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亮（博士生导师），李亚男

一、引言

近年来审计失败案件频频发生，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处罚力度也随之加大。2016年5月，证监会首次集中针对审计机构立案稽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3家审计机构。2017年，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因对九好集团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被证监会处以900万元的巨额罚单。2018年，因相关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被证监会行政处罚没收收入共计476万元，会计师事务所罚款共计1088万元，注册会计师个人罚款共计82 万元，处罚金额总计1646 万元。证监会逐渐加大监管处罚力度，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监管风险。

根据我国证监会及证监局设立情况和监管相关规定，位于北京的证监会总部总领负责全国会计与评估机构证券相关活动的监管政策制定、证监局间的监管部署、监管措施备案、监管信息汇总交流，而分散在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域的36 个证监局则负责辖区内会计与评估机构证券相关活动的具体监管执行工作，主要包括现场检查、事后核查、巡回检查和专项检查等。因此，各地证监局管辖范围内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有可能通过直接与证券监管一线执法人员的接触，或与证券监管一线执法人员有共事经验的律师、审计师、资产评估师或上市公司高管的私下接触，来了解证监会的一线执法行为和后果，感知到相应的监管风险。同时，根据法律规定，投资者要起诉会计师事务所，必须以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文件为依据提起诉讼，法院才能受理。这就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与证监局的距离越近，越便于他们了解证监局的监管执法行为，对因审计失败、监管介入调查带来处罚的风险感受越强。由于证监会的监管处罚可能会使审计师面临诉讼风险，甚至声誉受损，客户流失、审计收入下降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当审计师与证监局的地理距离较近，感知的监管处罚风险水平较高时，审计师可能会收取风险溢价和增加审计工作投入，因而其审计收费也可能随之更高。据此，本文尝试探讨审计师与证监局之间的地理距离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已有研究鲜少从监管机构的地理布局角度来探讨其对于审计师风险感知的影响，进而发现其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同时，现有关于会计金融领域市场主体间地理距离的研究，基本都围绕着分析上市公司与其他市场主体间地理距离产生的影响展开，国内关于审计师和证监局之间地理距离的研究仍是一个空白。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首次研究了监管资源地理布局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具有学术增量贡献。②首次探讨监管机构与审计师间的地理距离对审计师关于监管风险的感知水平，将地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映射到审计领域，也丰富了地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③为判断我国监管资源地理布局的合理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文献回顾。Audretsch、Stephen[1]最早使用生物科技公司与在校科学家之间的地理距离进行研究发现，市场主体之间地理距离越短，信息优势越大，越便于主体间传递信息。自此开始，地理距离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已有文献多集中于分析上市公司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地理距离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分析师与上市公司、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股东与上市公司、员工与上市公司、证监会与上市公司、审计师与上市公司、银行与上市公司、收购方与被收购方之间的地理距离等。从证监会与上市公司的地理距离来看，Kedia、Rajgopal[2]认为，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资源是有限的，因而更有可能选择距证监会区域办公室地理位置较近的公司进行调查，同时，距离当地证监会办公室地理距离较近的公司能够更为充分地掌握有关证监会的执法信息，因此，公司发生财务错报的情形更少。

从审计师与上市公司的地理距离来看，Choi等[3]研究发现，审计师和客户间的距离越近，信息优势越大，审计质量越好。但政府会干预本地审计师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过程，本地审计师对上市公司可操纵性应计的抑制效果弱于异地审计师。刘文军[5]和罗进辉等[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会“舍近求远”聘请地理距离较远的审计师，这会导致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上升，会计稳健性和公司价值降低。郭阳生等[7]则发现审计师与上市公司的地理距离越近，审计师对上市公司的互动成本、监督成本越低，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建有高铁的城市和来自四大的审计师将弱化这种影响。Defond 等[8]首次从审计师与证监会的地理距离角度进行研究，利用美国的数据发现审计师与证监会区域办公室地理距离越近，审计质量越高。

