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 阳 凌 天 狄碧云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53

民国时期（1912—1949）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汇，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因“新文化运动”的广泛传播，有关当局奉行“出版自由”的理念，对出版业有一定扶持，虽经历战乱，整体而言出版业仍是兴旺的，各类民办、公办书局、医家竞相出版各类医书，中医文献出版空前繁荣，研究活跃，成果丰硕。发掘和整理这些医籍，对于民国时期浙派中医学术研究，继承和弘扬中医科学有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

1 民国医籍分类概况

中医古籍浩如烟海，但因种种原因，大多数已散佚[1]。《中国中医古籍总目》（2007年）（以下简称《古籍总目》）收录了1949年以前出版的存世中医图书书目13455种，为迄今收录中医图书最权威之书目。近代以来著述立说者甚多，其中民国时期（1912—1949）出版中医药著作（以《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为主）约4790种，占到全部中医存世书籍的35.6%。本研究以《古籍总目》中记载的中医书目为主要数据来源，并参考《古籍总目》的分类方法，结合近代学科分类法，以民国时期历史年代划分，进行归纳梳理。由于原书目中医家的籍贯并未标注，需要考证，在研究中，参考了《民国时期总书目·医药卫生》《中医人名辞典》《浙江医籍考》及浙江地方志众多工具书以及部分学者的研究，对文献中浙籍医家、籍贯、著述进行考证、筛选，做到书名、著者、名号、出版年代一致，剔除了原著补正、校注等非原著者、审定者、无法考证者、著者佚名及外籍著者书目，最后结果显示民国时期浙江籍医家著作346部，研究内容广泛，涵盖了中医中药几乎所有门类；涉及医家100位，这些医家有很多悬壶于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上海、江苏等地或者早年求学于此，其著述基本体现了民国时期江浙地区医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方便对比，在制图时采用了次坐标，如图1所示。

图1 民国浙籍医家医籍分类概况

由图1可见，民国浙籍医家著述丰富，研究内容广泛，涵盖了中医中药几乎所有门类，在民国存世医籍中所占比例为7.2%，其中有关医案医话医论的著作比较多，52部，其次是内科、本草、方书、温病，都超过了20部。这五个门类也是医家普遍关注的门类，著述分布集中，在《古籍总目》总共有2001部，占了41.8%。另外，临证各科类（临证综合、温病、内科、女科、儿科、外科、五官科、针灸推拿、伤科）著作有150部，占比43.4%，相比基础理论类（基础理论、医经、伤寒金匮）著作只有37部。可以看出，临证医学各科研究成果丰硕，已成为民国时期中医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本文将尝试对民国时期出版的浙籍医家346部医籍文献分类整理，参考相关文献考证和《古籍总目》中馆藏部门收藏的医书版本及文献数量，遴选出有影响的医籍文献目录，并简单举要，分析其特点。

2 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

2.1 中西医论争：自西医传入中国后，便开始了中西医论争，真正公开与激化的论争始于1916年余岩的《灵素商兑》，文中直接抨击了中医理论，一时间中西医阵营者纷纷发表论争性文献著作，参与论争的浙派医家主要有杨则民等[2]。余氏是主张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其曾对近代医学知识传播、近代医学教育有一定贡献，但其废医存药的错误观点，给民国时期中医药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对余氏观点和言论反击者多达百余家，其中最有力者当属杨则民，其《内经的哲学检讨》一文，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研究中医内经，注重与自然科学内容融汇贯通，对中西医论争和中医未来等重大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驳斥了废止中医派的各种错误观点。

