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生过很难求证，就算亲眼看到你都说不明白。去年冬天我们那里跳大车的事情就是这样，当时现场的人理解不了。虽然我去得晚，不过我是最清楚的一个。事情也许得从很久以前开始解释。

二十多年前，上午，最后一节数学，老师突然扔了粉笔往外跑。我们小孩不懂，还没反应过来，她出了教室又半个身子转回来，探了个头，大喊一声：快跑。

那小学今年我回去过一次，一走进去，你会看见很多自己的影子，瘦小，轻盈，忽闪忽闪，好像你虽然早就走了却把它们一直留在了那里。那学校就那一栋楼，操场是水泥地，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从校门走到一楼教室现在我只用走几步路。

不过，那年夏天，1995年9月20日，华北临郯苍断裂带寒山县5.1级地震那天，我们那些小孩从教室跑到大门是一段艰难路途。有人没出教室就摔倒了，腿卡在桌椅里，哭，叫，胆大的上了桌子，踩着桌子往外跳。我记得灯棍上的尘土洒下来，迷了眼睛。小孩在教室门口挤成一团，庆幸的是普遍七八岁，身子小，不至于堵住。楼梯里有人咕噜咕噜往下滚，一直滚到走廊。大理石地面滑，跑快了站不稳。出了教学楼是个水泥台阶，五六层，我现在一脚能迈下去，但在当时得分好几步。

我是人群里始终没倒地的一个，一路往学校大门跑，不敢回头。显然有的教室反应慢，我站住了才看见楼里的学生一拨一拨跑出来。门口家长相反，他们从门口往楼里冲，有些大

王琛

男，生于1988年，山东人。人把别人家的小孩撞倒了也不给拉起来。

大人是坏的，世界是乱的，这就是那天我的印象。太阳的光晕很大，四周全是叫喊，我看见路边的电线杆有点抖，电线像女同学的跳绳那样摇摇晃晃。麻雀早飞了。

回家路上，人们从房子里出来了，好像全城的人都在街上。我第一次知道寒山县住了那么多人。当晚全城放假。我家那时还住在老房子，挨着206国道，没拆迁，我爸妈把床抬了出来，撑上蚊帐。别人家也是，先抬床，后撑蚊帐，再拿塑料纸罩住。我们所有人都要睡在外面了，撒尿我也不敢进厕所，只能走一段儿路去河边。

要是你那段时间走在我们那里，夜里，路边一排一排塑料大棚那样的床铺，它们在灯光下亮晶晶的，人就睡在里面。其中一个床上是我。我不好意思脱衣服，平躺在凉席上。我很瘦，我像一棵葱，一动不动，看着天上的星星。邻居在打牌，他们的说话声跟蚊香混在一起。

是乌龟动了，我听见有人说。他们说寒山县被一只大乌龟驮在背上，那乌龟一般不动，但只要一动我们这里就会地震。

夜风吹在脸上，白色蚊帐有些飘荡，路边全是隐隐约约的灯光，我翻了身，侧过脸，心里想着那只乌龟的样子。

那算是一种解释，没法验证反而容易接受。因为一只乌龟。没有理由，你突然觉得事情不一样了，地震那天的感觉就是那样，瞬息之间，世界的运转方式变了一个样子，星空里，大地上，似乎有一种神秘的东西扩散了，以前你不明白，但现在你感觉到了，1995年夏天，我准备接受它。

我不知道我小舅聂小勇的看法，当时我没问他，现在也没机会问了。要是能问，我第一想问的是地震那天他为什么正好坐在教室里。按照他的习惯，上课的时候他应该去打桌球，打完喝啤酒，天黑回家。偏偏那天他坐在教室里。我不知道我们家的大人当时问他没有，但就算问了他应该也没说实话。我知道他喜欢说谎。我妈说他的话十句只能信半句。我现场见过一次，那回我姥姥和我妈钻进录像厅，把手电筒照到了他脸上，他庄重地摆手，坚决说不认识旁边的女同学。我七岁我都不信。

