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天

摘要：欧洲华文文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华文作家群体逐渐壮大，他们在多民族的环境中进行创作，会以更自由的文化心态回顾故土往事。虹影是欧华文学近十年来最受瞩目的作家，她常常讲述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重在捕捉人性的真实特质。本文以虹影对于中国抗战的书写作为切入点，分析《绿袖子》、《上海之死》等小说文本，探索虹影在作品中贯穿的人本主义精神，以及在域外文化影响下对于传统与现代中国经验的新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欧洲华文文学;虹影;文化

欧洲作为西方文明的策源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催生了众多同源异流的民族国家，形成了西方世界中最早的多方文化聚集地，对东方世界影响深远。欧洲文明的发展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转型的范本。十九世纪末，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下，留学欧洲成为一个新趋势，如老舍、巴金、徐志摩、林徽因等留欧、旅欧作家，他们形成了基于传统文化姿态、向世界文化开拓视野的创作导向，系统性地对欧洲的历史、文学等著作进行译介，成为欧华文学的初始形态，在回国后集社、办杂志，成为“五四”文学运动的主力。对于欧洲社会来说，中国社会始终是一种“他者”的存在，乌托邦式的想象建立在对神秘东方文化的神往和崇拜之上。“一战”结束后，面临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困境，部分敢于反叛的欧洲作家提出“东方文化救世论”，试图以中庸平和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解决资本与利益冲突的危机。虽然这一潮流在工业革命浪潮兴起后逐渐衰落，但这种文化交流的态度也使旅欧作家，在进行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文学活动中得到了理解与尊重，对欧华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20世纪80至90年代出现欧华文学的创作热潮，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与华人作家协会的成立促进了散落于欧洲各地华人作家的聚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如高行健、林湄、虹影，都在异族的文化环境中审视“他者”与自我，因此一代移民作家虽然力图超越现有的文化思维框架，但还是在混沌与矛盾的状态中，保有一种平和、包容的精神。

虹影是欧华文学的代表作家，以其丰饶的创作实绩引起华文文坛的广泛关注。她的作品主体意识鲜明，在思想上不会刻意迎合时代话语和文学思潮，在形式上也会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题材与文体。虹影早期是以诗人的身份进入文坛的，而后以小说创作为主，因此她的语言带有特殊的灵性与诗性，充满着感性的情怀，其中又不乏对社会弊病的关切，对生命经验的深刻体认。虹影是艺术家，更是记录者，出生于60年代的她在被阴霾遮蔽的空间之中成长，在自传小说《饥饿的女儿》中她讲述了自己充满曲折与苦难的青年时期，正是具有这样的经历，虹影才会在书写特殊时代的历史时，将时代退居于人之后，关注人与人性本质的问题。虹影与长期定居与欧洲的华人作家不同，她时常往来于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与欧洲之间，多重异质文化的交锋在她这里却是形成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契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又充满着现代性的思考，使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始终处于对话的状态。

一、传承：人本主义精神的复归

在虹影的作品中有许多小说是以抗战作为背景的，或许在极端的环境下才能尽识人心。虹影作为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以前卫的思想和姿态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历史、政治的认识，她的历史与战争书写吸收了“新历史小说”的创作精髓，同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在重述历史与战争时没有被某种文化观念、政治立场或写作方式所左右，她秉持客观的态度，回归真实的“战争”，以此为基点阐释人与战争的关系。人類在面临战争时是渺小无助的，小人物的命运更加难以预料，生命与利益、情感与信仰，这些都成为虹影衡量真实人性的砝码。

这种“人本主义”的精神恰好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观念相呼应。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中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当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1）人的文学追求人情、人性，联结人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文学作品要以人道主义为中心，表现人的解放与觉醒。虹影的抗战书写传承了这样的创作理念，她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对个体生命力量的尊重、对民族身份与性别的解放。

王富仁曾在《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中指出：“战争文学不能仅仅是对战争历史的摹写，它更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作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对战争整体的反思，而不是对战争中的任何一方或某个历史事件的是与非的反思。战争本是人类的一种灾难，无论对于失败一方还是胜利一方，战争带给他们的都是灾难。”（2）虹影的抗战书写注意到这种灾难意识，不去明确划分争斗的两极，她更关注小人物在极端境遇下内心的波澜，每一个个体的命运节奏都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搅乱，在此刻迸发而出的超越生命的力量则显得异常珍贵，比如爱情。

