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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精神之光

2019-08-22李天斌

雪莲 2019年6期
关键词:民谣肉体小溪

我始终相信,作为民谣,它一定是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植物,无论是从肉体还是灵魂而言,它一定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或可说,一块土地,其精神的丰沛或是贫瘠,一定都与民谣的是否深入有关。到一个人,如果在其精神的血脉和枝蔓里始终有民谣的植被在那里郁郁葱葱,这个人则一定是有着某种诗意的信仰,就像荷尔德林的“诗意的栖居”一样,这个人,必定会让我们看到其跟大地“根土相连”的生命意识,亦可看到根植于大地深处的来自肉体与灵魂的最深切的皈依。

在读了史小溪记录和描写陕北高原的散文集《最后的民谣》后,这样的感觉再一次佐证了我对民谣以及渗透在民谣里的那些生命律动的理解和猜想。且让我们先来读一读史小溪在《最后的民谣》里摘引的一段信天游: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

受苦人盼望过好光景。

打碗碗花就地开,

你把你的白脸脸转过来

这只是遍地生长在陕北高原上的信天游其中的几句。但就只这几句,却已把陕北高原的生活与爱情的情态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了,同时表现出来的,还有个体生命所寄寓在那块土地里的渴望和祈祷,所建立起的生命意识和情结,所缭绕不化的来自生命的向往和礼赞。

当然,这里的“民谣”,指的是狭义的具体的民歌意义上的民谣。我真正想要诠释的是广义上的“民谣”,是史小溪笔下的陕北高原上生长的一切物事,一切生命,以及贯穿其间的一切内在的精神秩序。

不过。这由小到大,由此及彼的象征性的深入,却是相通的。事实上也是,当史小溪面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陕北高原一次次吟唱时,当他满怀深情地说出高原的一事一物,说出生于斯最终也隐于斯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情态时。他的确也正是说出了他对一块土地所寄寓的全部理想,尽管他所用的是挽抚的方式,尽管他在怀着善良的愿望的同时,也真切地知道生长在黄土高原上的一切“民谣”,生长在高原上的曾经美丽的精神风景正面临着解构甚至消失的命运。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之所以不朽,是因为诗人说出了一种共通的生命情愫。如果放到文学写作的背景之下来考察,诗人还说出了一个作家与地域的关系。古希腊哲学家、诗人德漠克利特说:“具有一个好灵魂的故乡,就是整个世界”。一个特定的地域对于作家而言,一定是其“肉体与灵魂的根据地”,是其写作的“精神原乡”。譬如美国的南方小镇之于福克纳,中国的湘西之于沈从文,中国的山东高密之于莫言,等等。正是这些“肉体与灵魂的根据地”,为这些作家提供了写作的资源,同时也让他们得以打开并洞悉了生命最大的可能性——文学写作的出彩和魅惑也就在这里揭示出了它应有的价值和意义。我想说的是,陕北高原之于史小溪,其实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和意义上的一种精神坐标,正是天荒地远却又精神沛然,正是质朴粗犷却又婉约细腻,正是苍凉无限却又深邃无比的陕北高原,让史小溪寻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学视角,找到了他独特的文学审美,尤其是,正是这样富饶与贫困相互交织、荒芜与诗意互为映衬的独特地域,蓄养了史小溪浑厚饱满的文学地气。

这样的生命的互相渗透的关系,在史小溪的笔下随处可见。“一次次投进你,不知道、不知道我在你身边……一次次离开你,才知道、才知道你在我心里……”这是史小溪在《母亲,儿向你忏悔》这一篇文章里摘引的陕北民谣,接下来,史小溪还这样写到:“我曾在清明节祭奠过那份远去的爱。我拿出我所有出版的书,我将那些厚薄不一的册子挂在她的坟冢已经显出陈斑的幡魂杆上;母亲,这就是你孩儿的全部。”在这里,史小溪用自己的文字所虔诚地面对的,又何尝仅是他的生身母亲呢?又何尝不是那一块孕育了他的生命与文学之气的陕北高原这位广义的“母亲”呢?

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认知,我们对散文集《最后的民谣》的解读难免就流于肤浅了。因为如果仅仅是出于对“肉体与灵魂的根据地”的满怀深情,这也不过是一切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共有的属性。试想,如果一个写作者失去了一份对“肉體和灵魂根据地”的感情,还能写出让读者为之共鸣为之感动的篇章吗?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的感情不过是写作的基础,真正能打动人心的,真正能让文字出彩并魅惑呈现的,还是一个作家笔底之下的修为,譬如思想,譬如学识,譬如修养,譬如对于语言的驾驭,譬如对所操持的文学样式的理解和把握,譬如对传统叙事的继承和创新,等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史小溪的《最后的民谣》,一方面,对肉体和灵魂的情感的深度皈依使其获得了生命的温度和厚度;另一方面,深厚饱满的文学之气则赋予了其文字乃至思想和精神的与众不同的光芒。

对散文写作的认知,尤其是对西部散文写作的实践,史小溪一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四月黄昏的对话》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西部散文除了它的地域民族色彩外,还要有它的寓意价值,生命激情,西部散文家应该努力去寻求、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世界,从地域文化深层去挖掘她内蕴着的丰富的精神资源,独特的人文自然价值,写出全人类相通的那种精神向度和生命纬度。”“当代艺术散文,就是人性、人的命运、人的存在的叙事,而重心则是生命存在的表达。”我以为,《最后的民谣》的写作,正是有效地诠释了史小溪对于西部散文的认知和实践的最好文本,同时也是构筑他自己甚至是西部散文的标高之一的成功探寻。