我小舅聂小勇读职业高中，那个学校我没去过，他的教室在二楼。那天中午，我挤出教室努力逃跑的那个半分钟，我小舅采用便捷的办法——他从教室窗户跳了下去，二楼，踩到水泥地，膝盖骨头摔成了三块儿。两天后，医生把其中最小的那一块儿取了出来。

谈论一件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很难，你的想象常常是错的，不因为别的，就因为那是别人的事情，它不是你的。现在我回忆当时的情况，第一想到的就是我小舅聂小勇左腿膝盖里最小的那块骨头。

三块骨头里最小的一块。

因为我根本没见过它，所以只要一想起来就忍不住琢磨它的样子，它的形状，它的大小。我会想到我的指甲盖，也会想到指甲盖上刚剪下来的碎屑，我会想到我的牙齿，也会想到卡在牙縫里的鱼刺。中了奖的和没中奖的啤酒瓶盖，易拉罐拉环儿，五角的硬币和一元的硬币，摔碎的玻璃碴，等等，其他动物的骨头，鸡的、鱼的、牛蛙的、烤羊腿，太多了。很多年后我吃起了烧烤就会走神，别人说话我不回答，大家也都习惯了，但我从来没说过我的脑子里其实有一块我家亲戚的膝盖骨挥之不去。

继续说地震前的事情。北京来的那些人，地震当然跟他们无关，但他们确实给我小舅的膝盖增加了一点复杂的东西。

地震前一个月，职业高中的学生排队站在操场上，一会儿稍息一会儿立正，最后北京来的人选中了队伍最末尾的我小舅。队伍散了，我小舅留下了，回到楼上的人趴在窗户上，继续往下看。

我姥姥后来是流着那些重复的眼泪重复那个场景的，但当时她根本不在场，因此我不确定是真的，但她每次说的都一样。

她说北京来的那几个人要求她小儿子先是站在那里，抬头，挺胸，收腹，稍息立正，一会儿抬腿一会儿张开胳膊，做完很多动作，最后就围着操场跑了起来。

我现在跑步有时就能想到我小舅。尤其跑不动的时候，空气越来越沉，风景恍惚，我就想我小舅那天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他跑了多少圈可能只有北京来的人知道。他一直到累得再也跑不动了。

职业高中那种地方，按照我爸的说法，跟少管所没区别，他小舅子聂小勇那天有幸被挑了出来是上天这辈子给的唯一一次机会。那个夏天，我爸口中“废物学校里的废物”，聂小勇，在四个女儿以后我姥姥四十岁生下的唯一的儿子，十七岁，他被“北京来的人”挑中了，校长和一群老师围在那里，我姥姥姥爷我妈甚至我爸都去了学校。校长故作威严地含着笑，办公室没有空调-1995年也许当时整个寒山县都没有几台空调——人太多，他们签完字出来的时候头发全都贴在脸上。

到地震那天为止，那一个月他们向所有人谈论我小舅的未来，无论因循我们那里的传统，还是基于他们对事情本身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都准备摆一个酒席昭告亲邻：1995年秋天聂小勇就要去北京当兵了，不仅当兵，他还因为“生得好”直接被国旗班选中，全县只挑了他一个，不仅没花一份钱政府还给了一笔补贴。聂小勇要去北京升国旗了。

“就是命好。”我们那里对于突如其来的好事情就这么理解。

我听说当官的下手就揍啊，说我护犊子，这回我护不了啦！我姥姥庞瑞兰那几天跟人说着说着就擦眼泪，但擦完了又补上相同的一句：听说升国旗还上电视，咱能看到吗？

1995年。对我来说，1995年是最早产生时间线的一年，从那年我们家墙上的挂历开始。我记得是一个嘴唇鲜红的女人，穿得不多，大腿很长，她倚在一辆摩托上。我一看过去就觉得她也直视着我。

有一种入侵感笼罩在我的心头。那挂历每掀一页都是一个女人，从夏天到冬天。我一个人在屋里我就不敢看它。有几次我是不小心跟她们对视，立即就扭过头往门外跑。我感觉她们危险的眼神就在我的后背上。