战争与爱情始终是相伴而生的主题，战争中生存与死亡的残酷悲剧因为爱情而变得浪漫。在小说《绿袖子》中，“满映”的中日混血演员玉子与中俄混血的搬运工青年小罗，在战火纷飞的长春开始一段忘年之恋。俄军进驻东北后，日本正面临全面溃败的局面，到处是炮火，是战争给了小罗接近玉子的机会。小罗带着玉子躲进防空洞，又帮玉子包扎受伤的脚，两个人逐渐互相依赖，成为彼此唯一的亲人。“窗外传来了飞机引擎的轰鸣，高射炮开始脆裂地撕破天空。突然一声猛烈的爆炸，似乎就在近旁，整个房子震动了，窗玻璃开始碎裂。”（3）而玉子和小罗丝毫没有恐惧的感觉，在此情景下互相表露心迹。但是幸福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不幸，没过多久，俄军接管整座城市，玉子被遣送回日本，而小罗被判定为俄奸。和平年代中的“混血”尚可以按照个人的感情倾向来选择自己的国籍身份，但是在战争时期，他们就是民族边缘人，面对不断重组的是非变换，他们的身份不由自己决定。小罗在监狱中被关押了一年零三个月，出狱后他逃出被围困的长春，历尽艰险来到东京，在一片废墟中看到玉子留下的字迹：“我回长春去找你。”（4）自此开始，玉子和小罗开始在长春和日本两地奔波、互相寻找，却一再交错而过，两地墙上的字迹越来越多，这成为两个人唯一能够感知对方的讯息。最后，玉子在一户农舍前停住脚步，她仿佛看到了被抬进去的病人就是小罗，却不敢上前敲门询问。玉子年长小罗十几岁，不论在肉体还是精神上都十分依恋小罗，欲望的描写表明了作家的立场：女性不该因为世俗观念而放弃追求个性解放，也不会因为惧怕极端的境遇而选择放弃自由，这两个方面共同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精神的一种复归。

二、新变：域外视角下的传奇往事

虹影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她对于人的深刻把握，还在于她会用一种特殊视角审视中国历史，加入特殊的角色，使故事具有传奇性。同时也会融入自己在域外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国际视野。在长篇小说《上海之死》中，1941年的上海租界是一座孤岛，虽远离战场，但处处潜藏着谍战的危机。每一个人物都是拥有多重身份的“多面体”。主人公于堇是上海名伶，故事从她由香港奔赴上海应邀参演话剧开始，在众人的眼中她是要救出被日本特务机构逮捕的丈夫倪则仁，但身为间谍的她实则是探听日军在太平洋的最新动向。她栖身于国际饭店的最顶层，这是故事发生的关键场所，在这个空间中，代表不同立场的人物或明或暗地交锋对决，在人物身份与命运走向的变换中，揭开作家提前设置的层层玄机。于堇的养父休伯特是美国驻远东地区间谍的头领，在他的授意下于堇联合国际饭店经理，同时也是犹太籍间谍夏皮罗共同策划行动，在一场日本高级军官参加的宴会上，于堇诱惑日本海军头领得到日本将要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却在向养父传递情报时谎报地点，目的是不再使中国独自对日作战。最终，于堇在日本士兵前来搜查之时从国际饭店顶楼一跃而下，自尽身亡;她的养父休伯特也怀着对于堇的愧疚与悔恨自杀。

一场暗流汹涌的战争改变了所有人物的命运，一段历史通过一位女性的选择而改写，不否认这其中含有“戏说历史”的成分存在，但这段内容丰满了女主人公于堇作为间谍的形象。同驰骋沙场、奋勇杀敌的女战士相比，女间谍的身份更加含混暧昧，在文学作品中，女间谍一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身份是双重的，她既是客体同时又是主体，她被原属战争派别作为秘密武器打入敌对集团内部时，意味着她是一个可以被交换的客体;但整个计划的实施过程，是她作为一个主体的时刻，意味着在这一时刻她才可以自主地践行自己所具有的主体性思想，达到所属战争集团的目的。

但凡事总有例外，因为即使女性献身政治，她同政治的关系也不总是服帖的，当陷入爱国主义、个人情感与性别沖突的困境时，对原属集团的反叛，代表着于堇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间谍最具独立意识的选择，国族、政治、战争的框架一下子回到了人性与情感的框架内。在虹影笔下，于堇的身上没有传统谍战小说主人公刀枪不入、顺利完成任务的“光环”，没有英雄一般力挽狂澜的能力，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爱美、孤独、高傲，心系时势，虽然受训成为间谍，但她也是战争时代的弱者。一边是国家的安危，一边是养父的栽培与恩情，于堇面对的是无法抉择的难题，然而她果决勇敢，最终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无愧于心，昭示了自我坚定的民族良知。同时，《上海之死》虽然是虚构性的抗战文学作品，但作家刻画了多个异族人物形象，如美国间谍休伯特、犹太间谍夏皮罗，他们的参与表明作家将中国的抗战战局置于整个二战格局发展之中，与以往单纯地书写抗战相比更具世界性的意义。

三、结语

虹影的创伤记忆影响了她看待历史的视角与思维，给予她笔下灵魂以更多的悲悯。在海外作家群体中，很少有像虹影一样“人文一体”，在作品凝聚着她个人创伤体验抗争的经历，交错着她个人敏感细腻的神经，成功完成对作品的悲情渲染。同时，虹影多重的文化视域让我们看到了研究欧华文学的新方向：复归“五四精神”，聚焦国际视野。在东西文化互通的流脉之中寻求历时维度的传承和共时维度的新变。

注释：

（1）周作人：《人的文学》《周作人文集》[M].广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2）王富人：《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J].河北学刊，第168页.

（3）（4）虹影：《绿袖子》[M].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第116页，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