史小溪是陕北高原所有物事以及生命的记录者,但他更是一个思想者。在他所面对的物事和生命面前,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过程本身,而是充分调动来自肉体与灵魂所能呈现出来的精神要义,去实现对物事和生命的深度掘进和抵达。在他看来,“思想者对人类命运有一种真诚的忧虑和终极性的关怀,思想者总是踏着一条布满荆棘蒺藜的路”(《思想者》),于是乎,在走进(或是重新走进)陕北高原的一事一物、一切生命的时候,史小溪都给予了“真诚的忧虑和终极性的关怀”,譬如对陕北高原缺水的忧虑,对贫穷与落后的忧虑,对生存困境的忧虑,一直到对那些临即将消失的信天游的命运的忧虑,对某个村子“一方面是对儿子找不到媳妇的严峻现实,一方面却又渴望把女儿嫁到大川道条件好的村子”、这样“自绝于世”的忧虑的每一个细节,史小溪自始至终都从精神的层面上给予了关怀,就像福楼拜说的“他像一架抽水机,有一条大管子,下到事物的脏腑、深奥的地层。他往里一吸,就见人眼看不见的地下的伏流,成为大股涌泉,朝阳光一般喷了出来”,他以文学的形式在“地底下”作了深入的思考,充分体现了一个作家敢于担当敢于直面现实的情怀和良知,——我们虽不敢说这样的情怀和良知就具有了拯救的性质,但至少,在一份“真诚的忧虑和终极关怀”里,我们已经清晰地触摸到了来自文学的某种真谛,让人温暖和感动的真谛。

在为生命忧虑和关怀的另一面,史小溪的文字,却也自始至终地充满了昂扬向上的生命激情,把一块土地丰厚的生命底蕴表达得淋漓尽致。譬如他这样描述黄河的某一段:“千山飞崩,万岛迸裂。巨大的毁灭巨大的再生。此刻,吞天吐地的壶口大飞瀑,正挤压着旋转着呼啸着浩荡而来。上游数百米宽阔的茫茫河面,突然在这里急剧收缩,收缩,收至三五十米一束壶口,然后一跃入无底深渊……”譬如他这样描述一条冰河:“春流滚滚,春潮融融。晶莹的透亮的冰块在淡黄的洪流中翻搅着、碰撞着、角逐着、裂变着、杂乱无序地漂流。站在河岸,仿佛整个宇宙都在轰鸣,喧响,腾跃,震荡。”与其说这些都是色彩斑斓的词语,倒不如说在这样的字里行间,其实便是史小溪在肉体和灵魂深处一直蕴藏着的精神的悸动和呐喊,一种喷吐而出的苍茫博大的浩然之气,这样的气息不单使其文字充满了铿锵之气,更让人在一刹那之间就感受到了来自陕北高原的灼热的生命气息,似乎握住了来自那块土地的生命的绵延不断的温情和厚度。

而仔细想来,这样的颜色和质地,不也正是从那陕北高原里遍生的信天游里长出来的吗?我们再来读一读以下几句:

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

几十几道湾上几十几只船

几十几只船上几十几根杆

几十几个艄公把船来扳

我晓得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

九十九道湾上九十九只船

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杆

九十九个艄公把船来扳

倔强、豪迈、悲怆、不屈,——我一直相信当这样的精神血液流淌到史小溪的肉体与灵魂,再到他的文字里时,便自然地形成了他刚劲奇绝的叙事风格和抒情语调,并构成了他精神质地的明显标志和烙印。

这似乎也还说到了史小溪的散文语言。史小溪的散文语言,除了刚劲奇绝之外,我以为还有就是“深接地气”的温润之美,仿佛就像陕北高原上的任何一株植物,总是深入到地底之下,一起享受那来自大地深处的甘霖和雨露的滋润,总给人一种鲜活的露水汤汤的养心悦肺的感觉。或者说,它分明就像陕北高原上干旱季节,久盼而来的一场春雨,落啊,充沛的喜悦的唰唰下着春雨。他的散文语言,来自陕北这块文化底蕴深厚而又色彩独具的山川梁峁沟壑河谷。他说过,“写出陜北的色彩和生命质量来”的话,譬如他在《陕北八月天》里就写道:“——哦,我的黄格灿灿、红格丹丹、绿格莹莹、紫格楚楚、蓝格瓦瓦、黑格玖玖、白格生生的,五彩斑斓的陕北八月天啊!我的甜格浸浸、香格盈盈、酸格溜溜、俊格蛋蛋、丑格乎乎、巧格灵灵、自由自在、富足、丰饶和温暖的乡村八月天啊……”野突突的,火辣辣的,也是率真和质朴的,就像陕北高原上遍生的兰花花,就像山谷背洼上红艳灿亮的山丹丹,透着大地和植物的芬芳,只一嗅,便在你的心上留下了永久的馨香,携带着鲜明的地域特色的馨香,不可复制的馨香。

而这一切,如果综合起来考察,我以为可以体现出两个明显的美学特征,那就是诗意与文学感动的渗透和再现。也就是说,在史小溪的散文集《最后的民谣》里,以诗歌的形式,我们看见了来自黄土高原的一物一事乃至一切生命既悲苦又欢欣,既失望又充满希望,既困顿于日常的物质贫苦又植根于精神富饶的“诗意的栖居”;而也正是在这一“诗意的栖居”里,我们一次次获得了文学的感动,感动于一块土地的生命启示,感动于一个作家跟一块土地血水相连的深情回望、挽抚、温情,以及那始终充盈着灵魂和精神之光的祝福……

【作者简介】李天斌,男,黎族,1973年生,贵州关岭人,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北京文学》《散文海外版》《作品》《文艺报》等报刊。获贵州省专业文艺奖,贵州省高端文艺平台奖等省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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