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伟（副教授）， 付海琼

一、问题的提出

中间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不直接参与交易，只是凭借其自身所长起桥梁作用给客户提供相关服务而得到佣金与手续费，是基于传统信贷业务发展而来，强调商业银行仅是中间受托人的身份以及中间业务非表内业务。央行划分的九类业务有：支付结算类业务、银行卡业务、代理类业务、担保类业务、承诺类业务、交易类业务、基金托管类业务、咨询顾问类业务以及其他类别的业务。梁国威[1]曾指出，在净息差减少的影响下，中间业务收入会增加，银行有很大可能转变经营发展战略，进行业务创新，持续提升中间业务收入比。国内外对商业银行改善收入结构与绩效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有一定的研究，但对于商业银行能否通过扩大中间业务收入规模、改善收入结构来增加利润，学者们持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利息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受信贷利差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中间业务收入则以较为固定的手续费作为收入来源，拓展了银行的收入渠道，提升了经营绩效。Vincenzo Chiorazzo 等[2]按照意大利银行规模大小进行分组实证研究发现，非利息收入会更明显地促使经营规模较小的银行提升绩效。Sanya Wolfe[3]以上市银行为基础，采用GMM 估计法对银行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间业务的发展虽然有风险，但还是会改善整体绩效。Meslier等[4]指出，开展中间业务实质上就是金融创新，可以帮助商业银行规避管制，从而扩大业务范围和提升盈利水平。陈一洪[5]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国内23家城市商业银行，认为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可以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带动整体盈利水平的提高。徐英等[6]采用国内上市银行数据研究发现，中间业务的发展全面提升了其绩效。范晓佳[7]认为，商业银行要想转型成功必须依靠中间业务的发展，但中间业务收入与绩效的关系呈倒U型，所以仍需要适度发展，且相比非国有银行，国有银行的经营绩效会有更大程度的提升。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区别于传统信贷业务，中间业务收入为费用型收入，由于不需要使用自己的资金故成本低，因此过高的费用易使客户流失，而且固定投资增加会放大银行的财务杠杆效应，进而导致经营绩效的稳定性下降。Calmes[8]以加拿大银行为研究对象，提出中间业务的经营发展会对加拿大银行形成风险，降低其绩效水平。Lepetit[9]主要研究了风险增长与多元化经营之间的关系，发现中间业务发展使银行控制风险的能力下降，从而影响绩效水平的提高。李泉、延莉莉[10]研究国内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3～2010年经营数据发现，经营成本影响了非利息收入与绩效的关系。刘运林[11]认为，经营非利息业务有一定的波动性，会负向作用于股份制银行的绩效。冯波等[12]在考虑相关控制因素后，对16家商业银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间业务收入会提升大型商业银行绩效，城市商业银行则相反。邰越越等[13]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国内中小银行的绩效水平，指出中间业务难以正向影响银行盈利水平，业务成本的支出反而降低了营业收入。近年来各银行对外公布的经营数据显示，利息收入占比下滑尤其明显，银行都在积极拓展中间业务，以弥补利息收入的减少。例如，上海银行的净利差由2015年的1.82%降为2017年的1.38%，南京银行则在2017年降到了1.75%，相比2015年下降了0.69%。

本文立足于我国10 家城市商业银行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从中间业务收入总量、几类主要中间业务收入两个角度来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和主要细分业务收入分别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联度。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只针对国内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实证分析，且研究样本来自于全国经济发展程度较为悬殊地区的城商行，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有助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制定经营发展战略，获取更多利润。

二、城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与经营绩效的现状分析

（一）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概况

受未来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净利息收入增长速度缓慢、互联网金融的兴盛以及经济新常态等因素的影响，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目标，上市受到众多城市商业银行的青睐。自2007年7月南京银行上市到2018年9月郑州银行上市，在各证券交易所陆续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已有21家，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图1 2012～2017年所有城市商业银行资本总额、金融机构占比及同比增速

通过前期挂牌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数据得知，城市商业银行不仅在量上出现大幅度增加，其资产规模与业务范围也在迅速扩张。衡量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增长情况，通过其与国内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数值得到具体的发展趋势图，如图1所示。

近几年城市商业银行资本额与占比逐年上升，2017年资本额达到31.72 千亿人民币，增速接近于13%。同期增速下降近一半，整体也出现放缓迹象，原因在于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为了金融业稳健发展加大风险防控力度，政府实施了金融严监管政策。