2.研究假设。我国证监会总部设于北京，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有38个派出机构，具体为上海专员办、深圳专员办和36个证监局，覆盖了我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域（不含港澳台），36个证监局分布于22 个省会城市、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及5个计划单列市。因为包含计划单列市的缘故，福建、广东、山东、辽宁和浙江5 个省分别设有两个证监局。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仅由位于北京的证监会总部难以对各地上市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全面的监管，各地证监局负责监管各辖区事务并向证监会汇报的分散式监管结构有利于证监会全面监管稽查各地上市公司及其审计师的会计或审计不当行为。依据证监会相关条例规定，证监会总领负责全国会计与评估机构证券相关活动的监管政策制定、证监局间的监管部署、监管措施备案、监管信息汇总交流，各地证监局则负责辖区内会计与评估机构证券相关活动的具体监管执行工作，主要包括现场检查、事后核查、巡回检查和专项检查等。因此，各地证监局管辖范围内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有可能接触和了解证监会的一线执法行为和后果，感受到相应的监管风险。

Audretsch、Stephen[1]研究发现，市场主体间更短的距离会带来更大的信息优势，便于市场主体间传递信息。Kedia、Rajgopal[2]实证研究发现，证监会区域办公室和上市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与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错报的概率正相关。他们认为由于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资源有限，证监会更可能调查区域办公室周围的上市公司，距离证监会办公区域更近的上市公司能了解更多证监会执法信息，因此，发生财务错报的概率更低。与美国证监会区域办公室的设置类似，我国目前在各省级行政区域设有36个证监会派出机构，各地证监局经常对辖区内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监管对象进行现场检查，与证监局地理距离较近的注册会计师会更清楚地观察到证监局针对上市公司或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管执法案件，因此，会更加了解证监会对审计不当行为进行调查执法的外部后果，对于证监局的监管风险感知水平可能会更高。此外，距离证监局较近的注册会计师更有可能与具有证监局调查第一手经验的上市公司高管、律师、评估师或注册会计师进行私人交流，也可能提高自身对证监局监管风险的感知水平。同时，根据法律规定，投资者要起诉会计师事务所，必须以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文件为依据提起诉讼，法院才能受理。这就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与证监局的距离越近，越便于他们了解证监局的监管执法行为，对审计失败、监管介入调查带来处罚的风险感受越强。

证监会的监管处罚会使审计师可能面临诉讼和声誉受损风险，进一步导致客户流失、审计收入下降的风险。Wilson、Grimlund[9]发现，被美国证监会处罚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业务市场份额显著下降，在会计师事务所在的州，这种影响最为强烈。这同时说明地理位置相近提高了客户对会计师事务所信誉和审计质量的认知水平。方军雄[10]发现，在证监会处罚公告公布之后，注册会计师职业声誉恶化，聘任其负责审计的上市公司将对其审计质量产生怀疑，可能会选择解聘或削减审计费用，被证监会处罚的注册会计师被客户更换的概率显著高于其他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显著低于其他注册会计师。

Stice[11]通过实验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会收取风险溢价来补偿其感知的法律诉讼风险。Simunic、Stein[12]研究也表明注册会计师会根据潜在的法律诉讼风险来提高或降低审计收费。类似地，当注册会计师与证监局的地理距离较近、感知的监管处罚风险水平较高时，其审计收费也可能会提高。这是因为：一是注册会计师可能需要在审计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以将审计风险降低到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二是注册会计师可能需要收取风险溢价来补偿未来可能因审计失败带来的成本，包括处罚和诉讼的直接成本以及声誉恶化带来的客户流失等间接成本。这两方面都可能导致审计收费提高。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审计师和证监局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近，审计收费越高。

由于品牌效应，大会计师事务所比小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更好，市场规模更大，声誉受损时会失去的客户会更多，因此，会更关心自身的市场声誉[13]和规避风险。在国内审计市场，国际四大和国内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均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声誉，相较于国内普通会计师事务所，它们会更关注风险，会通过增加审计投入、提高审计质量来控制风险。同时，它们也可能会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来补偿未来可能因为审计失败而遭受的损失，从而审计收费更高。这样，审计师和证监局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近，他们感受到的监管风险越高，进而感受到的审计风险会越高，因此，会进一步提高审计收费。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相对于国内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和国内八大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受审计师和证监局之间地理距离的影响更大。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1～2017年沪深两市A 股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经过初步收集得到2011～2017年我国A股市场472家会计师事务所分所共15783 个公司年度观察值。本文剔除了相关数据缺失、有异常值的样本，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13232个上市公司年度观察值。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信息基于各省注协官网公布的注册会计师年度检查公告信息手工搜集而来，事务所分所城市中心、证监局办公地址和上市公司办公地址的经纬度基于百度地图和谷歌地图手工搜集确定，其他审计报告及财务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RESST）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

