小说创作置于全国小说创作的大格局中来看，成就是极其突出的。这里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艺术上到了较高的层次。在历年来全国举办的文学评奖活动中，陕西作家的作品屡屡榜上有名。《窗口》《满月儿》《信任》《哦，小公马》《树上的鸟》《支书下台唱大戏》《人生》《腊月·正月》《白鹿原》《黑氏》《初夏》《平凡的世界》《浮躁》等中长短篇小说，都曾在文坛名噪一时，有些作品还在较大范围内引起轰动。从作家队伍来看，除了李若冰、王汶石等老一辈作家還在努力耕耘之外，又涌现诸如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京夫，莫伸、白描、赵熙、李凤杰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一些长期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李佩芝、李天芳等也在近年写出了优秀的小说作品。因此新时期的陕西小说创作论成就，论影响，论作家队伍素质，应该说无愧于三秦大地，在全国文学发展格局中，无疑是处于前列位置的。

虽然陕西的老一辈作家各自的选材角度不同，艺术表现手法各异，艺术风格也有别。但是，他们紧扣时代气息脉搏，反映当代现实生活：这些都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共同特征。这些作家始终把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和矛盾斗争。他们的创作，也紧紧抓住现实社会中的人，赋予了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融入了浓郁的时代色彩。因此，他们的作品并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销声匿迹，反而至今仍有着深厚的艺术美学价值和认识的现实意义，尤其给予了陕西文学后辈以莫大的感染。

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新时期的陕西文学创作继续保持和发扬了它。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作家，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也曾迷乱彷徨过，但总体来看，他们是清醒的，他们对待创作的态度是严肃的。因为他们没有远离现实生活而去一味追求自我、表现自我，从而走入自我封闭的怪圈。如作家路遥就曾说过：“面对新的生活，我们的文学就应该努力表现它。”“应该把自己的生活，放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中加以思考和检验，看其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情绪误认为时代的思想情绪。一定要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寻找到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涵。”[1]路遥的这种现实主义文学意识的表白，很能代表陕西作家的心声。事实上，陕西作家创作起步时，就遵循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路遥是把陕北的黄土高坡视为自己创作的生活源泉，贾平凹则是以自己的家乡——商州山地为他的根据地，而陈忠实、邹志安则把自己的立足点置于富饶而历史悠久的关中土地上。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能将自己的创作紧紧贴近于社会现实生活，站在今天，反思昨天，展望明天。而贾平凹的创作意图是“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以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个大千世界和人对这个大千世界的心声”[2]。从路遥的小说中，我们不但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农民的深挚理解和同情，以及对他们生活现状的焦灼不安，而且还能深切地体会到他在考察农民心理结构的同时，对其出路、命运的冷静思考与分析。邹志安、陈忠实等作家也致力于反映农村急剧变化着的农村生活，近距离地真实地表现了农村的现实变革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新时规的陕西作家与他们的前辈作家一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创作视野，从未离开过时代生活，离开过三秦大地。他们既不浅薄地粉饰现实，又不丑化现实，即使对历史的开掘前描摹也都如此，像《白鹿原》《八里情仇》《最后一个匈奴》等。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才具有生活的实感、历史的深度和艺术真实性。

陕西作家对现实主义的拓展与深化，也表现在他们对民族文化所做的寻根思考上。当年，柳青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主要是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而且更是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广背景上去探索人们的文化心理的。他们中不乏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的人，因而能较容易地接受新文体信息的影响，在创作中能展示新的时代文化气息。这就使他们的旨意更为深远。贾平凹的《商州世事》和《远山野情》等小说揭示了这种原始始状态和文化形态中的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可贵之处在于，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心理结构中“变”与“不变”的矛盾。路遥对黄土高原的传统美德、古朴民俗、淳厚的世风怀有深深的眷恋，但对农民心理中狭隘、保守、愚昧和粗俗的消极面给予了嘲讽和否定。作家陈忠实在谈到中篇小说《康家小院》的创作时说，在小说里，“想探究开孔老先生创立的，而且一直沿续下来的文化，对形成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心理意识结构形态的影响。”[3]陕西作家几乎都认识到了民族传统文化对我们今天社会现实的心理结构的重大影响，他们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现代观念与古老文化、古老习惯立体交叉地展示给读者，把那些社会生活中的畸形和阴影都袒露出来，让读者去体味、去透视。作家自己没有径直地肤浅地去对传统文化作价值批判，而是去描绘了它的通达，但却并不使人感到荒凉;展示了它的贫瘠，但又使人感到异常美丽。可以说，陕西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寻觅反思，是建立在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对家乡的土地和人民赤诚挚爱的感情基点之上的。要说他们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是他们对民族文化有特殊的偏爱。对民族对文化抱着乐观的态度，这是他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创作艰苦探索中悟出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陜西作家潜心于现实主义创作之时，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荒诞派、先锋派、意识流、黑色幽默等文学流派和方法涌入了我国文学界，一时间文坛上纷杂万千，对此陕西作家并不予以排斥拒绝。他们显得比较沉稳，他们觉得借鉴外国文学中的某些表现手法，以丰富自己的创作个性是可以的，但不能仓促地放弃自己的创作个性去生搬硬套赶时髦。正像莫伸在题为《决不能动摇自己》一文中所表白的那样：“离开民族化，离开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和开掘，不可能创作出真正不朽的艺术品。”在创作上，他们还是恪守现实主义原则，追求艺术的真实性。回视陕西作家新时期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仍然注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性格的刻画，情节的丰富跌宕和语言的民族化等等方面。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其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是丰富多彩的。陕西作家虽然在各自的创作中做了一些探索，有些作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但从陕西作家队伍的整体来看，其创作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还缺乏多样化，如缺少王蒙、冯骤才等作家在艺术风格上的多样化尝试，也缺少刘索拉、莫言、残雪等作家在艺术表现上的标新精神。当然，陕西的小说创作正在发展中，作家们正在辛勤地耕耘，其发展前景如何，还有待作家们的创作实践。

参考文献：

[1]路遥.中篇小说选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5）.

[2]贾平凹.小月前本·在商州山地（代序）[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3]陈忠实.关中故事·自序[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