（二）城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现状

城市商业银行在经过几年的快速增长后，虽然发展速度仍旧快于大型商业银行，但是也在进入平稳期，城市商业银行应巩固原优势领域的业务，同时增加对具备高附加值业务的投资，以实现持续发展。

1.中间业务总量分析。

（1）中间业务收入总量与占比连续增长，速度变缓。当前商业银行之间竞争较为激烈，城市商业银行因规模较小更易处于被动地位，城市商业银行也意识到发展中间业务能够带来更大获利空间，扩大银行内部资产规模反过来也为拓展创新中间业务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如图2 所示，10 家城市商业银行在2012年与2017年的中间业务规模总量分别为6711百万元和35199百万元，分别占营业收入的7.38%与18.22%，五年时间实现了规模增长28488 百万元，是2012年的4.24 倍。即使中间业务年增长量差异较大，但总量一直保持增加状态。2017年中间业务收入比例数值在2012年（7.38%）基础上有10.84 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观测期内呈直线上升趋势。

图2 10家样本城市商业银行2012～2017年中间业务收入规模、比重及增速

（2）城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发展带动了总营业收入的增加。由图3可知，通过分析10家城市商业银行在研究区间的中间业务增速与总营业收入增速，两者的平均数分别为42.60%与17.86%，前者要高24.74 个百分点，说明中间业务增速要快很多，尤为明显的是2014年，中间业务增速达到了147.52%。通过中间业务收入与总营业收入两者增速的比较分析可知，中间业务的强效应表现在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率的贡献度要更高一些，在提升整体绩效时尤为关键，但与国内大型商业银行的拉动作用还存在差距。西方发达国家中间业务的贡献度已经达到了50%左右的水平，由此可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还有足够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图3 10家样本城市商业银行2012～2017年中间业务收入与总营业收入增速

2.中间业务结构分析。由于国内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目前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创新型中间业务占比仍旧很低，还是以传统业务为主，各城市商业银行之间也存在不同的中间业务收入结构。因划分依据不同，国内商业银行对中间业务结构的划分不尽相同。结合数据可得因素，本文采用城市商业银行四类最主要业务进行分析：代理委托类业务、银行卡类业务、结算类业务以及担保承诺类业务。

（1）中间业务结构分布不均衡。表2直观体现了10 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六年期间几类主要子业务总量以及占据中间业务收入的具体比例。相比其他子业务，代理委托类业务收入在2017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占比（34.66%），较2012年上涨9.85 个百分点，2014年开始逐年上涨，其总量也增长了6.9 倍，证券、基金等资本市场的火爆，催生了居民的金融需求，说明市场需求的改变促进了代理委托类业务的发展。2017年银行卡业务收入量与占比分别是4884百万元和13.19%，虽然占比排名仍旧保持在第二，但是在营业收入规模增加的情况下比例数值越来越低，除了2013年，其余观测期比例数值均在下降，说明银行卡业务对城市商业银行利润存在负向影响。负向影响经营收入的关键在于该业务市场缺乏整顿以及业务开展时不断降低的费用收入。结算类业务收入总量增长速度是最慢的，六年期间仅增加了547 百万元，主要原因在于受到了第三方支付方式的强烈冲击，除此之外，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免服务费方式来吸引客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担保承诺类业务收入总量一直增长较多，近两年比例也在上升，即使该业务属于高风险业务，但为支持当地经济发展，金融市场不断开放，城市商业银行经营水平不断提高，担保承诺类业务总量与比例仍旧会增加。

表2 10家样本城市商业银行2012～2017年子业务占中间业务收入比 单位：百万元

分析表明，传统类中间业务经营积累的盈利仍旧是中间业务收入的关键来源，例如通过提供银行卡业务、代理委托类业务金融服务带来的收入；风险业务类收入总量与比例还有待提升，如担保承诺类业务等。

（2）各城市商业银行存在不同的中间业务收入结构。由于各城市商业银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发展程度有所差异，中间业务结构分布也存在区别。表3 列示了上海银行、厦门银行、徽商银行的具体情况。