2.实证模型。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本文使用如下模型来检验H1，研究审计师和证监局之间的地理距离与审计收费的关系：

Lnauditfee=α+βDistance+γControl Variables+Fixed Effects+ε

其中：Lnauditfee表示审计收费；Distance表示审计师与证监局之间的地理距离，本文预期系数β显著为负，则可验证H1，审计师和证监局之间的地理距离越短，审计师的监管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审计收费越高。进一步分析中会区分审计意见类型（Maos），对全样本和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

如表1所示，根据现有文献，本文控制了对审计收费有影响的因素，包括与上市公司相关的盈余管理程度（AbsDA）、总资产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上年亏损情况（Loss）、上市年限（Age）、报告滞后天数（DayLag）、破产风险（Zscore）、股票收益率（StockReturn）、收益波动率（Volatility）、企业性质（SOE）、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应收账款比例（Receivables）、存货比例（Inventory）、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和市场层面的变量是否四大（IBig4）、会计师事务所分所规模（AuditorSize）、客户重要性（ClientImportance）、市场化指数（MIndex）。此外，回归模型控制了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

为检验H2，本文根据审计师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将样本分为三组，即国际四大（IBig4）、国内八大（Big8）和国内其他会计师事务所（Others），依然使用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并对三组回归模型中审计师与证监局地理距离（Distance）的系数进行差异检验，以此研究与国内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相比，来自国际四大和国内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和证监局之间的地理距离影响审计收费的效应是否更强。根据H2，预期国际四大（Big4）、国内八大（Big8）的系数显著小于国内其他会计师事务所（Others）的系数。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由于证监会总部位于北京，在上海和深圳两地除已有的证监局之外，还特设有专员办，5 个计划单列市另设有证监局，使得广东、福建、山东、辽宁和浙江五省内均设有两个证监局（其他省级行政区域只设有一个证监局），为控制总部、专员办、双证监局这些特殊的监管机构设置对于各省级行政地区的影响，本文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所在省份，将总样本划分为“5 省+北上”和“去除5省+北上”两个子样本。

表2 报告了全样本以及“5 省+北上”和“去除5省+北上”两个子样本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全样本中，由变量Distance 可见，地理距离均值为35 公里，中位数为29 公里，地理距离最近的是致同会计事务所福州分所与福建证监局，在同一个城市，相距12.02 公里；地理距离最远的是中喜会计师事务所邯郸分所与河北证监局，两者不在同一个城市，相距180.5 公里。由变量Big4 可见，全样本中有4.9%的公司年度观测值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合“5省+北上”和“去除5省+北上”两个子样本来看，由于“5 省+北上”中包括了我国一线城市，上市公司总部多分布于一线城市，且倾向于就近选择会计师事务所，“5 省+北上”的样本量（N=9308）是“去除5 省+北上”的样本量（N=3924）的两倍多。由变量Lnauditfee 可见，“5 省+北上”样本组的审计收费均值和中位数大于“去除5 省+北上”样本组，审计收费的标准差也大于“去除5 省+北上”样本组。由变量Distance 可见，“5 省+北上”样本组的地理距离均值和中位数小于“去除5省+北上”样本组，地理距离的标准差小于“去除5省+北上”样本组。

2.回归结果。在检验审计师和证监局的地理距离对于审计收费的影响时，为控制证监会总部、专员办、双证监局这些特殊的监管机构设置对于各省级行政区域的影响，本文对全样本和两个子样本按照“5省+北上”和“去除5省+北上”进行分组回归分析。表3是审计师和证监局的地理距离对于审计收费的影响的回归结果。从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自变量地理距离（Distanc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分所距离证监局越近，审计师对于证监会的监管处罚风险感知水平越高，从而会提高审计收费，这一回归结果与H1一致。变量Big4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与非四大相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显著较高。变量SOE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对于国企的审计收费显著较低。MIndex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审计收费越高。变量AuditorSize和ClientInfluence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分所规模越大，被审计客户的重要性越高，审计收费越高。变量SIZE、LEV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被审计公司资产规模越大，偿债风险越大，审计费用越高，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变量DayLag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审计报告耗时越久，审计收费越高。从“5 省+北上”和“去除5 省+北上”两个子样本组的回归结果来看，Distance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无论是否考虑特殊的监管机构设置对回归分析的影响，审计师对于证监会的监管处罚风险感知水平都会随着审计师与证监局地理距离的减小而提高，从而会提高审计收费。

