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永兵

摘要：传统三峡信仰民俗在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中广泛流布，久传不衰，它是对当地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曲折反映，承载着他们对日常生产生活的美好愿望。以生命美学视之，三峡信仰民俗主要体现出三个方面的价值，即精神生命层面的心灵慰藉价值、社会生命层面的族群凝聚价值和生物生命层面的物质兜底价值。

关键词：三峡;信仰民俗;生命美学;价值

三峡是长江上游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的合称，广义上的三峡地区是指西接嘉陵江，背枕大巴山脉，东迄湖北宜昌，南括鄂西清江流域和渝东南黔江等总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的以山地为主的广袤区域。这片峡谷幽深、群山环绕的区域自远古以来就是华夏巫文化的昌盛之地，尚巫之风浓郁，由此形成的巫鬼观念、图腾崇拜、多神祭祀等信仰民俗在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中也是广泛流布，久传不衰。对于如何看待这种信仰民俗现象，过去存在着以糟粕性迷信文化定性而一概否定的情况，但随着文化人类学等新学科视野的介入，它的正面价值被更多地予以挖掘和确认。在此背景下，本文欲从生命美学角度对三峡信仰民俗的多重价值进行解读和阐述。

一、三峡信仰民俗与生命美学的契合之处

信仰民俗建基于一方百姓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主张各种相关自然事物或祖先图腾都是充满灵性的生命存在，展现了一种交织着感性与理性精神的独特的生命本真状态。传统三峡信仰民俗是由独特的三峡地区空间地理环境和以巫文化为代表的悠久人文传统共同造就的特色鲜明的民俗风貌之一，其丰富的事象、儀式和观念无不具有十分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底蕴。从根本上讲，传统三峡信仰民俗是对此方百姓特有生命状态和生命历程透过众多民俗主体进行展示的形式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峡信仰民俗与生命美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二者有着关于“生命”的共同旨趣和价值内蕴。

生命美学是当代著名美学理论派别之一，始终高举个体感性生命大旗，以充满个体感性色彩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存在作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生命美学看来，“人的生命包含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无论哪一重生命，只要在人的物质或精神时空中得到实现，对象就被认为是美的，主体也由此产生一种深切的美感体验。”[1]（P157）传统三峡信仰民俗历时久远，可以说是展现三峡地区民众生存状态的“活化石”，曾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过慰藉百姓精神世界、维系社会和谐关系及稳定政权运行秩序等各项功能，展现出巨大的社会意识形态效应。以生命美学视角深入解读传统三峡信仰民俗所具有的积极生命意蕴和人文价值，既能够切实体现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传承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为传统三峡信仰民俗的上述社会意识形态功能之有效性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为当前三峡乡村和城市社区建设、特别是精神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参考镜鉴。从更具体的层面来讲，就是分别从生物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三个层面深入到对传统三峡信仰民俗的各类事象、表征仪式和观念意识的阐释中去，有效且细腻地挖掘其最具本真性质的生命意蕴和人文内涵，深切体察其独特的生命厚度，为准确把握、传扬而非曲解甚至异化传统三峡信仰民俗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真正了解三峡、三峡人以及三峡文化提供一面镜子。

二、精神层面：三峡信仰民俗的心灵慰藉价值

既然是信仰类民俗，其在个体精神层面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无疑是最为显著的。一般而言，人类之所以存在精神信仰，是因为相信“万物有灵”的缘故。由于恶劣的地理环境和闭塞的信息交通条件，由“万物有灵”这一精神观念转化而来的神灵崇拜信仰在传统三峡信仰民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三峡一带的百姓在修建房屋时，会诚挚邀请善于说唱的贺梁礼官在工人上梁安门时带着节奏感地唱念出《上梁礼词》和《踩门礼词》等[2]，从实用角度讲，贺梁礼官声情并茂的“表演”并不能让房屋变得更牢固更安全，但从精神层面来看，这种民俗又是寄寓着“娱神娱己”的良好意愿的，因为此方百姓相信房屋上存在“梁神”和“门神”，贺梁礼官通过近似音乐的说唱行为将房屋主人与这些神灵连接起来，使得前者念兹在兹的家宅平安吉祥诉求得到这些神灵的呼应，由此，其心灵在与众多神灵的沟通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与慰藉。