表3 3家样本城市商业银行在2012～2017年期间中间业务结构分布情况

金融需求的增加以及风险小的传统业务性质使得代理委托类业务收入占比较高，2017年上海银行与厦门银行该类业务占比都位居第一，分别是28.29%和20.01%，徽商银行11.07%的占比居于第二。从各年发展趋势来看，厦门银行呈回落状态，另外2 家银行则呈上升趋势。另一占据高比例的中间业务是银行卡业务，2017年徽商银行的17.01%在四类业务中位居第一，上海银行的19.94%仅低于代理委托类业务，厦门银行的银行卡业务占比最低，表明该中间业务不是厦门银行的优势业务。虽然样本城市商业银行占比并不在同一数值水平，但都同时呈现了下滑波动的发展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商业银行整体业务水平还不高，使得银行卡业务盈利空间受限。3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结算类业务在收入总量与占比上都在明显下滑，尤其是厦门银行，由38.07%下降到4.80%，上海银行该业务一直占比较低，原因在于银行业竞争激烈及其他结算方式日益兴盛。风险较大的担保承诺类业务收入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相对来说，该类业务为厦门银行带来了更多的收入，2017年比例数值是16.72%，徽商银行1.15%的比例数值表明该业务对徽商银行中间业务总体收入的影响相对不明显，上海银行比例数值的小幅度变化说明该类业务收入是上海银行利润的稳定来源。我国担保承诺类业务起步较晚，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防范机制仍有待完善，该项业务的发展情况与我国国情也比较贴合。

3.影响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的问题。当前经营中间业务能不断为城市商业银行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其结构分布并不利于后期发展，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外部环境看，其一，即使我国有较为成熟的法治建设背景，但有关商业银行的具体法律规范较为欠缺；其二，属于地方企业的城市商业银行可能受政府的干预，使得经营目标出现不一致现象；其三，投资者一般会选取自己有充分把握的对象进行投资，而城市商业银行对于中间业务的披露缺乏详细的信息且银行业间并未形成规范，因此阻碍了其获取外部融资。

从内部环境看，城市商业银行大多还是通过开展传统类业务获得中间业务收入，业务分布格局中缺乏高附加值的创新型业务。目前国内城市商业银行需要业务创新，构建适合银行自身的业务结构，摆脱业务分布同质化的现象。

（三）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现状

1.净利润增长呈放缓趋势。净利润是评估企业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用于反映企业绩效水平的高低。如表4 所示，即使城市商业银行数量在增加，但2017年净利润增幅较2012年放缓很多。选取的样本银行增速向下波动较大的有北京银行、哈尔滨银行、上海银行、攀枝花银行和重庆银行5家银行，增长幅度降到了10%以内，下滑幅度都超过了4倍，其中攀枝花银行较为特殊，有4年出现了负增长，由2012的35.11%下降到2017年的-54.78%。波动相对较弱的是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徽商银行和厦门银行，齐鲁银行增速则相反，由2012年的9.21%跃升为2017年的22.51%。虽然各家银行变化有所差异，但是可以反映出城市商业银行整体净利润增长幅度放缓的趋势，折射出利润规模较以往有所缩减的现象，所以城市商业银行应认清现状并寻求改善获利情况的方法。

2.利息净收入比呈下降趋势。如果城市商业银行的利润很大部分是来源于利息净收入，则反映出银行业务结构未达到最优状态，需要调整。表5中的数据表明，2012年净利息收入比例数值在80%以上的城市商业银行达7 家，样本银行指标平均数为84.72%，只有厦门银行、徽商银行和攀枝花银行较低。从2012年到2017年，该指标整体处于下降趋势，最为明显的是上海银行，2017年的利息净收入占比为57.71%，下降了32.87个百分点，而2017年样本银行指标平均数为74.88%，也下降了9.84 个百分点。虽说利息净收入比例值大多仍较高，但整体是下滑状态，可见城市商业银行其他业务发展促进了业务分布结构的变更。

3.资产收益率呈下降趋势。资产收益率指平均每单位资产为企业带来的净利润值，能较好地评估银行经营绩效。表6数据表明，观测期内资产收益率直线下滑的有5家样本城市商业银行，其余5家虽然有所波动，但是2017年相比2012年均有所下降，攀枝花银行已经从1.40%降到0.25%，变化幅度最大，所有样本城市商业银行每年也在降低。需求转变、业务发展市场规模缩减等原因导致城市商业银行盈利出现危机。

表5 10家城市商业银行2012～2017年利息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

表6 10家城市商业银行2012～2017年资产收益率变化情况

三、中间业务收入对城市商业银行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计量模型考察国内城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与绩效之间的关联度：一是中间业务整体收入对绩效的影响；二是中间业务中细分业务收入与绩效的关联作用。

1.变量选取。

（1）银行绩效的变量选取。选择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城市商业银行获利能力即经营绩效，是计量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该指标值越大，意味着同样单位的资产成本能带来越多的银行净利润增长。

