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王妮，陈俐伶，刘 博

甘肃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乡村振兴战略基本原则之一。本课题关注甘肃省集中连片地区农民主体参与性现状，探讨农民主体参与性根源，致力于提出提高农民主体参与性策略的研究，推动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一、核心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主体性”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与客体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本课题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和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界定本课题研究的“农民主体性”主要指甘肃省农民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法，结合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兰州市榆中县、白银市靖远县、定西市岷县、天水市甘谷县和清河县、平凉市泾川县和灵台县、陇南市宕昌县、庆阳市正宁县、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张掖市甘州区、酒泉市肃州区，共计10个集中连片集中贫困县和2个非贫困县区开展调研，共计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44份，有效回收率为97.6%。之后通过SPSS软件，分析和对比相关数据，分析甘肃省农民主体参与性现状，进一步探讨其关键影响因素。

二、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农民主体参与性表现

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指明了我国农村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一）产业兴旺过程中的农民主体参与性表现

产业兴旺既是乡村振兴的最主要动力，也是农民“钱袋子”的最主要来源。调查数据显示，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县农民了解本地的主导产业主要为“种植业、中药材、蔬菜”，说明农民对当地产业情况总体了解程度较好。在对当地产业发展困境的调查中，集中连片贫困县农民认为“地理环境脆弱，自然灾害多；产业规模过小；科技含量低”是最主要原因，分别占比“32.2%、29.4%、21.1%”，合计占比82.7%。分析甘肃省农民了解当地合作社的情况，51.5%的贫困县农民表示当地没有合作社，38.8%的非贫困县农民表示当地没有合作社，低了12.7个百分点。有意思的是，在认为当地有合作社的农民中，贫困县农民表示参加的比例却略高于非贫困县农民，前者为31%，后者28.6%，这是否意味着贫困县农民在近些年的乡村发展过程中，对合作社的了解和认知更多一些，对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更明显一些？

（二）生态宜居过程中的农民主体参与性表现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因此，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调查数据显示：贫困县地区农民对“本村村容村貌”总体满意的人数比例为77.8%，对“退耕还林”总体满意的人数比例85.6%，日常生活垃圾依靠“家庭自行处理”的比例最高，为46.6%；“分类收集、专人处理”的比例为37.3%；几个数据表明，甘肃省集中连片地区近年在环境整治，退耕还林等涉及乡村生态方面力度较大，老百姓对此总体比较认可和满意。但是农村垃圾清理依然任重道远，“分类收集、专人处理”的比例较低，同时，普通农民对分类清理垃圾的了解和接受程度也较低，有村民表示“村里就一个大垃圾桶，过去扔太麻烦，都是自家烧掉或扔掉了”。

（三）乡风文明过程中的农民主体参与性表现

农村要发展，不仅需要依靠产业这样的外在支柱，同时也需要“尊老爱幼、谦和礼让”这样的乡村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孟子便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倡导邻里和谐，社会关系融洽。调查数据显示，在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县，存在的不文明现象主要有“迷信、学生辍学、不孝顺父母、打架斗殴”等，究其原因，当地农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传统习惯遗留、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孝道丧失、乡规民约失效”等，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目前开展的乡村文明文化活动，主要有广场舞为主的文艺表演和村容村貌治理活动，而有关“道德讲堂、政策、法律知识讲座”等倡导乡风文明的活动开展则较少，而在河西酒泉肃州区、张掖甘州区等一些非贫困县，道德讲堂、乡规民约开展落实的相对较好。

（四）治理有效过程中的农民主体参与性表现

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民能参与其中便能降低基层治理的困难，实现双赢局面。调查数据显示，在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民对基层治理的参与意愿较明显，如在“是否愿意参与本地公共事务管理”的调查中，“非常愿意、比较愿意、一般愿意”的人数共占比85.1%，不愿意的人数仅占14.9%；在“是否了解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中，“了解或参与投票”人数占比67%；在“对本地区村务公开情况是否满意”的调查中，“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满意”的人数占比70.5%。说明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老百姓参与基础治理的内生意愿较明显，这也是当地落实乡村振兴的重要优势所在。在基层治理落实过程中，如何将“农民的参与热情和政府的资源转移”有效对接，应是当地政府认真思考的问题。