总的来看，“万物有灵”的观念在三峡地区百姓的精神世界中是普遍存在的，而由此衍生的神灵崇拜信仰及其民俗表征亦是驳杂多样。从生命美学视角来看，三峡相关信仰民俗所喻示的神灵崇拜及其所代表的对美好来世的期许与向往，无不指向人类个体生命贯穿始终的生存需要与生命价值，这既是这种民俗最为根本的出发点与归宿，也是人之为人最为直接的体现。三峡信仰民俗作为三峡原生态巫术文化传统及其行为在个体生命实践活动中的直接显现，对于“万物有灵”观念所蕴涵的人的生存需要与生命价值追求展现出极为深刻的体认。这种日常习俗令每一个信奉和践行它的三峡地区个体生命都能依凭内在精神力量去征服、改造有异于自身愿望的事实对象，从而建构起充满灵性气息的精神文化世界，由此也使得践行此类习俗的人们克服自然与社会中的重重艰难而成为自身生命的主人，一个自由和超越的人。

三、社会层面：三峡信仰民俗的族群凝聚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属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追求并实现社会生命价值在生命美学视野中有着最为显著的人性论意义。在一般意义上，追求社会生命价值，关键是实现或者维系个体或集体生命形态的不断凝聚、延续和发展。于此，三峡信仰民俗所表征的神灵崇拜观念可谓是社会生命追求的“价值担当”。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有“廪君死，魂魄世（化）为白虎”的传说，廪君和白虎在三峡民众（以土家族为代表）心中，一个是族群始祖，一个是神异图腾，都是被崇拜和信奉的对象。由廪君这位英雄始祖死后化作白虎图腾的事件，至少体现出如下价值：

其一，伟大的人格感召。廪君是远古传说中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寄寓在此君身上的三峡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即祖先崇拜与英雄情结。三峡民众心中的廪君形象集祖先与英雄角色于一身，带领三峡先民射杀盐神，开疆拓土，创建家园，展现出追求社会价值以及为三峡先民安危冷暖而英勇杀敌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不仅凝聚了跟随廪君一起战斗的部族先民，而且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社会生命价值的历史记忆存留下来，成为代代相传的激励后人竞相学习与奋进的英雄楷模，释放出充沛的生命力量。

其二，强大的凝聚功能。作为三峡民众的先祖，廪君不仅留下他个人的身前身后名，而且通过死后“世（化）为白虎”的灵异传说转换为三峡民众信奉膜拜的白虎图腾。自廪君化为白虎起，“饲虎”之风便兴起，“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至此，廪君形象由人格英雄升华为白虎图腾，其所展现出的社会生命价值则由伟大的生命感召延展为强大的生命凝聚。三峡民众通过祭祀白虎的传统习俗不仅追忆了先祖，更重要的是发挥了团结一方群体、凝聚发展力量的效应。显然，这是三峡民众最可宝贵的共同资产，是他们生生不息的内在源泉。

四、生物层面：三峡信仰民俗的物质兜底价值

生命美学认为，生物生命是人所拥有的三重生命的基础和起点。而传统三峡信仰民俗无疑亦是缘起于人们的基本物质生存需要，曲折反映了三峡民众的特殊現实生命境遇及其本能力量。在三峡地区的民众生活中，存在有诸多带有强制性特征的言行禁忌民俗：逢戊日不动土，否则不吉利;清明、立夏日及农历四月初八不耕田，否则牛会生病;满日为土瘟日，忌播种，否则无收成;平时不准扛锄头、穿蓑衣进屋，否则会有灾病等。[2]毋庸置疑，这些渗透在日常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禁忌民俗无不植根于三峡民众的现实利害关系，无不关乎他们切身的基本的物质性的生物生命需要，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物质兜底诉求。

在一般意义上，人类在生物界总是把自己高看一等，其显著标志就是更侧重于谈论人的精神生命、社会生命及其价值，对自身的生物生命则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事实上，生物生命在人的生命结构中具有基础地位和决定意义。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P574）换句话说，没有生物生命需求的追求和满足，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追求和满足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无法实现。

因此，挖掘传统三峡信仰民俗所蕴藏的生物生命内涵对于进一步探索其精神和社会生命意义无疑是重要的铺垫;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揭示其在三峡民众个体感性生命体验中最为朴素、最为基本的物质性兜底生命价值，能够弥补传统人性论偏重于强调精神与社会人性而忽略生物自然人性的理论缺憾，由此敞亮传统三峡信仰民俗在凸显生物、精神和社会生命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完整人性论方面的实证意义。

五、结语

传统三峡信仰民俗是对当地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曲折反映，承载着他们对日常生产生活的美好愿望，并具体呈现在各类祭祀节庆事象、行事禁忌和仪式表演等感性外观之中。通过生命美学这一新的理论维度观照传统三峡信仰民俗，充分挖掘其在三重生命价值格局中呈现出的人文内涵与生命美学价值，一方面能够为我们更加科学理性地认识和界定传统三峡信仰民俗在三峡区域性文化生态内的地位及影响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资源，另一方面能够利用传统三峡信仰民俗在生命美学层面的积极价值为当前三峡地区乡村与城市社区建设、特别是文化发展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启发作用和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管维良.三峡巫文化简论[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3（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