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海霞

教授《寡人之于国也》的时候，有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孟子在向梁惠王阐述完保民、养民和教民的措施以后，有一句总结性的话：“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为什么孟子在小结强调的时候没有提到教化百姓，而只是谈及物质层面所应达到的水平，并且由此断定“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行文上的疏漏，还是孟子在谈话时的有意为之？

课后，笔者查阅了《孟子》全书，发现类似的文段出现在同一章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中：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文字在小结提要的时候也没有谈及教民，那么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教民”在孟子的“仁政”主张中不重要。孟子曾经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下》）可见，教民是让百姓区别于禽兽的重要途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手段。不仅如此，孟子甚至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强调道德教化比政治措施更重要。然而，孟子在涉及“王道”落实的时候，最先关注的仍是百姓的衣食住行：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

此处，孟子就向梁惠王强调实行仁政应该做到减免刑罚，减轻赋税，让百姓能够深耕细作，拔除秽草，然后让年轻人在闲暇的时候接受孝悌忠信的教化。将道德教化的对象确定为“壮者”，教化的时间定在“暇日”，明显可以看出“教民”是后于“养民”的。正如朱熹所言：“夫民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而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则人知爱亲敬长而代其劳，不使之负戴于道路矣。”（《四书章句集注》）孟子也充分认识到了物质对于百姓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孟子曾经强调百姓要有“恒产”，即有自己的生活来源。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孟子的思想里百姓的经济基础就高于道德的教化呢？

孟子曾經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仁的主要内容是侍奉父母，义的主要内容是顺从兄长。由此可见，在孟子的思想里，“仁”的根本仍然是百姓的道德所能达到的境界，而不是物质所达到的富足程度。魏义霞曾就孟子思想中经济措施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这样的阐述：

仁政的经济措施所满足的是人的物质和生理需求，并非最终目的，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是为了使之更易于听从王者的道义召唤。因此，孟子在讲经济措施和衣食住行时总是无一例外地让道德教化紧随其后……尽管孟子从人道主义出发呼吁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和生活需要：但是，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条件只是第一步，是基础甚至是手段，保证人民衣食无忧归根结底是为了便于王者推行礼乐教化和有助于百姓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孟子的这套做法与孔子呼吁对百姓先富之再教之的思路别无二致。（《王道与仁政：孟子政治哲学及其审思》，《东岳论丛》2012年第9期）

既然如此，为什么孟子在向梁惠王和齐宣王提挈要点的时候，对教化百姓只字未提呢？东汉赵岐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后注：“言百姓老稚温饱，礼仪修行，积之可以致王也。”将“礼仪修行”纳入其中，也即认为“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包括了对老百姓的道德教化，这样的理解是否恰当呢？从行文的逻辑来看，是不合理的。句中的“然”是“这样”，应仍是指“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所以这两句强调的仍是吃、穿，并不涉及“礼仪修行”。

笔者认为，孟子之所以在提挈要领时遗漏教化百姓的内容，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仁政”三步走战略的实施存在比重的权衡，这同时也表明了孟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孟子的思想被时人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即为不切实际的空谈。纷乱的战国时期，“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土地、人民、政事”是诸侯的三宝。各国君王关注的重点是本国如何得“利”。正因为如此，孟子在第一次见梁惠王时，梁惠王就直截了当地问孟子：“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梁惠王上》）此次见梁惠王，面对的问题也是“利”层面的“民不加多”。不单是梁惠王想得“利”，齐宣王也是如此。虽然在孟子询问他“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时，齐宣王只是“笑而不言”，但是孟子准确地把握了齐宣王的愿望是“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也即扩张国土，使秦楚等国都来朝贡，自己做天下的盟主，同时安抚齐国周围的落后外族。针对这样的现实，孟子的“王道”思想仍然遵循着保障生产，以增加人口;发展生产，以养育百姓;在此基础上，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逻辑。三个层面，从物质到精神，层层递进，为稳定社会和发展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就当时各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而言，教民要求过高，如果孟子在提要时将“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加入其中，君王对他的“王道”主张就更失去了践行的信心，即使孟子反复强调“王请勿疑！”（《孟子·梁惠王上》）也是毫无作用的。

相对来说，保民和养民却是当时部分君王励精图治就能达成的目标。只要解决了老百姓的衣食问题，在那个物质严重缺乏的年代，就足以让天下人都来归附，西伯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伯夷、姜太公避开纣王，听说西伯兴起，纷纷发出“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的呼声。西伯如何善于养老呢？

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孟子·尽心上》）

保证老百姓没有挨冻受饿的现象出现，西伯就赢得了仁人的主动倚靠。这是孟子总结出的一条君王称王天下的有益经验，也是较为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称王措施。从这个层面来看，孟子的思想不仅不“迂阔”，反而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务实性。但是，要想“得天下”，光解决百姓的衣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良好的道德教化，才能最终实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的理想追求。

总而言之，小结中只提“衣帛食肉”“不饥不寒”而未涉及道德教化，是孟子的有意回避，也是孟子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而做出的理性选择。