（五）生活富裕过程中的农民主体参与性表现

“生活富裕”是继新农村建设中提出的“生活宽裕”之后，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出的更高目标。通过整理访谈资料，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县的很多老百姓一边肯定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太多了”，同时也流露出对未来生活某些方面的担心和对城里人生活的羡慕和向往，如不少村民表示“担心以后生病，一生病拖累一家人，也希望“和城里人一样，有较多的养老金”。近些年，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的支付，农民总体生活质量总体有了很大改善，调查数据显示，认为本村“极少停电”的人数比例占68.9%，“自来水通水和定点取水”的比例占到59.8%。同时，农民对本村道路建设、住房条件等方面也呈现出总体满意的态度。（见表1）

表1 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区农民对本村公共事务的调查汇总（单位：%）

三、甘肃省农民主体参与性现状的分析和讨论

笔者在2017年1月—2月，在甘肃省14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调查，了解甘肃省“精准扶贫政策过程中农民主体参与性”的情况。2019年1月—2月，笔者在甘肃省10个集中连片集中贫困县开展“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民主体参与性”的研究。中间时间间隔两年，农民主体参与性的表现呈现出正向发展的趋势。虽然两次调查样本在地域上不完全吻合，但前后两年的样本均选自甘肃省集中连片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乡村振兴在甘肃省贫困地区的深入落实，农村的村容村貌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逐渐提高，农民对乡村发展和建设有了更多的参与积极性。（见表2）

表2 不同时间农民对本村公共事务的满意度汇总（单位：%）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甘肃省集中连片地区农民的主体参与性依然不容乐观，距离主体性要求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还相差很远，距离农民现代化的目标，也有很长的距离。

四、甘肃省农民主体参与性较低的原因探析

甘肃省集中连片地区农民对乡村发展、公共事务的关注有所提高值得欣慰，同时，当地农主体参与性总体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分析相关原因，总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传统原因

中国封建时期历时2000多年，君主专制在明清更是达到巅峰。“君贵民轻，大政府、小社会”的思想在普通农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只要“不牵涉自身利益”，农民大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做”，越是偏远、越是落后的地方，这样的“等、靠、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思想越是明显。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县，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农民与外界互动交流较少，传统思想影响明显，现代民主思想影响还十分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二）农民自身原因

“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已是社会共识，但在农民群体中的影响依然较弱。很多农民表示“对和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事情比较关注，但是对公共事务便不太关心，觉得自己既没能力去干涉，也不太想去参与”。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不容乐观。总体接受教育年限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人数占比69.5%；同时，当地女性接受的基础教育水平明显低于男性，数据显示：当地男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27.58%，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41.38%，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23.28%；当地女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48.05%，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22.08%，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比例为15.5%（见表3）。值得思考的是，当地女性在大专和本科及以上的教育水平，出现高于当地男性的趋势，这是否说明女性在智力和接受教育能力方面并不低于男性？基础教育低于男性，是否更多是当地传统观念的影响？

表3 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男女性别和接受文化程度的对比汇总（单位：%）

（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原因

甘肃省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连续多年排名靠后，以近三年为例，2016、2017、2018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大陆31个省份排名第27位。甘肃省集中连片地区自然环境更为恶劣，交通不便，缺乏支柱性主导产业，当地的“种植、药材、养殖”等农作物大多数主要依靠各家各户精耕细作的小农经营，抗风险能力弱，科技含量低，缺乏产业品牌和龙头产业带动，集体经济合作社数量偏少，影响力有限。这些因素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低。同时，因为当地经济水平落后，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村里留下的“613899”部队，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生活，很难参加公共事务，这也加剧了贫困地区乡村凋敝的速度。

