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鹏

郑在欢的小说《点唱机》的主线是“我”的成长：因不满父亲殴打母亲被父亲逼迫辍学，“我”进厂打工，后来“我”受到小圆启发而辞职，辞职后“我”打算回家主动和父亲谈谈。第一条副线是，“我”以旁观者身份讲述工友张泉与女友萌萌的相识、相爱及相处，这是一条明线;第二条副线是暗线，写我以旁观者身份获悉和见证小圆与男友李骏的出走及分手，见证了小圆追求梦想的努力。第一条副线和主线及第二条副线，相互具有对比参照的作用。《点唱机》以灵敏的触感，细腻的体验，强烈的对比，描摹了一群年轻人身陷“血汗工厂”打工及生活的图景，控诉老板对工人的严苛管制，及其构成的选择生活的障碍。作品通过书写做露天KTV生意的女青年小圆和前男友及“我”的故事，展现青年追求梦想，主动选择，抛弃过往，从头再来的积极生活态度。小说中的青年不同程度地失去了生活，而重返价值生活起点必须先找回迷失的自我，《点唱机》借由身体书写实现了人物对自我的唤醒。

“血汗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繁重、重复、机械乏味，这是众所周知的。《点唱机》中写到一个细节：“我”工作时想听收音机，不听收音机“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唱歌。边工作边唱歌不被老板钱超允许，因此，工作时能听收音机是“我”从老板钱超那里为大家争取来的一项福利——同事们也喜欢边工作边听收音机，他们总是要求“我”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从这一细节不难看出作家把握住了某种本质，“血汗工厂”里的青年在彰显自由、解放、个性的改革开放春风中，却如同身陷囹圄。这寥寥数笔，细微之处已见精神。继而，郑在欢在表现这种“身陷囹圄”时，将大量的笔墨集中于书写他们的工作之余，这是高明的迂回之术。假期如同短期“放风”，有了“放风”我们才能看见更长的时间内他们受到的“拘役”。假期一个月一次，但这样的假期也得不到保障，老板经常会要求他们加班，临时通知他们假期被取消。小说中的打工者每天起床后便开始工作，夜间十一点半才能下班，甚至上厕所也被要求 “不得在厕所逗留”。郑在欢一定是意识到了，他笔下的人物在流水线上的工作，根本不能称之为是在生活——或许应该直接说，他们在流水线上失去了生活。流水线上，最熟练的工人是精于与机器对话的人，在小说中这个人是一名二十二岁的哑巴。这个哑巴是他們中工龄最长的一位，技术最好，也是老板最喜欢的人。哑巴是最好的员工，这几乎是一种暗示——在“血汗工厂”的流水线上从事高强度工作的人，是流水线的一部分——不仅被“拘役”了，而且失去了自我，被物化了。这是《点唱机》控诉“血汗工厂”的深刻表述内核。

尽管“工余”时段十分短暂，但那几乎是青年打工者所有的生活时间。工作之余，“血汗工厂”的青年们干什么？玩游戏，读武侠，唱KTV，打桌球，吃烧烤，以及看色情电影。按照英国评论家E·M·福斯特的说法，生活可以分为“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宝贵的工作之余没有去经历价值生活，只是经历了时间生活。“放风”的时段，成了他们缓释压力、发泄欲望的时机。对打工者们的时间生活的书写，郑在欢放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它作为背景，衬托即将要引入的对价值生活的书写。“血汗工厂”内的大部分青年来自底层，文化程度低，加上长期未接受价值观引导，已经不懂得什么是有价值的生活，即：失去了选择生活的能力。失去这项能力的工人，假期结束后只能再回到血汗工厂。这是一个死循环。对于他们而言，遭遇和发现价值生活的人，是其中的幸运者。这样的幸运者更可能是“拘役”生活的反抗者，更可能是“我”这样敢与老板对抗的人——郑在欢正是这样在小说中为人物的生活转机做铺垫的。价值生活缺失的另一项更重要的原因是，青年的人性和欲望长期遭受压抑，趋于物化，要求他们考虑价值、精神问题显得有些苛刻。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表达过一个观点：“现代叙述热衷于显露身体，来揭示一个只能以肉体书写的真理。”哑巴这个人物形象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余更加具有人性需求，过度的需求使人性滑向丑陋，他看见陌生女人后会激动地做着下流的手势。即便是小说中未来更有希望的“我”也概莫能外，对女性充满偷窥欲，总是以情欲的眼光看待女性。这些下流的行为根本不受他们自己的控制，丑陋的欲望让人处于本我状态，正是它阻止了他们的进一步物化。日常生活需要人道化，当物化出现，人的本能会与之对抗。对异性肉体的强烈欲望，是“血汗工厂”这群青年的内在需求。