2.2 中西医汇通：中西医汇通思想也是近代中国医学出现的重要特征，是中医受西方医学影响而出现的融合。早期医家通过对中西医比较研究之后，逐渐出现了中西医汇通思想和学派，开启了中西医汇通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这其中有中西医汇通代表人物祝味菊，提出汇通要立足中医，借鉴西医，主张用西医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的尝试，力图达到中西医汇通，如祝味菊在《伤寒新义》（1931年）中即用西医知识来解释病证、用药机理、组方原则，还有王慎轩的《中医新论汇编》（1932年），潘澄濂的《伤寒论新解》（1936年），皆是如此。主张中西医汇通的还有刘受祖、张若霞、陈滋、朱国钧、杨则民等人，有关于中西医比较研究的，如刘受祖的《医庸新语》（1935年）中比较一些常见病的中西医病症异同；有主张中西医取长补短，各取所需的汇通著作，如张若霞的《通俗内科学》（1916年）和陈滋所著的《中西眼科汇通》（1932年），两书均先以西医阐明症状，后介绍古方。另外，朱国钧在《国医生理新论》（1934年）中以《内经》为宗，论经络、脏腑、气血、津液等生理功能，并融入西医理论，写成一部中西合璧的生理学专著[3]。总体来看，这些医家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实践，存在“废医存药”之嫌，但其中也有很多值得肯定、借鉴之处，其著作同样是浙派医家医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临证各科类著作

根据《古籍总目》的分类，民国时期浙籍医家所撰写的临证医著，有临证综合、内科、温病、女科、儿科、外科、五官、伤科、针灸推拿类，研究内容广泛，几乎涵盖了临证所有门类，存世医籍150部，也是最多的，占浙籍医家医籍总量的43%。在此类中，名医朱振声和曹炳章撰写了大量的临证医著，一共有57部之多。朱氏早年师从沪上名医丁济万，主编多家医报，著作甚多，涵盖临证综合、内科、外科、女科、五官科，内容多为中医药类科普著作，如《家庭医药常识》（1929年）、《百病治疗大全》（1931年）、《百病自疗丛书》（1931年）等35部，为中医药普及传播，做了大量工作。曹氏是“绍派伤寒”代表人物之一，重视对于中药的研究与应用，著作涵盖内科、温病、外科、五官科，临证代表作有《喉痧证治要略》（1917年）、《秋瘟证治要略》（1918年）等。临证各科中有对前人临证医学实践的总结，同时还注重借鉴西医之法。如内科方面叶橘泉的《近世内科国药处方》（1935年），对内科病症以西医之法进行分类，中医之法治疗，载方856首；儿科方面有名医何廉臣的《儿科诊断学》（1918年），该书针对儿科诊断特点，参酌西医诊疗办法，扩四诊为六诊[3]；也有本人亲自临证心得的体会，如女科方面比较著名的有严鸿志的《退思庐医书四种合刻》丛书（1921年），其中辑有三部女科著作；针灸推拿方面有张俊义的《针灸医学大纲》（1939年），收录论文9篇，流传较广[4]。

4 方药类著作

4.1 方书类：《古籍总目》中收录民国时期浙籍医家方书类著作26部。该类著作主要是医家本人或他人的单方、验方、秘方的整理与编纂，但重点不再是对古代方剂的理论研究，而在于“古为今用”上，内容以实用性为主。比较有代表的是吴克潜编的《古今医方集成》（1936年），吴氏对上古至近代的方书170部，进行系统整理编成书，收录医方万余种，并进行增补说明。另外书中还保存了160部已佚方书的部分内容[2]。另外还有名医沈仲圭的《中医经验处方集》（1944年），记载了沈氏运用经方和对古方灵活加减运用的体会。还有沈焕章的《临症处方学》（1933年），列方258首，编成歌诀，以便于初学者诵读，简单实用[5]。

4.2 本草类：《古籍总目》中收录民国时期浙籍医家所著本草类著作34部。内容上看，除了一般中药研究著作以外，有介绍药性的著作，吴克潜编的《药性辞典》（1922年），录药物六百种；有作为当时的中医学校教材，如何廉臣的《实验药物学》（1924年）是当时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的教材之一；有关注食疗的著作，如程国树的《疾病饮食指南》（1938年），还有单味药研究的著作，如张拯滋的《贝母之研究》（1934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曹炳章的《增订伪药条辨》（1901年），该书是一部药物鉴别真伪的著作，由曹氏在前人著作基础上，将药物分类，逐条集注，重订成四卷，增补编写的集大成的医籍[6]。再就是张拯滋的《草药新篡》（1932年），张氏对草药颇有研究，书中所收录的草药皆经过实地考察，临床验证，保证准确无误[7]。

