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康

【摘 要】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由于农户思想观念保守、受教育程度低、无稳定收入、缺乏抵押担保物品，涉农项目风险程度较高，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少、产品种类单一、服务质量不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金融市场发展较为缓慢。农村金融的发展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约束：第一，技术及正式制度的刚性约束。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进步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丰富金融产品种类等途径增加农村金融服务供需主体的匹配性进而扩大农村金融市场的规模。而正式制度如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金融监管等更是规范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发展，有利于农村金融的业务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第二，非正式制度的柔性约束。这类非正式制度主要来自意识层面，最为重要的便是以信任为代表的文化因素，而往往这类非刚性的意识层面约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格莱珉银行，通过对贫穷女性的信任，成功地将小额贷款服务延伸到了通常金融机构难以触及的农村贫困地区，并实现了高达99%还贷率的奇迹，满足了这部分贫困农户的贷款需求，进而实现了扶贫减贫的目标，促进了农村金融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信任；格莱珉模式；金融发展；扶贫减贫

一、引言

学界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比较多，尽管如此，对于文化这一最基本的概念，学界目前的定义仍未统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冉易（2012）中总结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惯常的信念和价值标准，并经由各族群、宗教团体和社会组织将其不变地代代相传下去（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和“文化是划分并聚集人类群体的一整套价值观、信仰、和传统习俗”，并指出文化是一种识别并聚合人类群体的过程，并非不变的（Throsby，2001）；无论哪种定义，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同之处，即人类的价值观、信念、传统习俗等因素。

早期学者主要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研究。Weber早在1976年就讨论了资本主义精神对欧美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这里的资本主义精神一定程度上就是指文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Putman（1993）、Fukuyama（1995）、Knack和Keefer（1997）、Zak和Knack（2001）等通过理论和实证证明了文化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因果关系，尤其是衡量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信任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ukuyama（1995）、张维迎、柯容住（2002）认为现代生活中社会资本已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效率和规模；Slow（1995）认为信任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来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进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魏悦（2004）从宗教的角度来考虑，认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不同的教义，对经济的增长产生着不同的影响等。

多数学者都是从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入手进行实证研究，且基本都得到基于信任的文化对于金融发展有促进作用。比如Luigi Guiso（2004）、张俊生和曾亚敏（2005）、张宗勇（2006）等对不同地区的研究都证实了社会资本对当地的金融发展有显著正效用。而社会资本影响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提高社会的信任水平。

下面將具体介绍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信任机制及对当地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从理论角度分析哪些因素的差异导致这种信任机制在中国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二、格莱珉银行的信任机制

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创建于1983年，其宗旨是通过为农村穷人提供贷款、存款服务使其摆脱对农村高利贷的依赖，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格莱珉银行的信任机制可以总结为“一个目标、两个出发点、七项具体措施”。其中“一个目标”是指这种信任机制应该服务于格莱珉银行的最终目标，即帮助穷人增加收入、形成个人资产进而脱贫致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穷人的一种信任，相信他们在取得贷款之后有能力在将来还清本息，有能力增加收入从而脱贫，甚至有能力因此发家致富。

“两个出发点”分别是“信贷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穷人是天生的企业家”。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认为，信贷并非天生就决定了它与穷人无缘。穷人本身并不缺乏摆脱贫困的勇气与决心，而是缺少用以摆脱贫困的基本物质条件，他们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借款来脱贫致富。尤努斯认为穷人是天生的企业家，“穷人具备成为企业家的潜质：它或许会发现更好的机会，因为他们从未得到过一次机会，所以他们的想法可能更新颖、市场通常忽视了‘金字塔底。穷人是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只要活得外部的帮助……”。《贫穷的本质》一书中也提到，“就从事的职业来说，与发达国家的收入人群相比，贫穷国家的大多数收入人群似乎更具有企业家精神。他们没有资本需要馈赠或支持，这好像能开启良性循环，只要能够得到机会，他们就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并摆脱极度贫穷。”这一观点也支持了尤努斯的想法。而事实也表明，基于这两个出发点的格莱珉信任机制的确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2015年和2016年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还款率分别高达98.47%和99.06%。格莱珉银行的信任模式，给穷人提供了一个获得贷款、改变命运的机会，兼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既帮助了穷人，又在农村贫困地区推广了小额信贷，促进了农村金融的发展。