我跑到院子里，伸手去挠我的脖子，迎头遇到我妈。她看我慌慌张张，问我干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意思，挂历上女人的眼神很凶险，她不属于我们那里，那使我不安。

我支支吾吾，什么都没说就跑开了。要在很多年以后我才能确认当时那种模糊的感受：人跟人很不一样，你有你自己的体验，但不要奢望一定被人理解，就算是你妈也不行。

我这么想或许是在宽慰自己。那年夏天，做完手术，我小舅下了地，他的左腿站不直了。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理解他。事情不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不能理解。尤其是你不知道这中间是谁错了。

如果有一个人能承担责任就好了，我想。就像值日，负责擦黑板你就擦黑板，没擦干净就是你的责任，你不能怪粉笔。是的，我只是个小学生，世界就是学校那么大，在后来的很多年我将一遍一遍听到那种话，那种正确的话，比如人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比如人要对自己的事情负责，比如人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只要做到了你就是好的——对，好的—就跟看电视剧一样，我们小学生第一关心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好坏是第一重要，然后才是所有的别的事情，恩怨，对错，仇恨，命运，谁爱谁谁不爱谁，谁开枪谁死了，都在其次。

我小舅聂小勇做完手术那天我妈给他煮了一锅鸽子汤，说那玩意儿可以补血，我坐在自行车后座，拎着那只保温桶。到了医院我小舅一句话不说，汤要凉了，于是我被安排喝掉半锅。医院的走廊有股腥味，我坐在长椅上，喝完一碗自己倒满。鸽子的腿很细，肉少，汤的味道跟鸡汤好像也没区别。我喝得肚子咕咕响，走回病房，我小舅的一条腿高举着，膝盖上裹着白色绷带。

“哇”，就一下，我来不及弯腰，肚子里的鸽子汤吐出来了。汤溅在我的鞋上，裤子上，手上。它们泛着油花。

那天我不知道聂小勇是不是真的睡着了，他就一直躺在床上，一句话也没说。他的腿就那么斜斜地举着。

地震和地震带来的一切结束了。一种铁管焊制的架子床出现在市场上，它具有与变形金刚相似的气质，我爸把它买回来，一堆铁管，拿螺丝刀组装，把木板盖上去，形成了一个方形的小房子。安全的生活回来了，黑夜变回黑夜，我住进房子里的小房子，我又可以脱衣服了。

后面就是上学的事情，不值一说，日历撕掉一页，挂历掀掉一张，你在暑假最后几天把没做完的作业赶出来，然后上课专心听讲，一只手臂摞在另一只手臂上，发言举手，不懂就问，别跟同学交头接耳，等等等等，太容易了，你就那么干保准不会出错。我是个听话的好学生，我做对了一切，仅仅按照惯性就读到了高中。

我姥姥家搬到城里那年，我小舅聂小勇在我们那里的酒厂做司机。结婚已经七八年了，他的老婆打架，第一喜欢跟他打，第二喜欢跟我姥姥打。有一回打著打着我姥姥松手跪下了。

妈啊，我姥姥说，我亲妈。

闺女，我舅妈伸手说，起来我的好闺女。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情况，反正在寒山这些真不算特别。我妈转述的时候我不敢笑出来。也许有一种悲哀的心态在里面，我不清楚。总之，也许是借口，我忙着上学，对家里的情况不太关心，因此我小舅离婚半年多了我才知道。我家的人那段时间第一想弄明白的就是他们两个人欠了那么多债都是花到哪里了。聂小勇不说，他们也就没办法。

也许本来就不是每件事情都值得跟人说。我小舅大概就是那么想的。离婚以后，不用打架，生活突然多了不少时间，我小舅开始形成开车时候必须喝酒的习惯。他学了货车的驾照，后车厢整整一车酒。那是个不太需要动脑子的工作，我小舅每天把大货车开到包装车间的门口，打开车厢上的把手，工人把白酒一箱一箱搬上去，清点完了，签字，我小舅把车厢三面围栏拉起来，对准把手，上锁，接着把车开到应该去的地方：田野尽头的乡镇，隔壁城市，再远就是附近的省份。