5 中医规模化教育教材著作

民国时期的“漏列中医药案”和“中医废止案”两次事件的影响，中医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中医界的积极抗争之下，开启了近代中医民间办学之路。浙江作为近代民办中医教育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创办了许多新式中医学校，如民国时期建立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3]。虽然当时倡导全国统一编写中医教材教学，但实际上仍以各校自编教材为主，学校创办者及任课教师编写了大量教材著作，这些教材内容全面，涵盖中西医各科知识，体现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如“浙江中医专门学校”首任校长傅崇黻所编教材《外科要旨讲义》（1938年）、《嬾园医话》（1921年）等，杜士璋也为该校编写了许多教材，如《病理学讲义》（1933年）、《药物学讲义》（1919年）等，还有马汤楹的《杂病学讲义》（1938年）、《诊断学讲义》（1938年）、《处方学讲义》（1938年），与其他各科课程一起，后来编成《浙江中医专校讲义三十三种》丛书，丛书中涵盖中西医基础知识、中医临证各科、方药类、诊法以及中医名著选读等著作。另外该校还辑有《浙江中医专校讲义八种》。函授教育方面，当时“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是我国较早从事中医函授教育的教育机构，在当时图书资料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创办人何任自编教材《实用中医学》（1947年），该书是一套由浅入深的具有现代概念的函授教材，影响深远。所有这些教材著作凝聚了浙籍中医教育界人士的拳拳之心，为中医学术传承做出巨大贡献。

6 中医基础理论与医经研究著作

6.1 中医基础理论及诊法：近代以来，由于西医的传入，影响了中医固有的基础理论体系。中医学发展过程中，融合了部分西医知识，产生一些新概念，如生理、病理、解剖、诊断等术语，出现了一些包含这些术语的著作。《古籍总目》中民国时期浙籍医家关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有11部，内容涵盖理论综合、生理与病理、病因学说、运气学说等内容。在理论综合方面有叶劲秋的《中医基础学》（1933年），叶氏悬壶沪上，对中医基础理论、时证方面颇有研究，该书采用西医诊疗步骤，从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四部分，阐述中医理论[8]。运气学方面有傅崇黻编写的《运气学讲义》（1938年）教材。有关病因学说的有吴克潜所撰的工具书《病源辞典》（1936年），收录各种病名4000余条，按病名排序，为古今成方；另外还出现了以“病理”命名的书籍，如祝味菊的中西医汇通之作《病理发挥》（1931年）等。民国时期有关中医四诊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曹炳章的《（彩图）辨舌指南》（1916年），该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中西并举，参己以验，是曹氏对一些舌诊文献的保存、整理和发挥，是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舌诊专著[9]。

6.2 中医经典著作研究：《古籍总目》中民国时期浙籍医家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中，医经类的研究有13部，伤寒金匮类的研究有17部。近代中西医论争激烈，民国时期的医经研究不再侧重于经典考证、校勘，重点变为阐明其学术价值，旨在捍卫中医理论体系。如杨则民的《内经讲义》（1925年）与余岩的《灵素商兑》（1916年）即是内经领域中西医论争的正反两派。另外为了适应中医教育需要，还有一些著作是基于传统内经研究的节录精要和注释讲解，如傅崇黻编的《众难学讲义》（1921年），该书作为浙江中医专校讲义，参考了众多医家阐注精要而成。民国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也有沿袭古代条文考证之作，如周歧隐的《伤寒汲古》，而多数著作则结合西医知识加以阐述，注重临床应用，力图阐述《伤寒论》之新义。叶劲秋在《伤寒论启秘》中认为在中西医论争之时，对《伤寒论》的研究应该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近代医家祝味菊对《伤寒论》研究具有独到见解，祝氏首提“八纲”，重释六经，《伤寒新义》（1931年）、《伤寒方解》为其代表著作[6]。另外，还有陈无咎的《伤寒论蜕》（1925年），亦是以个人临床体会来阐述《伤寒论》的佳作。