“七项具体措施”。首先是选择妇女为贷款对象。在孟加拉国，由于受男权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妇女的地位普遍比较低下，贫困发生率较高。妇女在面对金融服务时表现出的不同于男性的特征如厌恶风险、重视家庭、珍惜机会等，使得格莱珉银行更愿意为妇女提供小额贷款，这样不仅能降低风险、增加还款率，还可以提升妇女的地位；其次是放贷模式的改变。格莱珉一代采用“2-2-1”的放贷次序，小组内成员的还款与否影响着小组内其他成员的贷款能否正常进行。然而这种模式在遇到自然灾害，比如1998年洪灾时，可能会出现大面积坏账，如果仍采用格莱珉一代僵化的贷款程序，将会有很多因灾无力偿还但又希望以后可以偿还贷款的会员被划为问题单元，丧失正常贷款的机会。格莱珉银行二代修正了小组贷款模式，即使出现借款人无法按期、足额偿还的情况，也不影响其他人贷款；第三，实行黄金会员制度。格莱珉银行对那些连续7年保持100%还款水平的会员授予黄金会员的身份，这是一个很受尊敬的位置，黄金成员有资格快速提升贷款额度，同时还可获得特别的荣誉和其他优惠。这一制度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会员连续还款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还款的风险；第四，参加中心会议。格莱珉银行规定各小组每周都要派出一名代表参加中心会议，一方面，会议上可以收集贷款还款，节省了小组成员去银行换钱可能花费的时间和交通费用。另一方面，借款人可以利用此机会和其他会员分享经历，互相学习。而且中心经理时常会提出讨论健康、发展和社会议题，借款人在中心会议上能受到持续的培训，这一切最终都能赋予他们的社会尊严和越来越强的自尊心；第五，每周收集还款。格莱珉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每周收集还款的模式。事实证明，在短期内处理小额分期付款，比用较长时间处理较大的分期付款容易。一般情况下，钱在手头或口袋里呆不久——要么花了它，要么就存到银行，但穷人做不到后者，他们手头的现金数额小，也不能经常去商业银行，格莱珉银行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将期末还款风险分散到了期中，极大地提高了还款率；第六，改变传统借款人和中心经理之间的关系。这里，借款人和中心经理已经不单单是以往传统金融机构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关系了，更多的是师生关系、引导者-跟从者的关系。在中心会议上，中心经理和借款人互相交流，中心经理了解贷款人的生意进度、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等诸多方面，共同探讨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样就避免了挨家挨户低效率的收集还款及由此带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最后，穷人身兼三重身份。格莱珉银行规定，贷款者在获得第一笔贷款的时候，需要用贷款金额的1%购买银行的一份股权。这种模式下，每一个穷人都拥有三重身份，她们不仅是这个银行的贷款者，也是银行的存款者，还是银行的持股者。三重身份，把穷人和格莱珉银行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穷人只有自己多存款，才能获得更多的贷款；只有自己积极按时还款，银行才能更稳定的运营；银行能够更好地运营，自己的权益才会越来越大。这七大措施，保证了这种信任模式的顺利实施，也正是基于这种模式，穷人获得了所需的贷款，格莱珉银行保持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农村地区扶贫减贫工作的进行，促进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发展。

三、中国和孟加拉国文化异同的影响

格莱珉模式在孟加拉国的发展和推广，创造了99%还款率的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近乎完全相同的模式在中国进行推广，效果却难以令人满意。是什么原因导致相同的模式在两国推广的效果差别如此之大呢？当然是国家各方面具体环境的差异导致的。下面将仅从文化角度出发，考虑信任之外的哪些因素最终导致了格莱珉信任模式无法在中国成功推广。

宗教。在孟加拉国国内，穆斯林人口的占比超过了百分之八十。而伊斯兰教六大信条之一便是“信后世”——“如果人今生欠了债没有还清，来世仍要欠债”，借款人的诚信主要靠宗教信仰来维持。而在中国，发展小额信贷依然需要依赖于千百年来维系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借有还、好借好还、父债子还等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以及一些信贷优惠政策和诚信宣传教育等。这和孟加拉国靠宗教信仰维持的诚信关系有着极大的差别。

政企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阶层划分中，商人处于平民阶层的最底层，对社会的贡献程度最低，地位低下，且经商风险较大，一旦败落，男则为奴，女则为婢。成功的商人通常与朝廷的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吕不韦、胡雪岩、王炽等。到了现代，成功的企业往往也同样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把握政策动向，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强力支撑。而反观格莱珉银行，其成功之处恰恰在于与政府的分离。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成立之初，格莱珉银行接受了大量政府资金的支持，政府持股一度高达60%。这种过度依赖政府资金的模式，在1998年孟加拉国发生洪水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时的还款率降低到历史最低水平，仅有80%。直到格莱珉模式二代，格莱珉银行拿到了完整的金融牌照，才开始从存款方面入手，减少对政府资金的依赖，使政府所占比例减少到6%，真正成为穷人的银行，实现持续经营。这种模式目前在中国由于牌照问题难以行得通，因而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传统习俗。中国是传统节假日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每个节假日经常有着形式多样的活动，对应着一笔不小的开支。此外，中国近年来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因过节、婚丧嫁娶、升学等各种原因导致的开支也在不断提高。如果仍依照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的还款方式，在遇到这些节假日或者人情世故时，可能会导致大面积未能及时还款情况的出现。而在孟加拉国，这些重要的节假日相对较少，可以保证每周还款模式的顺利实施。

尽管孟加拉国和中国的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差别，但两国仍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无论是中国还是孟加拉国，妇女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因此格莱珉模式在中国推广时也可以始终把妇女放在中心位置考虑；虽然孟加拉国民众依靠宗教信仰可以维系借贷关系，而在中国农村地区，没有像孟加拉国那样大规模的信徒，依靠自身信仰来维持借贷关系，但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机制仍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信仰不足的缺憾；此外，无论是孟加拉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有扶贫减贫的动力，孟加拉国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之一，国内超过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落后、国民素质较低等现状都迫使孟加拉国政府采取措施改变现状，扶贫减贫。而中国的扶贫减贫工作一直在进行中，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消除贫困，因此两国政府都有动力推动扶贫减贫工作的进行。

尽管目前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推广由于环境的不同存在不少问题，但在孟加拉国的发展已经证明这种基于信任的小贷模式是完全可行的，是可以扶贫减贫进而推动农村金融发展的。下面要做的就是针对这些引起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变异的因素，在不改变格莱珉模式的初衷和目标的前提之下，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探索出一条适合在不同地区发展推广的路径。

四、结论

通过“一个目标、两个出发点、七项具体措施”的格莱珉信任机制，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在农村小额信贷领域取得了独一无二的佳绩。尽管在中国的推广中由于宗教、政企关系、传统习俗等问题的影响难以取得预期的成绩，但让不能否认格莱珉银行的信任机制的确是个有利于区域性减贫、推动贫困区域金融发展的良好机制，未来对于推动地区收入差異减缓、一体化等方面将会产生长远的积极作用。因而，可以认为在信任为基础的文化对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为保证这种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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