（2）中间业务收入的变量选取。本文从两个角度来确定该变量：一是城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整体收入变量，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营业收入比（IBIR）来表示，属计量模型1的解释变量；二是构建多元化经营变量，代理委托业务收入比（ACIR）、银行卡业务收入比（BIR）、结算业务收入比（SIR）、担保承诺业务收入比（GIR）四个指标分别作为中间业务收入中细分项收入的变量，属计量模型2的解释变量。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假设中间业务整体收入以及细分业务收入的增加可以明显改善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

（3）其他控制变量选取。参考相关研究，本文从宏微观视角设置了三个控制变量：常规情况下对绩效水平有正向影响的总资产（LN）、经济增长率（GDP），以及负向影响的成本收入比（COI）。具体如表7所示。

表7 变量定义

2.计量模型设计。本文旨在检验中间业务整体收入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用中间业务整体收入指标（IBIR）与资产收益率构建数据模型1进行分析。在考察城市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与绩效之间的关联度时，采用代理委托业务收入比（ACIR）、银行卡业务收入比（BIR）、结算业务收入比（SIR）以及担保承诺业务收入比（GIR）作为多元化业务结构的衡量指标，构建计量模型2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引入三个控制变量：总资产（LN）、成本收入比（COI）以及经济增长率（GDP）。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计量模型1：

计量模型2：

在计量模型1、计量模型2中，i是各家城市商业银行，t指年份，αi是i城市商业银行的截距项，εit是t年i城市商业银行的误差项。

（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选取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2007～2017年的相关信息与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选取样本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与标准差分别是1.1041 与0.2160，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是0.2500 与1.5500，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商业银行之间绩效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中间业务收入比的平均值与标准差分别是9.8670 与5.7406，最小值与最大值分别是0.9401与28.3742，从均值与极值数值得知，中间业务收入比的水平较低，同样有个体差异明显的问题。另外，在四个主要细分业务收入比中，除了代理委托收入比均值是2.7242，银行卡业务、结算业务与担保承诺业务这三类业务的收入比都未超过2%，说明子业务普遍占比较低；除了结算类业务差异性较小，在各城市商业银行之间，其余子业务收入占比差异性也较大。

2.相关性分析。本文将采用所有选取变量的Pearson 系数值来证明计量模型是否有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表9中IBIR与BIR之间的系数为0.5025，除此之外，其余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在0.5以上，在模型的研究设计中，前面已将IBIR 与BIR 进行拆分，所以未出现共线性现象。

表9 主要选取变量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三）模型检验

1.单位根检验。该检验仍选取10家样本城市商业银行2007～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LLC法来排除伪回归问题，使数据平稳。各选取变量具体检验结果如表10 所示。选取变量的P值都在0.05 的显著性范围内，故“截面数据存在单位根”假设不成立，截面数据是稳定的。

表10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2.Hausman 检验。本文采用Hausman 检验确定横截面数据回归分析模型，根据表11 中的检验结果，计量模型1和计量模型2的Prob＞chi2都是0.0000，因此，相比随机效应模型而言，固定效应模型是实证分析的最好方式。

表11 计量模型1、计量模型2 Hausman检验结果

（四）计量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1.中间业务整体收入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国外处于领先发展水平的银行业经验，成熟的中间业务能够为银行带来更高的利润水平，有利于银行经营绩效的提高。再考虑其他可能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绩效的控制因素，将10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截面数据采用计量模型1 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2所示。

表12 中间业务收入与城市商业银行绩效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表12 中用资产收益率（ROA）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的具体回归结果数据显示，通过提升中间业务收入比（IBIR）在1%的水平上能够使城市商业银行绩效显著提高，符合前文假设。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中间业务收入比（IBIR）上升一个点能够使城市商业银行盈利水平提高0.009508个点。另外，计量模型1 的三个控制变量（LN、COI、GDP）在1%或5%不同显著性水平上均对资产收益率（ROA）产生影响，R2=0.8244，计量模型拟合度也较好。

2.多元化结构经营对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对城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整体收入与其绩效之间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后，进一步探讨城市商业银行几类细分中间业务与盈利水平的关系，理论认为子业务也能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盈利增加，计量模型2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3所示。