寒山县，两座城市交界，北边的城市地下有煤，矿没挖完的时候富了起来，因此有饮酒的需求，我小舅的大车就是往北走，十几年过去，煤挖空了，我小舅的大车就开始往南边的城市去。

把酒送去南方，他们说。在我们那里，“南方”它不仅意味着地理方向，更意味着某种可能，某种冒险，或者某种野心，有人去南方发财，有人犯案去南方躲了，有人去了南方再也没有消息。总之就是南方。

我小舅在我们那里待到三十岁。地图显示寒山地处丘陵地带，但你站在路边不会明白丘陵是什么，你看到的是除了几座小山，更多的是平坦的田野，很难看到边。修路是我们那里特别喜欢的事情，我的记忆是路上永远有一台挖掘机扬起吊臂。那几年，跟很多高楼盖起来的时间差不多，寒山的路越来越宽，路上的坑越来越少，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畅通无阻，路的两侧种满油菜花。对我小舅聂小勇来说，事情，或者说生活，也许它看起来没有什么挑战，如此平坦，因此喝了酒才能上路开车的爱好是必要补充。

其他人看来那自然是个危险的爱好，一次两次你没关系，时间长了你肯定会把车开去不该开的地方。第一次是国道边的油菜花地，货车头朝下栽进引水渠，一只后轮朝天打转。那次是夜色遮掩，我小舅钻出驾驶室，跑了十公里，逃回家里的时候酒气还没散。

现在我妈总说，那次就不如干脆他把腿撞断，那样就没有后来跳大车的事情。可惜那次我小舅瘸着一条腿洗了个澡就把事情忘了。然后是我爸找了起重机把那货车拉回了206国道。钱自然也是我们家出的。我爸当然不想，可是我姥姥坐在那里哭，她一哭我妈就去找钥匙，然后拉开卧室抽屉。

后来是在撞进羊群的那次之后我小舅才去了南方。那天是中午，我小舅没刹车，因此我妈赶到现场只好买下了六只羊。其中一只整个搅在了前车轮里。后来喝羊汤的时候我小舅仔细跟我讲了摘羊的过程，他放下碗，把脚伸到桌子底下，抬起手，他做了一个挂挡的动作。

倒车只能让车轮转半圈，他笑着说.那羊粘在车轮上，再多转半圈又得轧一遍。

天很热，我姥姥家的空调正好坏了，风扇不太起作用，大家的头发都贴在了脸上。我们每家人出了一笔钱，凑在一起，我小舅答应去开一家面馆或者说别的，比如羊肉汤店，烧烤，总之是一个门面。她们的意思是这样我小舅就可以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

想喝酒就喝酒吧。我姥姥说。

即使是我爸也没想到我小舅拿了钱以后根本就没开店，他去办了一笔贷款，一个星期，他的那辆大车就开到了路边。

我们都知道了他是要去南方。

就算没有大车我们也觉得他待不久了，那段时间我小舅的电话很难打通，敲门来找他的人每天都有，有人要五千，有人要五万，都是债主，坐在沙发上不走，一开始我姥姥把烟灰缸递过去，两手扶膝坐着听。有一回聂小勇反锁了洗手间的门，一点动静没有，人走了他才出来，一句话没说，伸手去拿遥控器。我姥姥把遥控器抢过来摔了。她后来不再给陌生人开门，唯一破例的一回是那个站在门外半夜不走的女人，我姥姥开门打了她一巴掌。那个女人起初很有耐心，她把钱包夹在胳肢窝，站在门口玩手机，两个小时，隔一会儿就砸一会儿门。到最后她不耐烦了，唱歌一样喊起来：