（四）基层政府层面原因

2017年国家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随后出台的《乡村振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但不可否认，中央政府层面认可的“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在农民层面依然淡化。探究其原因，除了历史传统、农民自身、地区经济发展等原因，基层政府自上而下的单项工作方式或许也是影响农民主体参与性的原因。中国的问题在农村，农村最主要的问题在农民，而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又是什么？这应该是每一位农村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思考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就应该切实在农村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农民的切实需求。正如有农民反映的那样“最需要土地测土这样的农业技术，但是上面下来的少，靠自己又没有能力。对精准扶贫和惠民政策最满意，因为自己确实享受到了实惠”。

五、提升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区农民主体参与性的策略

（一）加强农民素养，提升参与内生动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在湖北定县等地开展平民教育实践，试图通过开展“教农民识字，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的教育”，培养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新式平民，达到人人识字的目的，继而实现强国救国。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稀缺，教育质量低下。因此，要提高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民主体参与性能力，就必须提高当地农民的知识程度。而提高当地农民的知识程度，就必须依靠当地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加强对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资金、人力等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投入，提高当地青少年儿童文化教育水平，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和可持续动力。同时，注重提升职业培训质量，培育乡村能人，也是提高当地平民的主体参与性的重要途径。

（二）移风易俗，改变贫困文化

贺雪峰在《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一书出明确提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往往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考虑贫困地区的文化，简单地进行帮扶往往适得其反”。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精辟地指出：“文化力量是塑造社会背景的能力，文化价值观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指出了个体和社会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同理可知，甘肃省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除了地理环境封闭，自然环境恶劣，当地农民自身的“保守、不敢尝试新事物；闲暇时间打牌赌博，缺乏提升自我能力的意识”等贫困文化也是重要原因。

因此，在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积极开展“道德讲堂、法律讲堂”等讲座，修缮乡规民约，改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改善其落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效果。

（三）了解农民基本需求，回应农民利益诉求

贺雪峰在《治村》一书中指出“自外而内的资源与自上而下的村民自治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农民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调查数据显示，当前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民，最希望得到政府和社会帮助的依次为“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扶持创业，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培训技能、提供市场信息，提供社会保障力度”等。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民表示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农业效益不高，缺乏知识和技术，没有打工途径以及不能及时掌握市场信息”等。可见农民对于土地的效益诉求非常明显，除此之外，对未来的担忧，如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也十分关注。

因此，政府在转移资源和自上而下落实相关政策过程中，应重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民的心声，了解农民的迫切需求并加以有效回应和对接。通过稳定土地承包和流转政策，提高农民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的支付水平，并通过建立小城镇不断改善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建设，逐步缩小城乡主体身份差距，让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市民一样，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二等公民”。

（四）借助社会组织，调动民间力量

乡村组织是建设乡村的主要力量，如集体经济合作社有效规避了农户分散经营和销售的不足与风险。但是在甘肃省集中连片地区，农民参加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比例较低，社会组织总体发展较慢，影响力较低。

因此，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应大力培育市场主体与民间组织，加大对各类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鼓励和支持慈善组织、志愿者团体、公民个人等参与到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经济合作社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等特点，整合农村分散的资源，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吸引农民返乡创业，使农村主体留在农村。只有农民真正实现衣食无忧，看到产业发展给自家代理的实际收益，生活质量得以提高，确实体会到“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才有可能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过程中，充分发挥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六、总结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从国家层面认可了农民是乡村建设和发展最主要的力量。本文通过了解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民主体参与性情况，思考其原因，探讨甘肃省农民主体性的提升策略及可行性建议。推动甘肃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民实现“病有所医，老有所住，诉求有所回应”的目标，助力当地农民主体参与性的提高，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畅落实，实现美丽乡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