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豪琪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清代承袭明代的征漕制度，每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8省征收约400万石漕粮，运至北京、通州的粮仓，供京城皇室、官僚、军队食用。漕粮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第二来源，且涉及京师官兵俸饷。为此，清政府设置了大小官员负责漕务，制定了严格的漕运制度。受限于时代及体制，漕政弊端丛生。漕务与漕弊相联系，作为一种常态而存在[注]漕政指有关漕粮征收、监兑、督押、领运等国家性规章政策及办法;漕务指大小官员征收、运输漕粮等地方性事务;漕弊指官员在办理漕务时出现的积弊。“漕政”“漕务”与“漕弊”，从概念范畴和事实上的逻辑关系看，由上到下为漕政、漕务、漕弊。。柯悟迟指出：“苏属漕弊，处处不能净尽，而常、昭则尤甚。”[1]31846年昭文县[注]清雍正二年(1724 年)，析常熟县东境置昭文县，以琴川运河为界，两县治同城。辛亥革命时昭文县与常熟县合并，仍为常熟县。发生民众抗漕罢租事件。

1 道光时期漕弊概况

1.1 浮收勒折问题

清朝中期以前，民众交漕以米、麦、豆等为主。官员的漕务支出、运丁的运输费用、周转中的漕粮损耗等均需百姓承担。百姓除了交纳漕粮正额外，还需交纳耗米、附加税，用于漕运开支。在实际运作中，浮收被各级官员及地方大户贪污分肥。道光时期(1821—1850年)，运河漕运衰落，米价波动，自然灾害多，影响了漕粮征派。为保证京城如期收到漕粮，各地改变征漕方式，将完漕改为折征，即粮户按要求上交货币以代替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