没家教了，嫖娼不给钱了。

后来我明白，世上的事情从来没有什么变化，变化的是你自己。比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已经不再害怕挂历上女人的眼睛了，甚至你开始从女同学那里寻找它。就是那种感觉，除此之外一切乏善可陈，上学而已，它始终是一件漫长而重复的事情，你不想去学校但却被什么东西推动着，一种惯性或者干脆说一种安排，没办法，你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你也会试着做一些不被允许的事情，但你也知道边界在哪里，比如你会在厕所尝了一口烟但你不会真的点一把火去烧掉老师的办公室。就算他们打过你一巴掌你也不敢。说得笨拙一点，我也在期待离开我们那里，去往一个所谓的未来，也许是南方也许不是。正是那种期待使你能一天一天熬过眼前的无聊时光。

就是那样，对我来说时间是线性的，七岁十七岁，十七岁二十七岁，它往前走，它走得特别慢，它就是龟兔赛跑里的那只匀速的乌龟，一步一步，你没有什么能耐可以要求它快起来。

聂小勇也许不一样，我想，可能他是兔子。兔子愿意快起来就可以快起来，兔子是拦不住的。

我小舅去南方待了十年，开大车搞运输。大车，高速路那些像小房子一样移动的庞然大物，晃晃悠悠，他把南方的鱼运到北方，把北方的炭运到南方。我读大学了，在网上能遇到我小舅，QQ显示定位，每次他都不一样，大部分时候是沿海城市，港口，码头，运货卸货，只有到了春节他才回家。

我在冬天回去寒山，看见聂小勇的眼皮渐渐耷拉下来，他整个人像是肿的。小时候我在泥地上摆弄过雨后的蚯蚓，我记得它们的身体，半透明，像一层薄薄的塑料包裹了很多水。

我想我小舅不一样，他的皮肤包裹的是酒精。也因为粗了一圈儿，走路时他的左腿好像需要專门发力才能拖动起来了。

好吧，跳大车。

前年春节，大年初三的晚上，桌上只剩我和我小舅两个人。那年我三十岁，开始闻出了酒的香味，那就像某种成功的辨认，之前那么多年你认不出它是什么，但突然从哪一天开始你身上的某个开关就启动了。我喜欢酒精带来的那种轻盈，飘飘荡荡，它使世界变小进而变得安全。聂小勇显然欣赏我的这种变化。他把我姥姥家积累了一年的酒从储物间搬到脚边，起初是白酒，后来我们换成啤酒，我吐了两回，我妈咬牙骂了几句，我姥姥却乐呵呵地笑了出来。我妈的骂声和我姥姥的笑容包含一种共同的东西，一种对历史的确认，似乎我们那里的男人或早或晚该有这一天，这天他会摔倒在厕所里，用熟悉的节奏把肚子的酒和菜一下一下地吐出来。那种混合物穿过喉咙的声音很恶心，但它似乎是第一正确的。

我洗了脸，回到桌边，酒杯已经重新倒满了。我小舅聂小勇露出那种满意的笑容，一只手搭到我的肩上，另一只手捏起了酒杯。

回来路上差点跳了大车，我小舅把杯子放回桌上，盯着我说。

什么？我问。我伸手去抓酒杯，抓了一下抓不住。我的手有点晃。

我小舅很满意地盯着我的手，等我尽力把酒拿起来，这才跟我碰了碰杯，然后他一抬头，用一个幅度超出必要的动作仰起脖子，咕噜，我听见酒滑进他的喉咙，然后他发出悠长的吸气声。这样的情况我很了解，这说明他喝到了第一个好阶段。

至少两回我想跳，我喊醒了邹四，邹四你知道吧，蹲过的那个，他不敢，说先等等，行啊四哥，那就等吧，我跟你说啊外甥，我的手心都是汗，我小舅说，方向盘都滑了。

我了解那个名字，邹四，小时候也见过一回，亲戚的亲戚，我对他的印象是他一出现我爸就起身走。因为是长途运输，一般至少要两个司机，一个开车一个休息，同时也为了安全。邹四开车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想他至少能保证安全，他胆子大，因为不怕坐牢，所以不怕拿一把小刀捅三个人。

