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

摘要：史学研究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对历史事实进行叙述的过程，更是一个对历史事实进行认识的过程，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史学研究必须注意的两个方面，即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学工作者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由这两者引发的讨论也不断增加。通过对史学研究中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浅析，能够为史学研究提供一些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基础

一、事实判断

事实判断常指的就是对事件本身的描述与判断，对历史事件尽可能地达到准确描述，也就是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经常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求真。而事实记述的过程本身就涵盖了两层内容，一层就是客观发生的历史事件本身，另一层即为史学家基于历史事件而进行的描述。

关于历史事件记述，首先，事件发生了，史学工作者对其进行记述。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能够被记录下来为后人所知，相当一部分事件只是作为历史事实而存在，而且被记载下来的历史事实也并不是全部都作为历史史实被应用于史学研究中。因此，史学工作者所做的事实判断就客体的选择来说首先就是有限的。其次，对于同一件历史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描述，具体的表现可见于描写语言，记录形式等。同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呈之于后人的文字描述可能差别很大，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描述，这并非因为事件本身存在几种可能性而在于记述主体的不同。原始的历史事件是由人来记述的，以往的史学家或者学者在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将自己的感情色彩融入其中，叙述历史事件或多或少的添加一个形容词或着重描写了事件的某一方面，这都容易在后世的史学研究时，给人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就像中世纪专家巴勒克拉夫教授曾提到过，“我们所读的历史…尽管基于现实，但是严格地说，根本不是事实，只是一系列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1]此后后人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次加深这种印象，距离真正的“历史事实”也许就会更加遥远。作为后人无法回到过去但却需要对过去进行研究，因此史学研究的基础就是对史实的辩驳。在对事实进行判断的时候，要多方考证，去伪存真地获取相对来说真实的史料记载。只有在了解了历史事件的真相后，才能对其进行历史认识，进而得出关于这件事的历史判断。也就是讲，事实判断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事实之真相，进而为进行其他方面的史学研究打下基础。

首先，进行事实判断需要运用一定的理论方法，这些是理论研究者需要秉持的基本原则与理论。史学工作者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常会在一定的导向性方法或理论指导原则下进行。原则的不同会导致选取历史史料的不同，进而得出不相一致的历史判断。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考证史料、确定事实不需要理论指导原则，只需要严格地按照形式逻辑去做，这是一种片面的想法。除了极其细小的问题，历史事实已经确定无疑为大家所接受;稍复杂一点的问题，加之史料的多样性，都会给史学工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带来困难，筛选史料与事实就成为必要之事。这不仅需要形式逻辑来解决问题，同时需要研究者的社会历史观以及与之相应的理论指导原则或导向性方法来确定。以兰克和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家，信奉人本主义的史观，认为历史是领袖或精英人物的思想与意志的产物，因此他们认为最珍贵的史料就是领袖或精英人物留下的书信、日记和其他直接相关的档案文献和文字资料。由此，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搜集与辨识此类史料。与此不同的是，年鉴学派的学者们相信普通大众比领袖或精英人物在更大程度上起着决定历史发展的作用，这种历史观驱使他们注重搜集整理反映普通大众生活状况的史料，如教区纪录、契约、租约、遗嘱、工资等。传统史学家不屑一顾的东西，他们却认为是最珍贵的史料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同一件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兰克学派和年鉴学派所得出的事实判断就自然有所不同。

其次，事实判断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过程，随着新科技的发展以及新史料的挖掘等，都会使之前所得出的事实判断有一定的完善甚至是颠覆。震惊世界的卡廷森林事件，因为苏联单方面的拒不承认态度以及确定性证据的欠缺，关于这一事件始终没有定论，史学工作者也出于各自的立场对这件事认识不同，最初关于这件事所做出的价值判断也大有差别。苏联解体后，俄国方面才逐渐将斯大林曾经签署的关于这件事的档案公布于世，这才有了关于卡廷森林事件确定性的事实依据。在有了确定事实的基础上，人们对于这件事的价值判断才能更理性更客观。也只有有了确定性事实，才能得出更接近于事实的事实判断，进而为个人的价值判断奠定基础。