表1 变量定义

表2 描述性统计

在检验会计师事务所类别对于审计师和证监局的地理距离与审计收费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时，本文按照模型进行分组回归，表4 是回归结果，从Panel A三组分样本来看，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审计师和证监局的地理距离（Distance）系数均显著为负，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H1。从Panel B 分组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来看，国际四大与国内八大（Big4-Big8）的地理距离系数差异不显著异于0，就国际四大和国内八大而言，地理距离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国际四大和国内八大分别与国内其他会计师事务所（Big4-Others、Big8-Others）的地理距离系数差异均显著异于0，说明相对于国内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与国内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与证监局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审计师感知到的监管处罚风险水平较高时，会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来补偿潜在的监管处罚风险、声誉受损和相关诉讼风险，导致更高的审计收费。

3.进一步分析。下面进一步分析审计师和证监局的地理距离对于审计收费的影响路径。本文根据审计意见类型（Maos）按照回归模型进行分组回归，表5是审计师和证监局的地理距离对于审计收费的影响路径的回归结果。从全样本来看，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当Maos=1时，会计师事务所和证监局地理距离（Distance）的系数不显著；当Maos=0 时，审计师和证监局地理距离（Distance）的系数显著为负。全样本回归结果说明，当审计师对上市公司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时，审计师和证监局地理距离越近，审计收费越高；当审计师对上市公司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时，审计师和证监局地理距离不再影响审计收费，进一步说明当审计师与证监局的地理距离较近，其感知到的监管处罚风险水平较高时，审计师需要收取风险溢价来补偿未来可能因审计失败带来的成本，包括受处罚的直接成本以及声誉恶化带来的客户流失等间接成本，使得审计收费提高。“5省+北上”和“去除5省+北上”两个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当Maos=1 时，审计师和证监局地理距离（Distance）的系数均不显著；当Maos=0时，审计师和证监局地理距离（Distance）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3 地理距离与审计收费

表4 地理距离、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

4.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审计意见类型（Maos）会影响审计收费（Lnauditfee），本文在原有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变量审计意见类型（Maos），重新检验H1。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自变量地理距离（Distanc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审计师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分所距离证监局越近，审计师对于监管处罚风险的感知水平越高，从而提高了审计收费，这一回归结果与前文假设一致。

为检验审计师与证监会的地理距离是否影响审计工作投入，最终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本文将变量报告滞后天数（DayLag）与行业报告滞后天数之差作为衡量审计师工作投入的指标，即用调整报告滞后天数（AdjDayLag），替换DayLag 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审计师与证监局地理距离（Distance）的系数均不显著，将样本按照审计意见类型分组回归，结果也显示，审计师与证监局地理距离（Distance）的系数不显著。回归结果说明，无论审计师出具的是标准审计意见还是非标审计意见，审计师与证监局之间地理距离的缩短，都不会显著促使审计师增加工作投入，那么前文验证的审计师与证监局的地理距离缩短增加了审计师收费的现象，其传导路径只有可能是增加风险溢价。

表5 进一步分析结果

考虑到可能存在同时影响地理距离和审计收费的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地理距离（Distance Lag）作为工具变量，并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对回归模型中地理距离的内生性进行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卡方值为34.06，P值为0.804，表明接受原假设，即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五、结论

证券监管地理布局的成效如何一直以来都是资本市场中各利益相关方关心的问题。本文从地理距离视角，研究监管机构地理布局对审计师风险感知的影响进而考察其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审计师对于证监局监管风险的感知水平具有明显的距离效应，会计师事务所分所距离证监局越近，审计师感知到的监管风险水平越高，将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从而提高审计收费；其次，相对国内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在国际四大和国内八大工作的审计师声誉更大高，当这些审计师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分所与证监局距离较近、感知到的监管风险水平较高时，将收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从而提高审计收费；最后，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标审计意见样本组，这种影响不再存在，但在标准审计意见样本组则明显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审计师感知到的监管风险影响了审计定价行为。总体来看，距离证监局更近的审计师对于上市公司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由于地理距离影响监管资源的布局和效果，政府监管应持续强化对审计机构的监管执法力度，注意监管机构在地理分布上的盲点，扩大监管力量覆盖面，加强对偏远地区审计机构的监督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