我知道我小舅谈到邹四这个名字的用意，他是说连邹四都不敢跳。

跳大车，你听懂了吗？我小舅把一瓶酒翻转过来，瓶口对着杯子，酒没了，它摇出来最后几滴。我们那里叫它发财酒。 什么跳大车，我说，从大车上跳出去？为什么要跳出去？

我仰头靠在了沙发上，我觉得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小球，它从小变大，它开始扩张了，它想撑坏我的头。我看着朦胧的灯光里我小舅聂小勇又开了一瓶酒，给我倒满又给他自己倒满。

我站起身在屋里走，先是摸了一把电视机，又站在了洗手池前面，我看着洗手台上的镜子。酒精来了我的眼睛里，镜子里我的眼睛是兔子那样红。

前面有车刹不住，不跳就撞了，撞车不肯定是死吗？他说。

我看见镜子里的聂小勇在我身后举起酒杯，扬起脖子一口吞了下去。他那种面无表情的自若会让你觉得他能一直那么喝下去，如果不是我姥爷这时候走过来。

喝吧，我姥爷说着，捡起一个瓶盖砸进沙发边的垃圾桶，喝干净，喝死也不多。

他就像是把攒了一年的劲儿都摔到门上了。一阵风刮到桌前，刮过我们的脸。

聂小勇歪嘴笑了一下，低下头.一只手叩在自己的大腿上，另一只手摸起筷子。盘子里的菜已经不多了，他拿筷子翻了两下，挑了一块鸡骨头，一口送进嘴里，嚼完吐出来，然后拎起脚边一瓶酒，起身往门外走。

他第一步没站住，扶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在我姥姥和姥爷的争吵声里跟着出了门，下了楼道走到小区院子里，聂小勇一手拎着酒，另一只手捏着一根烟。我们那里春节那几天常常会下雪，因此那天的地上是雪白的。没有风，烟在雪光里飘得很慢。

去车上看看，聂小勇说。他说完就开始往外走。

我们两个出了小区，走在街道上。街边是门店，地上布满爆竹的碎屑，空中的火药味一丝一缕，跟我噴出的酒气混合起来。禁止燃放鞭炮的要求已经很多年了，但显然不会有效果。寒山县的人需要在春节听到声响，这样的习惯也许延续了几百年。

我们走了几百米就走到了206国道，国道这一侧是城市，另一侧是农田，国道边是一座加油站，它连着一块水泥停车场，侵入了一块农田。加油站亮着几盏灯，一排大货车横竖停在雪地里，规规矩矩，远看起来你会觉得像是小孩仔细排列玩具那样整齐。如果放弃周围的参照物，只是把一片白色的雪地作为背景，你会觉得那些货车太小了，你在眼前伸出手掌，它们乖巧地停在你的手心上。

我小舅走到一辆车前，从裤兜掏出钥匙，伸出手抹了抹门把手上的雪，拉开门，把酒瓶交给我。上去，他说。

我从车头绕过去，扬手打开副驾驶的门。大车很高，驾驶舱要拉着门把手跳上去才行。副驾驶座上是一双油乎乎的手套。也许是邹四的。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准确称呼我们那里。南方人说我们是北方人，可是我常常误以为它已经是南方了。也许它算不算南方取决于我从回忆里挑出什么。如果是挑1995年的地震，我在深夜推开蚊帐，沿着路边的呼噜声逃走，小跑几步来到河边，我把尿浇在河水里，草丛塞率，扑通一声，有青蛙跳进了水里，我想我们是南方。如果挑的是十七岁，我钻进一间网吧，电脑屏幕闪着光，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完整的女人，记住的却是屋里那种电线的煳味，好吧，那种感受勉强也算南方。再往后就是那个春节的夜里，我小舅聂小勇喝了酒，开着他的大车带我在县城绕圈儿，天空里像是撒了薄薄一层面粉，路上雪滑，聂小勇眯着眼睛，我怀疑我们闯了不止一次红灯。