在《点唱机》中，从情欲到爱欲的距离，是本我到自我的距离，这体现在张泉的故事中。本我状态的人丑陋，不会获得价值生活，处在自我状态乃至超我状态，才有可能过上价值生活。小说中，“我”的工友张泉是第一个拥有手机的人，手机让他与他人的交流不像其他工友那样被限制在固定时空。张泉和萌萌恋爱后，开始拓展“工余”时间，他会在最紧张的加班期躲进厕所给萌萌发短信。张泉还是他们当中第一个向老板提出请假的人。因和另一个女人发生肉体关系，张泉悔恨不已，觉得玷污了自己的爱情，请假去找萌萌要求分手。张泉率先以请假、旷工等方式对老板的管理进行反抗。爱情让张泉率先分清了什么是肉欲什么是爱欲，率先从本我走向自我，并做出价值判断。小说中的“我”经常处在本我状态，但偶尔也会处在超我状态——这样的时刻非常短暂。因为“我”有英雄梦，每当唱《精忠报国》这首歌，“我”就会如岳飞附体，激情澎湃。自我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它一方面调节着本我，一方面又受制于超我，它遵循现实原则，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我”是矛盾的，对女体充满欲望，却因为来自家庭的精神创伤觉得男女不应该在一起。在现实面前，“我”是一个尚未为自己找到位置的人，一个怅惘的自我迷失者，当大英雄的超人梦在现实面前破碎满地时，“我”便当起了小圆的英雄。这是“我”的自我实现。做露天KTV生意的小圆和“我”以及“我”的工友们不一样，她不在工厂上班，她拥有令“我”羡慕的自由，她还拥有比“我”丰富的见识和生活经验，她告诉了“我”应该拥有理想。“我”不能在工作时唱歌，小圆靠点唱机生活与音乐相伴，可是要唱什么歌由客人决定——别人点什么她就得唱什么。正因如此，怀揣音乐梦想的小圆羡慕“我”唱自己心中想唱时的那份投入。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见了自己期待的模样——心仪的自我。

小说中的“我”只有十几岁，是一个没见过世面、懵懵懂懂的青年，在“我”的视角下小圆自然是女神，是“我”的引领者。小圆真的是女神吗？我们从作品中的寥寥数笔便可以看出来。A：小圆的前男友李骏第一次出现时，小圆正在和哑巴用手语交流，李骏说了一句“你现在长能耐了，哑巴的生意都能做了”。B：“我”第一次到小圆家，发现小圆租住在一个九十平的两居室，我的疑问是：“露天KTV真的能挣那么多钱吗？”C：在小圆的客厅中“我”发现桌子上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我”问小圆：“你抽的？”小圆没吭声。D：“我”对小圆说“你真有钱”的时候，小圆的回答是“这不是我想要的”。E：小圆半夜带“我”去白水公园的小树林，看见年轻男女们在里面又亲又抱，“我”之前从未进去过，小圆却轻车熟路。这些散落在小说各个角落的信息，指向了小圆的另一重身份。小圆能独立赚钱，让她和李骏的生活过得不错。她希望供养李骏的音乐梦想，她希望自己出国进修音乐，但和她一路同行、相濡以沫的李骏从此消沉了，这一切或许都与那些来历不明的钱有关。小圆的痛苦是，她如此努力，努力的结果是自己不能成为自己，换来的是李骏沉溺于电脑游戏，李骏也不能成为她想象的那个人。毫无疑问，小圆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怀揣梦想的她处在超我状态。为梦想，她牺牲了自我——这是小圆的一种选择。为梦想筹集资金的小圆，将肉体推向市场，在交易中被物化。钱不是小圆想要的，那么，什么是小圆想要的呢？是梦想。小圆在“血汗工厂”之外生活，然而，她同样经历了被物化的过程。在李骏的视野里，小圆已经不是小圆，他们必然分手。一场与交易无关的性爱，让她再度成为她自己。小圆和“我”的性爱，在寻求自我的意义上，附着自我救赎的意义。“我”与小圆之间具有某种互补性，是相互激发、相互启发、相互唤醒的关系，这是另一个“只能以肉体书写的真理”。

郑在欢的《点唱机》首先是写“血汗工厂”的工人们散发着浓烈的荷尔蒙气息，这说明他是一个关注人性的人道主义者;然后是写有志青年曲折求索的追梦勇气，这说明他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北岛曾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在想做一个人。”超我不是人的生活常态，本我更不是，物化是人的异化。做自己就好，找到了自我这个生活主体，再谈论价值生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