二、价值判断

对历史事件进行的价值判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作为客观事件在史学工作者脑子中的反映，是史学家个人智慧的结晶。因此，在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判断时，史学家个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控因素。法国著名恩想家帕斯卡曾说过，“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因此，在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判断时，必定会融入史学家个人的思考。不同的人针对同一件历史事件关注的点不同，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理论不同等都会造成对同一件历史事件的评价大不相同。因此，价值判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價值判断的标准因人而异，而意图得到真理的绝对标准是无法获得的。不同的史学工作者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有自己关注的点，侧重点的不同自然会导致评判的差异性。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帝王，后世对其褒贬不一，主要就在于所站的角度不同。对其评价较高主要从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开辟了各民族大统一的新纪元角度而言;而对其评价过低则主要是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苛政，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哪种评价，都有各自的理由。也就是讲，历史研究中常见的分歧，往往不在于史实本身的分歧，而在于以不同的价值标准评判同一史实。[4]

其次，价值判断不能与史实相背离。价值判断标准的不同不意味着能够对史实进行歪曲，应尽可能以史实为依据进行价值判断。在这个过程中，所要选取的资料不仅是对自己价值判断有利的，更应该包含对自己价值判断不利的资料。只有这样，得出的价值判断才更具有说服力。价值判断只有与史实结合，才是真正的价值判断。

最后，价值判断的过程应以现实关怀为基础。价值判断是历史认识与现实社会相连接的纽带。每一个时代的史学工作者，都是从他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去认识与思考历史。对历史进行价值判断的目的更深刻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与理解，借鉴其中能对现实社会有帮助的方面，更清醒地去思考现实与未来。同时，因为价值判断背后所蕴含的现实性，它便不会是固定不变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科举制度等确实在一定时期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人们思想的提升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赞赏与提倡的。但对其价值判断也应看到其长远的影响，越来越僵化固守了人们的思想，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固然其中有些方面在今天仍然能够带来一些可供借鉴之处，但对它的价值判断是绝不能超脱今日的社会大背景的。

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

首先，两者的立足点不同，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历史事件时总是会从诸多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去选择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史料，事实判断更侧重于对历史事件发生过程的本身进行研究，关注的是对史料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去伪存真，进行真假判断;而价值判断则更侧重于对历史事件发生的意义进行研究，判断其当时意义与长远意义。前一种选择（事实判断）重视消灭假事实，努力探寻历史实践的原因，希望从中吸取对当前形势有实际效益的东西;后一种选择（价值判断），重视发挥历史的劝善惩恶的职能，因而建立了一种供道德借鉴的实用主义史学。[5]

其次，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础，事实判断是历史判断中基础性的判断。离开了事实判断这个基础，其他的历史判断就会成为无本之木。也就如郭沫若所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有害”。[6]对一件历史事件意义的评价不应该是因史料而異，而应建立在对诸多史料多方考究的基础上，明晰这件历史事件的真相，获得一个为众人所认可的历史事实。进而以此为基础，对其进行更多的认识与评价。事实判断因其事实发生的客观性而具备真实性、唯一性;价值判断则会因为评判主体的不同而具有多样性。

最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统一于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过程中，两者缺一不可。事实判断的依据是以往的史料，而史料是人们对于往事的描写与记述，它是人类思想智慧的结晶，融合了人的精神活动。价值判断的基础是事实判断，依托于事实判断，价值判断才有了根基，人脑才能进行进一步的精神活动来评价历史事件。因此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只能尽可能地接近客观事实，而不能完全达到与主观意识的割裂。同时，完全脱离事实记述的主观结论也毫无意义而言。历史的进程总是涵盖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内容的，而历史的记载不可能涉及所有的方面和层次，于是史学之求真总会在证据上受到一定方面和层次的限制。所以史学所能反映历史进程之真，总是在一定方面和一定层次上的。[7]同样地，对某一件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总是在一定限度内的，两者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都是必经阶段。

总而言之，无论是事实判断抑或是价值判断，对史学工作者而言，都是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只有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史学研究工作才能开展的更好。

参考文献：

[1][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9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6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78-279.

[4]刘文瑞.略论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J].西北大学学报，1990 （3）.

[5]马雪萍.中西古代史学：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冲突与协调[J].人文杂志，1995 （4）.

[6]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M].人民出版社，1982.

[7]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J].学术月刊，1997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