开出城区，开上环城公路，提高速度以后我们没关窗，外面的冷风就着雪打在脸上，我的牙根冻得开始疼了。

聂小勇扭头郑重地看了一下我，那眼神的意思是“你看好了”，接着他猛踩了几次急刹车。

车子仍然往前走。我觉得我的酒醒了。

不是你想刹车你就能刹住的，我小舅满足地完成了演示，说，没开过大车你不明白。

车子晃悠悠地继续走，很久才减下速度，车底一声叹息，我们停在了一根路灯下。

我的脚一落地我就开始吐，我把剩下的酒全吐了出来，最后酒没了，吐的是一些发苦的水。它们在雪上融化开。

有时候是下雪，有时候是下雨，有时候是坡太急，我小舅说着，一边抽烟一边站在身后拍打我的后背，有时候是下坡太长，踩刹车没用，停不住，前面要撞了，你就得跳大车，我小舅说，拿大衣把头包住再往外跳。

有人跳过吗？我问。

我弯着腰哼鼻子，我想把鼻孔里的菜渣哼出来。

敢跳的不多，我差点，说着我小舅向我伸出食指和中指，比画出“二”的意思，但是他的手指夹着烟，烟晃了一下，他又合紧两指，夹住它。

有两回，他说，邹四不让跳。

聂小勇说完把烟含在嘴上，两手去解腰带，背对马路，他把尿排在了雪堆里。

远处的鞭炮开始炸了起来，哔哔叭叭，响声越来越大。我知道十二点到了。春节的夜里到了十二点就有人点燃鞭炮，以前住平房是拿一根竹竿到房顶挑着，后来住楼，大家就走去天台。

爆竹交汇在一起的声音使远处的天空发出嗡嗡的轰鸣。也许我们那里的天空才有那种声音。

我们重新上了车往回走，空气里的火药味好像越来越多了。

你知道跳大车吗？后来我喝了酒就喜欢那么去问饭桌上的人。每个人都没听说过，我就知道。

大车你们总见过吧，我说，路上那些货车，比小车大太多了，摇摇晃晃，超载，它们把这里的东西运到那里，开得很快，刹车经常失灵。

不是我瞎说啊，我拿起酒杯，我可真研究过，大车开久了刹车油容易沸腾，一沸腾刹车就失灵，还有下雨，下雪，下长坡。你刹不住车了你就得跳大车，车上有军大衣，你包住头再往外跳，车？车就不要了。

那些黑暗里闪光的东西你会记得清楚，比如京沪高速公路上照进眼睛里的车灯。尤其那些大车的尾部。司机往往在车尾加了彩灯，很远你就看见它们。那几乎是夜色里最亮的东西。你会觉得它们挂着星星在走。我开着我的小汽车，加速超过它们，在经过一侧的时候心里会抖一下。我会想到我的小舅，我想他的车就在某一处的高速上，也许他刹不住车，也许他真要跳了。

我看着高速路两侧的铁栅栏，想到我小舅的话，拿大衣抱住头，拉开车门跳出去，人会不会扎在栅栏上？要跳得高一点越过去吗？

要是真刹不住了也可以等等，我想，如果他有耐心并且运气好，每隔几十公里就可以等到一条避险车道。那种车道是高速路上斜出来的分叉，像多出来的一条腿，高高地斜举着，失控的大车可以冲上去，那是停下来的最后一个办法。

有一次我真把我的小汽车开了上去。那车道上长满杂草，草丛里的路面是一层一层楼梯那样的台阶，车轮压上去，我的小车吭哧吭哧，磕磕绊绊地停住了。一瓶水洒在座位上。不知名的绿草几乎掩埋了我，草叶盖在车窗玻璃上。我推开门下车，在草丛里往前走，好吧，我看见枝叶的尽头就是悬崖。