表13 多元化结构经营与城市商业银行绩效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由表13的实证结果可知，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代理委托业务收入比（ACIR）、银行卡业务收入比（BIR）、结算业务收入比（SIR）、担保承诺业务收入比（GIR）四类主要子业务收入占比系数分别是0.003586、-0.022436、0.070917 和-0.056179，P 值分别是0.047、0.075、0.006和0.103，表明代理委托业务收入比（ACIR）与结算业务收入比（SIR）分别在5%与1%的水平上对资产收益率（ROA）产生正向影响，符合前文理论假设；银行卡业务收入比（BIR）与资产收益率（ROA）之间的关系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系数为负，因此发展该业务不能为城市商业银行带来利润（ROA），不符合理论假设；担保承诺业务收入比（GIR）系数为负，表明此类业务阻碍了城市商业银行利润（ROA）增加，且检验没有通过，与前文假设不符。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银行收益为出发点，选取我国不同地区的10家城市商业银行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间业务收入与绩效之间的关联度（从整体收入与多元化结构经营入手）进行考察分析，实证得出三个关键结论，再根据结论提出银行进行业务创新与结构改善的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中间业务整体收入占比（IBIR）对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会产生显著正效应。

中间业务收入细分业务收入中，代理委托业务收入比（ACIR）与结算业务收入比（SIR）会显著提高国内城市商业银行绩效水平，符合中间业务收入能正面促进绩效增加的研究假设；银行卡业务收入比（BIR）会导致绩效下滑，担保承诺业务收入比（GIR）未产生显著影响。

不同类型中间细分业务对绩效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且每一类细分业务对各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应该根据自身所长寻求合适的中间业务布局，最大限度地提升绩效水平。

（二）建议

1.拓展中间业务规模的同时根据自身优势优化收入结构。与大型商业银行和发达的外资银行相比，城市商业银行利润水平的波动性会因为经济周期与信贷利差缩小而变大，所以应该努力扩大中间业务的获利空间。前文分析认为，不同种类的中间业务产品给城市商业银行带来的收益是大相径庭的，且对于每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来说，所处地域与所擅长业务的不同，给银行带来高收益的业务也就不一样，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应该以巩固拓展为原则，审慎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中间业务结构策略：与绩效正相关的传统类中间业务应该巩固发展，如代理委托类业务和结算类业务；规整使绩效降低的银行卡类中间业务，找出制约利润增加的问题所在，使银行卡类业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加大新兴类中间业务的风险管控力度，如担保承诺类业务；充分拓展擅长领域的独特业务，如北京银行可通过构建业务联动平台，借助近几年因地域优势取得快速发展的投资、托管类业务来开辟有利于其他中间业务发展的渠道，通过资源共享实现关联发展，为城市商业银行带来更多的收入来源。

2.结合地域文化，因地制宜创新城市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产品范围。城市商业银行应紧抓地方经济特色，发挥自身所长，探索适合中小银行的发展道路。即使城市商业银行经营地域范围不及大型银行，但其更易于依靠地方经济特色来实施中间业务的差异化战略。厦门银行致力于发展大陆与我国台湾之间的清算业务，并且做出了排名靠前的成绩，这主要得益于与台湾海峡隔岸相望，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华融湘江银行充分利用母公司强大的业务基础拓展异地市场，以实现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协同发展；一直提出要打造“蓝色银行”的青岛银行结合本土特色，以贸易为基石，推出贸易金融产品“贸金通”，突破狭隘的国内贸易市场，走上专业特色道路；桂林银行充分利用当地旅游业发展旅游金融，代收旅游景区门票、车票、提供船贷等，这些特色业务都为城市商业银行拓宽了增加利润的渠道。

3.为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效率，应重视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内部系统的建设。现代商业银行业务的发展与信息技术之间不仅仅是依赖关系，两者已高度融合。在开展中间业务时，通过高科技技术构建的业务系统能够为客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体验，存在溢出效应，提高了城市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应尽早完善相关业务平台系统，将所有中间业务在系统内实现高效的集中管理，丰富中间业务的产品种类并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在中间业务发展过程中，相匹配的人才队伍是必不可少的，若想客户享受优质的高附加值金融服务，就需要配备相关的高级专业人才，这也是实现中间业务高效率发展从而增加利润的必要条件。

4.构建合理公平的宏观发展环境。首先，我国应该改变以往金融机构自主创新、分业监管的传统格局，对现行制度进行创新，朝综合监管方向发展，为城市商业银行摸索中间业务的发展道路提供宽松的大环境。当前城市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种类与规模发展都卓有成效，但是业务范围仍旧存在很大的扩展空间，例如尝试与其他金融领域之间开展中间业务的创新办理，此时，现行法律规范已满足不了新型中间业务的发展，需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来保证城市商业银行的健康运营。除了制度环境，中间业务的市场环境也有待改善，银行业协会应针对混乱的业务收费现状制定一系列政策，以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其次，重视风险监控，厘清金融监管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中间业务发展需要以相关政策法规为前提条件，以金融监管为保障，所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实现金融强监管对于中间业务的长效发展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