7 医案医话类著作

民国时期的医家的医案、医话图书，注重中医临床经验积累，具有很高的价值，也是当时的医家与“废止中医”政策作斗争的有力武器。据《古籍总目》记载，民国时期浙籍医家著有医案医话类著作丰富，其中医案20部，医话类著作32部，包括临证心得、读书体会、杂论等。这些医案有收集前人有效案例的，其中大多数是医家自己的临证案例，为后人继承其学术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是近代医学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医案方面比较著名的属何廉臣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汇集了全国80余医家，300多案例，按照固定的程式记录病案，并附个人看法和自己的临证心得。该书反映了近代中医的临床水平，在当时影响很大[5]。另外还有叶劲秋的《现代名医验案》（1930年）。其中个人医案有陈无咎的《黄溪大案》（1926年）等。医论医话类著作，比较著名的是曹炳章的《（增订）医医病书》（1915年）、陈无咎的《中国医学通论》（1923年）、许勉斋的《勉斋医话》（1937年）。在《（增订）医医病书》（1915年）中曹氏对吴鞠通的《医医病书》进行整理，依其先后，分上下两卷，增加5篇，一共81篇，并加按语，阐吴氏之意，去其纰漏。陈氏的论著是其为入丹溪学社学生讲授的通论课程，该书以西方科学的视角来阐述中国医学之本体、派别、定义、范围及其它诸多问题，简明扼要[10]。

8 综合性工具书及医史类著作

民国时期大量的中医药综合性丛书汇编类著作、工具书、医史文献等的出版，其中有出版社组织的，也有个人发起的。在《古籍总目》中，浙籍医家编纂丛书汇编类书籍16部，书目类工具书7部，医史类著作12部。丛书的出现使得大量的医书得以保存和广泛流传，影响深远。丛书汇编类著作中贡献最大的当属裘吉生、曹炳章，二人一生整理出版了大量中医文献，而且在版本、内容方面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实用价值，如裘吉生的《三三医书》（1923年），分三辑，收录99种医书，保存大量江浙一带的名医方论，内容涉及医学理论、临证各科、针灸、方书、医案、医话等。其中有些书籍已是孤版，价值很高。裘氏还辑录了《珍本医书集成》（1936年），医书90种。除此之外，曹炳章的《中国医学大成》（1936年）收录医书128种，收集了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书籍。为方便医家阅读这些大部头工具书，裘氏为其丛书编了《三三医书书目提要》《珍本医书集成总目》两部目录，曹氏亦编有《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介绍了所录医书的基本内容[2]。另外，医史类著作著名的是范行准的《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1942年），该书是《医学史丛书》之一，历经8年始成，被誉为研究中西医学与科技交流史的典范之作[5]。综合性史学工具书类著作为现代研究近代医学发展提供珍贵史料和宝贵经验。

9 总结

民国时期浙籍医家的重要医籍，虽不及以前，但也数量众多，精品迭出，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首先，医家们创新中医理论，发扬中医“辨证论治”之精髓，吸收部分西医观点，所著医书注重对经典的现代诠释和发挥，倡导中西医汇通，与西医知识的结合更加紧密。医书出版类型趋于多样化，出版了很多中西医论争及汇通类著作、大部头的医学工具书及中医规模化教育教材著作等；其次，有关中医临证医学的著作成为民国中医文献的核心内容，文献中体现了“古为今用”的思路，注重临床实践，以证中医之科学有效；最后，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民国出版医书文献多采用白话文体记载，较之前世古书，内容更易于理解，推动了中医薪传。总之，民国时期浙籍医家医籍书目研究，对于现代中医药学术及中医教育的发展无疑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