跳大车的故事，我接着说。

有一条河拦在寒山县的南边，经过大桥才能去南方，那桥上出过几次我们那里都记住的事儿，一回是个老太太，她蹬着三轮车过桥，走到中间歪头去世了，脚还蹬在那里。还有一回是个学生，13岁小孩，跟我一个中学，酒后跟同伴吹牛，拿小刀捅了一个刚过桥的路人，正中心脏。

然后就是跳大车那回。去年春节，我们那里还没下雪，有几个警察守在我们那里的桥尾查酒驾。那辆从城外方向开来的大货车在另一侧冲上桥头，没有减速，车倾斜着贴近了桥的围栏，驾驶室突然開了门，一个人影跳了出来，飞进了河里。大车晃悠悠继续往前，撞歪了桥头的警车，冲下桥，撞到路边的一棵树上，翻了半边，车轮继续打转。

就像个王八翻身了，脚还在转呢，现场的人那么说。我们那里王八就是乌龟。

那个春节我第一次见到捞尸的蛙人，两个，穿得真像青蛙，我们花了两万块钱把他们请来，第二天早晨他们才肯下水，到中午才把我小舅找到。他躺在岸上，我走近的时候看见他的眉毛已经结冰了。

酒驾嘛，罚点钱，最多车不要了，我们那里的人到现在还会说，那傻逼怎么跳河了？想死拦不住，他们说。

生活先是会教我们学会反省，然后才让我们明白反省其实永远没用。我真想让他们闭嘴。我想说如果事情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就最好闭嘴，你最好一句话都不要说。

闭口不言的人也有，我见过一回，却又觉得冒犯了他们。应该是高中毕业的夏天，我蹬着自行车把寒山转了一遍，比想象中大很多，某些区域竟然一次也没去过。好比电脑游戏里的人物第一次去了地图里那些阴影处。有一块是开发区，粉尘世界，连路两侧的树叶也全都贴了一层土;有一个山脚下的戒毒所，招牌很大，门口蹲着一些似在等人的亲属，气氛哀恸，有人捂着脸哭。在城边国道的拐角处，我进了一所学校，操场的杂草比人高，一座楼下坐了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我走近了，问他们哪里能喝水。没人说话。我记得他们看我的眼神，木然，平静，一种跟眼前的世界毫无瓜葛的态度，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聋哑学校。我们那里真正的沉默之地，那天我是个入侵者，我忘了说一声抱歉。

如果你是一只鸟，或者一架飞机，都行，你飞到1 995年的我们那里，稍稍低头往下看，你会看到一个很小的学校，只有一栋楼和一块操场，操场上一根旗杆，周围规规矩矩站了一片小孩。最前面的小孩是少先大队长，表情严峻。大队长的右手举过头颅。其他人，少先队员们，大家看着他，几乎有点激动，他们的红领巾在胸前飘扬着。老师说那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音乐响了，大队长带着两个人走上去，他们就是护旗手了。一个人把旗子往空中抛了一下，大队长昂起头，很严肃地开始往下拖拽。定滑轮和动滑轮的组合——奇妙的组合——你往下用力那东西往上走。

我们是每个周一的早晨站在那里升旗的，国旗升上去接着是一次演讲，常常是女同学，她们用尖细的声音讴歌我们来之不易的生活。

有一个站在末尾的小孩很紧张，他的两眼一直盯着国旗。他是在盘算着音乐终止的时候那旗子是不是刚好到达顶部。有时候升旗手动作太慢，音乐完了还没到顶，一用力，旗子就猛地蹿了一下。

那小孩是我，我在想我的小舅，我想他本来该去北京升旗，说不定运气好也是升旗手。他准备秋天走，但是我们寒山县下面的乌龟动了一下，然后我小舅他就没去成。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那里一句话都不说，我把他的鸽子汤给喝了，喝完又吐了出来。我记得那天升旗后演讲的主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省同胞向我们伸出了援手。我们县志第215页有记录，1995年9月，寒山县5.1级地震，经济损失800万，86人受伤。我不知道那86人是不是包括了一个叫聂小勇的人，他有一小块儿膝盖骨没了。我没见过那块骨头，我不知道它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